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眾的焦點仍聚集於「立場案」的判決和量刑時[1]，大約同時間一宗人身保護令的判決似乎遭到忽略，但這宗案件對香港的司法獨立和法治的影響，絕不下於立場案。[2] 2021年7月1日晚上，銅鑼灣崇光百貨公司外，一名男子突然持刀從後襲擊一名當值警員，令該名警員身體嚴重受傷。該名男子隨即以刀刺向自己心臓自殺，送院後證實不治。警方其後將事件定性為孤狼式恐怖襲擊，並警告其後往現場獻花的市民可能觸犯煽動恐怖主義罪。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在事件後通過動議，表揚支持七一刺警案疑兇。雖然他們隨後收回議案並向公眾道歉，但時任主席張敬生等四人仍遭檢控一項《國安法》下的宣揚恐怖主義罪，及一項《侵害人身罪條例》下的煽惑他人有意圖傷人的交替控罪。他們後來承認交替控罪，被判囚兩年，2024年九月中獲上訴庭減刑至15個月[3]。 隨後張敬生稱他因為在獄中行為良好，按他被判刑時的《監獄規例》，應該獲得三分之一刑期扣減，可即時獲得釋放，但懲教署繼續羈留他。他遂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要求即時獲釋。懲教署署長其後根據新修訂的《監獄規例》作出決定，不信納張敬生獲假釋後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法院最終駁回人身保護令的申請。 案中的關鍵問題是在張敬生服刑期間，政府修訂了《監獄規例》，令到某些罪行會有不獲假釋的假定，並註明該修訂具追溯效力。新的修訂是否適用於這個案？這本來可以只是一個法律解釋的問題，但隨後的發展令案件變成一個法治和司法獨立的問題。 《監獄規例》的修訂具追溯效力 在文明社會，刑事罪行一般不會有追溯效力，這是要保障市民不會因今天法律的修改，令昨天原來合法的行為在今天變為不合法而受到法律的懲罰。同樣地，一名被告在昨天所觸犯的罪行，不會因為法律在今天加重了該罪行的刑罰而被判更重的刑罰。這原則受到《人權法案》的保障。...

英國倫敦警方日前以《國家安全法》下的「協助外國情報機關」及「外國干預」罪起訴三名男子，案件早前於西敏裁判法院提堂。據控罪顯示，三人涉嫌同意並執行可能為外國情報部門提供實質協助的資訊搜集、監視、及欺詐等行為，而案件涉及的情報機關來自香港。有關案件的新聞報道甫出，旋即引起各界關注。值得討論的，除了是港人在外地的人身安全，還有「國安法」這一回事。英國《國家安全法》於2023年7月經上、下議院批准並通過，亦是英國首次將「外國干預」列為刑事罪行。條例賦予執法機關更多的執法權力，例如允許警察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進行搜查。內政部發言人稱，只有在緊急行動的極端情況下，警察才可以使用這項權力。「外國干預」及「協助外國情報機關」罪行不是英國獨有的國安法罪行，香港早前通過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基本法》第23條）亦有同樣罪行。或許我們可以從聯合國人權專家對香港23條立法的批評，一窺在國際人權標準下，影響深遠並且與國安家全相關的法例應符合什麼原則。香港的23條立法聯合國人權專家早前發出聯署信件，批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有嚴重的侵害人權風險，並對港府無視專家一直提出的建議表示失望，建議全面檢討條文。在長達18頁的函件中，人權專家根據國際人權標準，對《條例》內容逐一詳細分析。一開首，他們便表明不相信《條例》人權保障的條文有效。人權事務委員會在2022年審議香港情況時，指《國安法》凌駕於其他法例，因而使人權公約的保障無效。專家因而認為，在國安法律下，香港的人權憲制保障遭減損，預警當《條例》的執行或解釋和人權原則有衝突時，將和《國安法》一樣凌駕於人權保障之上。專家亦列舉《條例》多項含糊空泛的定義，警告缺乏確定性的法例，不單違反人權公約的規定，尤其在缺乏有效人權保障和制衡機制下，很可能發生任意和歧視性執法，對各種本應受保障的權利均有重大和不當的限制。例如，《條例》訂明「國家安全」的涵義，但盡是空洞和可爭議的概念，例如「人民福祉」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然而，該虛無又主觀的涵義適用於所有提述國家安全的法例，亦是多項控罪、拘留、監禁、政府權力和非常程序的關鍵元素。誰是「境外勢力」？「境外勢力」的涵義同樣適用於多項條文，例如作為境外干預罪的控罪元素，但其涵義廣泛亦欠明確，例如何謂追求政治目的之組織。在此含糊的定義下，聯合國符合「境外勢力」下「國際組織」的定義，因此公民團體參與聯合國的任何機制，有可能被認定為配合境外勢力。再加上「使用不當手段」的定義同樣不清晰，例如揭露人權侵害事件可能被指損害某人名譽，構成不當手段，因而面臨刑事檢控和不合理的刑罰。尤其是此罪行毋須證明被告有意圖危害國家安全。專家指出，中國本來就是聯合國的成員國之一，持續參與聯合國人權機制及當中的決策過程，將公民團體與聯合國的合作刑事化，有違中國一貫參與聯合國事務的做法和其國際法責任。他們同時就《條例》設立的罪行逐項審視，指出罪行有可能違反國際法的合法性原則，而且侵害免受任意拘留的自由，以及意見和表達自由、和平集會自由、結社和參與公共事務等的權利。專家檢視《條例》下的政府權力和非常程序，提出多項關注，包括延長被捕拘留期限及限制延聘法律代表、刑罰不必要和不符比例，以及域外法權使海外的香港居民丶社運人士及人權衛士面對更高的跨國鎮壓風險等。專家強調，函件尚未包含他們對《條例》的人權缺失的所有觀察；他們信納《條例》不必要地及任意地限制意見、表達、和平集會、結社、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由，以及公平審訊、享有人身自由的權利，不符適用於香港的人權責任。他們提醒我們，過於空泛的維護國家安全法例和措施，會對公民社會和行使權利造成寒蟬效應。自主、蓬勃的公民社會，是促進人權保障和可持續發展的根基。市民自由表達意見、參與公共事務，更是民主社會的基石。反之，當市民認為政權可隨意解釋和執行法律，制衡和人權保障均失效時，理所當然會導致對有關法例和措施的正當性的質疑，繼而破壞市民對法律的尊重和守法意識。正當的反恐、維護國安措施，大多有賴人民的配合和支持；欠缺合法性的國安法例和執行，則恐怕只會帶來反效果。例如英國的《國家安全法》在人權、警權的問題上並非毫無爭議，但至少在「香港駐倫敦經貿辦官員涉間諜案」上，我們可以看到英國政府以國安法打擊威權政府意圖進行「跨境鎮壓」的行為，令流亡人士及身居異鄉的人可在英國行使權利和自由而毋須擔驚受怕。 參考資料：函件於 3 月 22 日發出，並按機制在聯合國網頁公開。函件連結：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8893六位人權專家：Irene Khan: 意見和表達自由權特別報告員Fari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