(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離散對個人和家庭帶來的衝擊，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最近跟幾個不同的移民家庭會面， 他們來自不同地方，過往在家鄉的生活也沒有太大問題，直至移民到英國，問題才逐一出現。 小小困難便不能面對？...
這一波移民潮和過往到世界各地旅居的港人的其中一大分別，是十分刻意強調自己來自香港的身份。而這一點，最少在歐美社會，又明顯是和從中國大陸出去的移民相對應。上篇提到離散港人在歐美遇到當地人用「nihao」來跟他們打招呼時會感到不舒服，反映的正是這種轉變。有些朋友甚至會刻意提醒對方自己來自香港，母語是廣東話，然後再教對方兩句廣東話的髒話來緩和氣氛。 香港的本土身份認同一直和中國大陸相對應。從《網中人》的阿燦到《表姐，妳好嘢！》中的表姐，香港認同一直建構在「和中國不一樣」的基礎上：香港是現代、聰明、勤奮；中國是落後、死板、懶惰。這個中港之別實際操作上當然一直有轉化，例如中國經濟發展起來後，對中國的負面刻板印象便從貧窮變成暴發戶；在八九民運中，中港差距則被演繹成「香港人是帶領中國走向自由的中國人」；到了近年，本土主義之下則有不少香港人索性宣告自己「不是中國人」。 不過，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過去港人到了歐美生活，又不會把界線分得那麼清楚。我懷疑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條界線在歐美社會的處境中本來就不是那麼明確。過去很多海外華人來自華南沿岸地區，到達歐美之前也很可能曾經在香港停留，無論生命軌跡到語言與飲食習慣都和港人很相似，港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感到很大必要為「海外港人」另樹旗幟。 政治影響力 二零一九年的抗爭浪潮，和隨後的港人移民潮，大幅改寫了港人離港後的身份認同。這一波的移民不少有極為鮮明的政治立場，不單止希望和中國政府劃清界線，也不希望被稱之為「中國人」。本來在日常的英語溝通當中，華人和中國人都會被簡單稱為 Chinese ，但許多港人明顯不接受這個混淆。有港人移民為子女填寫學校表格時，刻意不挑選表格上已有的...
我1949年出生，到2020年7月18日離開香港，自願流亡者，生活在香港71年。之前陳述唐先生與勞先生所談那個中國世界，我以前一直認為，除了從歷史和小説得悉，與我毫無關係。我們曾在2019年前這個借來的時間與空間中生活，對外面發生種種大事，譬如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共國三反五反，以及文化大革命，還有韓戰和越戰，都與我們似乎無關。 痛苦在於醒覺 一直以來，香港深受英國殖民地政府保護，我們經濟發達，又有自由與法治，可以為所欲為，此地就是個樂土。但是，這些東西都是借來，有借就有還，如今我們要償還。償還方法，就是清醒過來，發覺自己在香港多年，對於以往老師所講，尤其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我們仍處於相當幼稚與浪漫之心態，一直沉浸在大中華主義、民主救中華、「香港好則中國好」等思想，我們妄想應該利用香港的自由主義影響中國，故必須接受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鄧小平說五十年不變，其時我們覺得最重要，然而，五十年之後又當如何？我們當時認為，不是中共國影響香港，而是香港影響中共國。香港為中共國帶來自由、民主、法治，令中共國變成美國。在此前提下，我們接受《基本法》以及中共國施捨給我們之自由。最終，一切都是騙局。我們的痛苦，就在我們生活於虛假之中如此多年，而且，我們這群人，在世界上從未被人放過在眼中，無論是唐先生還是勞先生、英國人抑或中共國人，都不放我們在眼內，我們於政治上毫無意義。這是我最大感受。 我並非不參與政治，但比較低調，低調之中，我常與朋友分享以上見解。這些朋友，不少如今已身陷囹圄，不過未被判刑。 2014年雨傘運動，予我最大意義，就是否定勞先生所批判，香港年青人不關心香港政治這個斷言。今年同為台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十年，前者成功而後者失敗。七十九日雨傘運動是種很奇怪的現象，它是用借來的時間去實現某種烏托邦之存在。同時間，我們又知道，這個烏托邦將會迅速消失，注定失敗，彷彿不可扭轉的命運。因此，香港人在2014年時，就知道我們如同希臘悲劇般，命運絕不改變，無論是雨傘運動時和平反對，抑或2019年武力抗爭，做什麼也沒有用。中共國自始至終，正如勞先生所說，絕不會給予我們民主與自由。香港人其實很和平，要求很低，我們並非要求改革，更不是果真企圖革命，而只不過要求你答應給我們的選舉與制度，就要實現，結果你出爾反爾，一再欺騙我們。 1980年代，中共國相當貧窮，鄧小平知道要利用香港經濟，推動中共國經濟發展。發展之後，如今原形畢露，香港對中共國再無用處，反而還隱含上述顛覆其政權之虞，因此，香港不止再無用處，更不應再存在。因此，他們開始大力扼殺香港的思想、言論、出版、結社、新聞自由。我在2022年在香港出版《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一書，初版很快售罄，想再版，但某時《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相繼被政府查封，新聞和言論自由被扼殺，《我城》在港再版已經不可能，最終改為於台灣再出版。...
讀英國歷史，必然要了解各種移民（migrant）怎樣來到這個島嶼。羅馬人是移民，成就了羅馬英國（Roman Britian）。但在5世紀初，羅馬人離開了不列顛，傳統上被稱為「黑暗時代」。但其實在5世紀，盎格魯人（Angles）和撒克遜人（Saxons）從歐洲不同地區（現今的丹麥和德國）移民到不列顛並在那裡定居，建立了各種王國。他們將他們自己的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帶到了這個國家。 盎格魯人和撒克遜人信仰異教，不奉行基督教。若說那年代「黑暗」，那大概只是因為他們不以基督教為宗吧。但在公元597年，教宗派遣奧古斯丁（Augustine）作為傳教士前往不列顛。他與不列顛最有權勢的國王埃塞爾伯特（King Æthelberht）會面後，埃塞爾伯特也皈依基督教。 由掠奪到定居的維京人 還有不能不說的，當然就是維京人（Vikings）。我們把他們想像成北歐海盜，在長船（longship）穿著盔甲、頭盔上帶有角。不過，真相是他們的頭盔上從未帶有角，也不是所有來到不列顛的維京人都是來搶東西的。的確，最早來到不列顛的維京人是為了尋找寶藏和掠奪，他們襲擊了林迪斯法恩的修道院（Monastery of...
早陣子在社交媒體看到一則帖文，內容是有網友移民英國後的一些社會觀念有所改變，覺得自己以前想得不夠。結果文章一出，卻被其他網友批評說他已被當地的「錯誤」社會期望所「污染」。從這案例看移民社群中常常出現的「入鄉隨俗」相對「文化承傳」的爭議，帶來了一個重要的自省機會。 事緣該帖文的作者有一位同樣移民到英國生活的女性朋友，她在一所本地人為主的企業工作，有次遇到一位剛剛生完孩子的同事回來上班，女友人隨口說了一句「你生完孩子後身材恢復得真好」，結果卻得罪了這位同事。隔日，女友人收到人事管理部門通知，警告她不得談論同事體型。帖文作者說，以前在香港都沒有想過，原來讚美一名孕婦生產後「身材恢復得真好」是有問題的；但思前想後，這樣的讚美背後已暗示了身材有好壞之分，而讚美也是評論的一種，即使出於好意但在職場也是應該避免的，認為自己上了一課。 帖文出來後，其他網友在下面議論紛紛。其中不少網友認為歐美社會「左膠」橫行，事事講求「政治正確」，弄得連說句話也要「自我審查」。那位同事感到冒犯，明明只不過是自己過份敏感而已，還要驚動到人事管理部門，根本是小題大做。這些網友認為帖文作者反過來認同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是移民後被「左膠」思想所「荼毒」了。 無時無刻的價值判斷 我們常說移民後應該「入鄉隨俗」，也就是要和當地社會融合。本欄以前已經提過，百分之百的融入在今天的移民研究眼中已無法期望，其一是當地社會不一定歡迎外來人口的融入，其二是甚麼才是社會主流也難以說清。那麼在融合和不融合之間，就有很多的灰色地帶，有時我們不會想得太多，但有時又會帶來很多爭議。 舉個例，乘搭捷運使用扶手電梯的時候，應該兩人各站一邊還是只站一邊留空另一邊呢？不同社會有不同的習慣。在香港，人少的時候會只站一邊，但人多的時候也會兩邊都站；在台灣，我卻發現大家是近乎宗教信仰地只站一邊，就算後面的隊伍排得很長也堅持留空另一邊。我來到台灣，見到台灣人這麼做，當然也是照做。看起來，就是使用方式不同而已，沒甚麼好爭論。但再想一下，這其實也是一種價值判斷：兩邊都站是較有效率，代表總體利益優先，轉個頭來是假設每個人都重要；只站一邊是犧牲多數人，讓少數人可以更快，轉個頭來是接受自己在當下不一定最重要。 要說扶手電梯的例子，是要說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無時無刻都存在價值判斷，雖然我們不一定自覺。身為移民，在新的社會當中無時無刻都在新的價值判斷環境下生活，絕大多數時間都會自動接受，只會在少數時候多加留意甚至掙扎，而這些事情往往都和身份認同相關，也就是「碰到底線」。...
很多研究發現，孩子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見到自己的父母開開心心地生活，他們才會放心，往外發展自己。 無論孩子多大，這個心願一直沒有改變。慧敏、慧詩兩姊妹帶著父母移民到英國。在香港的時候，他們的關係一直也不錯，兩姊妹也有自己的事業，各自有自己的居所，每星期也回父母家一起吃晚飯。 當慧敏決定離開香港，慧詩及父母也決定一起離開，並同意到埗後先一起居住。慧敏也很順利從香港的公司，轉到英國分公司，所以一到埗她便開始工作，而日常生活的事情，便交由慧詩及父母處理。來跟我會面的只有兩姊妹，慧詩先道：「我覺得跟父母一起住，很辛苦，常常覺得沒有辦法呼吸。我在香港一個人住，現在卻沒有這個空間。」慧敏亦附和：「我沒有想到一家人再次一起生活會是一個問題。我跟妹妹已盡量做到最好，但媽媽還是不滿意，每次有一點點不順意，他們便嚷着要返香港。我要適應這邊的工作文化，又不知怎樣減輕妹妹的負擔。」難以接受父母的另一面兩姊妹不斷大吐苦水，慧詩說：「其實我也不怕辛苦，但就是受不了媽媽的負面情緒，爸爸最愛批評，又說英國比不上香港，常問為甚麼要過來，又抱怨說甚麼也做不到。我們一心想帶他們過來，是希望他們可以安享晚年，如果只有他們留在香港，我們更不放心。」跟很多香港人一樣，不放心父母自己留港，更希望盡力做好，讓父母有一個安穩的生活。但移民的過程確是需要很多的調整，包括家庭關係、各人的家庭崗位及責任。 父母年紀大，適應力當然比不上年青人，對於他們時常放負、不停批評，也是他們心感不安的表達方式。作為子女，當然希望父母能正面並開心地接受這改變，但活了多年的老人家又怎會這樣有彈性呢？孝順的子女也怕自己做得不夠好，只有以父母的情緒反應來作為自己有沒有盡到責任的指標。愈想做得好，愈心急要看到父母正面的回應，結果雙方也變得更大壓力。慧詩說：「我以前也不覺得媽媽是一個負面的人，但這次的相處，更讓我看到父母的不完美，又不能捱苦。我好像很難接受他們是這樣的人。」慧敏指：「我最看不過眼爸爸對別人非常不友善，很沒有禮貌，這些我在香港沒有察覺到。」估不到這次移民卻令大家看到父母的另一面，也讓兩姊妹更擔心不知怎樣處理。她們異口同聲說，最受不了父母目無表情、悶悶不樂的樣子，好像是受害者模樣，更動搖她們當初一起移民是否正確的決定。 慧詩道出兩難：「留他們在香港更加擔心。 他們沒有能力照顧自己，事事也依賴我們兩姊妹，走又難留更難。」最終她們還是選擇帶父母一起過來生活。子女的改變我們一起商量有甚麼實際的事務可以先處理，讓父母生活上比較方便及舒適。 先製定一個每天的日程表，然後跟父母商量是否可行，實行時也可作適量的修改。日程中，也要預留時間讓他們知道女兒也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隨傳隨到」，讓他們也學懂如何跟成年子女生活。香港人的高效率可能要先收起，父母一開口，女兒便自動地處理，這樣不但令父母不知道萬事都有一個過程，更讓他們習慣了「一叫就有」，只要一次做不來，便是成年子女的問題。慧敏的心願是希望父母能改變，學習欣賞及感恩。不過慧詩提醒：「姐姐，我不相信他們會在短時間改變，要改變的是我們。我們只要盡力而為便足夠了。...
路易士老師真要讚讚自己勤力。別人經過塑像，總是會「掂行掂過」。我則總是會走上前，拿出手機拍一張照。我知道，這又會是一段可以學習的歷史。 有次探朋友經過滑鐵盧車站（London Waterloo Station），人有三急，尋找洗手間期間，發現有一座獻給「疾風世代」的紀念雕塑。「疾風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原來是指1948年至1971年間從大英帝國殖民地加勒比海附近島嶼（主要來自牙買加），移居英國本土的一群人及其後代的稱號。 這座雕像於2022年6月22日（被稱為「疾風日」）在車站主入口後方的大廳揭幕。我們看到一對加勒比男女和一名孩子，穿著他們的“Sunday best”（即最好的服裝），站在多個脹鼓鼓但破損的行李箱上。他們堅定地站在一起，展現他們抵達英國開始新生活時的希望和願望。...
繼年初有不少移台港人成為台灣總統和立法院選舉的首投族後，大批移英港人也在本月初首次有機會在英國國會選舉中投票。對民主制度的追求是這一波移民潮的主要原因，能在當地最高層級的選舉中投票，這機會固然格外讓人珍惜，然而民主制度從來不止於選舉，更在於選舉後對政治人物言行的監察。 回想香港過去的選舉，即使是曾經比較有競爭的那段日子，選民其實也十分理解選出來的代表不會決定政府施政方針，甚至連阻擋不受歡迎的決策也辦不到，極其量只是有多一點的機會去問問題，和有一個公眾會注意得到的平台表達不滿而已。而當執政者連諮詢的戲也懶得演下去後，選舉的價值也隨之改變。我們不難發現公開選舉，特別是立法會選舉，有段時間變得越來越激進化：反正再多的理性問政也不能執政，倒不如直接在議事廳內「掟蕉」和挑起衝突，最少可以洩憤。當市民有這樣的需求，政治人物也就照辦。 但在全面民主化的社會當中，情況卻有點不同，投票不能只為洩憤，因為多數的選擇真的會帶來後果。例如當年英國的脫歐公投，不少人投票脫歐卻不是真的想脫歐，只不過想表達不滿；結果公投卻真的通過了，脫歐的後果也就要全民承擔。「投票有後果」這句話聽起來有點理所當然，但對港人移民來說，恐怕還真的是一件新鮮的事情。 為甚麼會投票害自己 在台灣，我見過因為不滿中國政治而移民的港人說要投票給親中政黨；在英國，我見過還未拿到英國公民身分的港人移民說要投票給反移民的政黨。我總是很好奇，他們是如何做出這些看起來明顯違反他們基本價值或利益的選擇？換個說法：為甚麼他們會「投票害自己」？...
(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離散對個人和家庭帶來的衝擊，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思前想後，Agnes 跟 Ken 帶著6歲的女兒到台灣生活。因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