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與友誼的內在關聯 在理解了幸福和友誼各自的本質之後，我們需要探討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繫。亞里士多德明確提出了一個問題：幸福的人是否需要朋友？這個問題的答案對於理解幸福的完整圖景至關重要。 有人認為，既然幸福的人是自足的，他們就不需要朋友，因為他們已經擁有了善的事物。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詩句也表達了這種觀點：「當命運對我們微笑時，何需朋友？」然而，亞里士多德認為這個結論是荒謬的：「如果我們將所有善歸於幸福的人，卻不給他朋友，這看起來很奇怪，因為朋友被認為是最大的外在善。」 「將完全幸福的人表現為孤獨者是荒謬的，因為沒有人會選擇獨自擁有世界上所有的善，因為人是社會性動物，天性就是要與他人一起生活。」這個論證揭示了自足概念的微妙之處。自足並不意味著完全的獨立或孤立。相反，它包括了與父母、子女、朋友和同胞公民的關係，因為人天性上是社會性動物（zoon politikon）。 亞里士多德進一步論證：「善的朋友本質上對善人來說是可欲的。因為自然之善對善人來說本身是善和愉快的。」、「既然善人對朋友的感覺就像對自己的感覺一樣，因為朋友是另一個自己——如果所有這些都是真的，那麼對一個人來說，朋友的存在就像自己的存在一樣可欲，或幾乎一樣可欲。」 使自己的存在可欲的是對自己善的意識，而這種意識本身是愉快的。因此，一個人應該同樣意識到朋友的存在。亞里士多德指出：「這可以通過共同生活和交談、分享想法來實現——因為這似乎是共同生活在人類意義上的含義，而不是像牛一樣在同一片田野裡吃草。」這裡亞里士多德特別強調，人的共同生活不同於動物。人的共同生活涉及思想和言語的交流，涉及意義和價值的分享。...
(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歡迎各方讀者投稿。) 2025年12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頒下了一份長達855頁的判詞。三名由行政長官欽點的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李運騰及李素蘭——裁定黎智英「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串謀刊印煽動性刊物」共三項罪名全部成立。法官在判詞中指，黎智英「自成年以來一直懷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怨恨與仇恨」，其「唯一意圖」乃「尋求中國共產黨的覆滅」，法庭並用上比喻：黎智英的行為「類似於一名美國公民，以幫助加州為藉口，向俄羅斯求助以推翻美國政府」。 這段判詞值得逐字細讀。它把一個人數十年來在報章專欄、公開演講和國際場合所表達的政治觀點，重新界定為刑事罪行。判詞的語言與其說是法律推理，不如說是一套敘事策略：先把被告的動機歸結為「仇恨」，再把他的行為界定為「勾結」，然後把他所訴求的言論自由與選舉民主悄然轉譯為「外國勢力干預」。整個過程乾淨俐落，沒有血跡。...
（筆者按：我在2023年初在綠豆《鏡遊集》刊出第一封給年老明慧的信，差不多要三年才完成二十封信，最後結集成書，今年二月台北國際書展面世。這篇短文是我一些反省，也在此感謝綠豆給我空間發表我的文章。） 一九七七年我和周兆祥合寫《將上下而求索》，那時我二十八歲，剛從中大哲學系畢業不久，正準備赴德國攻讀博士。我們虛構了一個叫明慧的年輕人，把自己對人生的困惑與思索寫成二十封信。那本書後來成為香港高中的參考讀物，陪伴了幾代年輕人走過迷惘的歲月。 近半世紀過去，我在英國聖奧本斯的書房裡再次提筆。窗外是異鄉的樹林，不是馬料水的山色。我已過七十，父母早逝，師長凋零，連我深愛的城市也面目全非。這一次，我要寫給年老的明慧——也就是寫給同樣走到人生晚年的讀者，寫給我自己。 書名從屈原換成了晏殊。「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少年的壯志，前路無盡，時間充裕，什麼都可以慢慢來。「夕陽西下幾時回」卻是暮年的喟嘆，日頭已斜，問的不是路有多遠，而是天黑之後還有沒有明天。 兩本書的距離不只是五十年 當年寫《將上下而求索》，我談人生處境、痛苦幸福、生命意義、愛情本質、自由超越，題目很大，口氣也大。那時候我相信人可以選擇面對命運的態度，可以在荒謬的宇宙中自我賦義。存在主義的教科書都是這樣說的，我也這樣轉述給明慧聽。 但那些話說得輕巧，因為我還年輕。死亡對二十多歲的人而言是抽象的概念，是哲學課堂上的議題，不是每天早上照鏡子時逼視你的現實。我父親五十四歲死於車禍，我當年以為那是意外，是命運的捉弄。現在我比他活得更長，才明白死亡從來不是意外，而是必然。差別只在於你什麼時候真正意識到它。...
《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 狄俄提瑪的教導：愛欲的哲學本質 狄俄提瑪（Diotima）的教導構成了《會飲篇》的哲學核心。她系統地回答了關於愛欲的三個根本問題：愛欲是什麼？愛欲的目的是什麼？如何正確地愛？這些教導展現了柏拉圖（Plato）成熟期的哲學思想，特別是他的形式理論的萌芽。 愛的精靈本質 當蘇格拉底（Socrates）承認愛既不美也不善時，他像阿伽通（Agathon）一樣立即推論說愛欲必定是醜陋和邪惡的。狄俄提瑪糾正了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她指出，在美與醜、善與惡之間存在著中間狀態。愛正是這樣一種中介性的存在。 狄俄提瑪講述了愛神厄洛斯（Eros）誕生的神話。在阿芙洛狄忒（Aphrodite）誕生的慶典上，機巧之神波洛斯（Poros，即「富足」）和貧困女神佩尼亞（Penia）躺在一起，生下了厄洛斯。因此，愛繼承了雙親的特性：他始終貧困、粗糙、赤腳，居無定所；但同時他又勇敢、機智，不斷追求智慧和美好事物。 這個神話揭示了愛的辯證本質。愛永遠處於擁有與匱乏之間。他不是神（因為神是完滿的），也不是凡人（因為他永恆存在），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精靈（daimon）。同樣，他處於智慧與無知之間：這正是哲學家的處境。...
《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經典02 文本自 Symposium / Plato《與人文對話 - 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第一版，2011，頁105-158導論：柏拉圖其人其學柏拉圖的生平與時代柏拉圖...
《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 佩涅洛佩的堅守——智慧與忠誠的化身 困境中的抵抗 在《奧德賽》（Odyssey）的敘事中，佩涅洛佩（Penelope）大部分時間沒有出現在冒險的場景中，但她是整個故事的精神核心。她的處境極其艱難：作為奧德修斯（Odysseus）的妻子，她必須保持對丈夫的忠誠；作為伊薩卡（Ithaca）的王后，她需要維持某種政治平衡；作為母親，她要保護兒子不受傷害。這三重身份使她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一百零八位求婚者的壓力日益增大。他們霸佔王宮、揮霍財產、威脅兒子特勒馬科斯（Telemachus）的生命。佩涅洛佩沒有軍隊、沒有武力，在古希臘社會中作為女性也缺乏公共權力。然而她用自己的方式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抵抗，展現出不亞於丈夫的智慧和堅韌。 最著名的是織布的詭計。她告訴求婚者，必須等她為奧德修斯的父親拉厄爾特斯 （Laertes）織完壽衣，才會選擇新的丈夫。然而她白天織布，夜晚又偷偷拆掉，如此持續了三年，直到被侍女出賣。這個情節充滿深刻的象徵意義。編織在古希臘文化中是典型的女性活動，象徵著女性的智慧和美德。但佩涅洛佩的編織卻具有顛覆性——她不是在創造，而是在拖延；不是在完成，而是在拆解。她的織布機成為了抵抗的工具，她用女性的傳統技藝來對抗男性的求婚壓力。這種巧妙的抵抗方式展現了她與丈夫奧德修斯相似的智慧——不是正面對抗無法戰勝的力量，而是使用計謀來爭取時間。...
《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經典01 文本自Odyssey/Homer《與人文對話 - 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 第一版，2011，頁7 － 104。荷馬...
2020年7月，《香港國安法》正式實施。同年夏天，我離開了生活超過半世紀的香港，流亡至英國。從此，我成為了一個流亡知識人、香港遺民、沒有家園的哲學人。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服務二十多年，其中1998年至2012年擔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退休後仍以兼任教授身份繼續任教「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這兩門基礎課程。2012年正是這兩門課程正式成為中大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的一年，每一位本科生，不分學系，必須修讀合格方能畢業。儘管我已退休，我仍然有幸參與這些課程的教學工作。即使2020年離開香港後，疫情期間透過網絡授課，我依然能夠與中大學生保持這份教學的連結，直至疫情結束、網絡授課停止，我在中大的教學生涯才完全終止。 然而，好景不常。這兩門強調人文精神、研讀經典、自由開放對話的課程，在一個沒有真正學術自由的大學裡，終究無法繼續存在。當大學教育被要求承載國安和愛國教育的任務時，中大通識教育的理想便再不可能實現。據我所知，中大通識教育現正進行課程大改革，這兩門基礎課程面臨重大修改，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將不再如舊。 作為退休的前中大通識教育主任，面對這場政治主導的教育改革，我當然無能為力。但我多次在不同著述中強調，保留香港淪亡前的文化，是流亡知識人的責任之一。因為疫情期間的教學留有錄影紀錄，我決定以此為本，將我在「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的授課內容，整理撰寫成文章。 這兩門課程設計的精髓，並非文本導讀講座——那不過每週一小時——而是同學的導修課，每週兩小時。在導修課上，同學們提交文本報告，進行對話討論，這才是通識教育的核心所在。可惜這些珍貴的對話時刻，無法完整記錄在文章之中。 以下系列文章，以「重讀經典」為題，講述兩門課程所研習的經典文本，讓中大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的精神不會因即將來臨的改革而湮沒。這不僅是一份教學紀錄，更是一份歷史見證，見證曾經有一群教育工作者，在這片土地上，為培養能夠獨立思考的年輕人而努力過。 流亡者的責任...
（作者按 ：《夕陽西下幾時回：給年老明慧的二十封信》構思開始於2017年，香港仍在「太平盛世」年代。我想退休之後，是回應《將上下而求索》的時候了。但真正執筆是2020年之後，幾經波折，至今才完成。 《鏡遊集》讀者不一定看過這本半世紀前的小書，是以將實體書《給年老明慧的二十封信》剛寫好的序和一封長信刊出，讓大家有比較全面的了解。實體書希望明年中在台灣出版。） 序 在時代裂縫中尋回人之為人 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遇見「明慧」，那時我們都年輕、倉皇，對世界充滿饑渴卻又不知如何張口；半世紀後，我遠走英倫，她依舊在風雨飄搖的香港守望。我們以書信重新搭起一座橋 ── 二十封長短不一的信札，鋪展成今日你手中的《夕陽西下幾時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