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香港國安法》正式實施。同年夏天，我離開了生活超過半世紀的香港，流亡至英國。從此，我成為了一個流亡知識人、香港遺民、沒有家園的哲學人。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服務二十多年，其中1998年至2012年擔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退休後仍以兼任教授身份繼續任教「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這兩門基礎課程。2012年正是這兩門課程正式成為中大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的一年，每一位本科生，不分學系，必須修讀合格方能畢業。儘管我已退休，我仍然有幸參與這些課程的教學工作。即使2020年離開香港後，疫情期間透過網絡授課，我依然能夠與中大學生保持這份教學的連結，直至疫情結束、網絡授課停止，我在中大的教學生涯才完全終止。 然而，好景不常。這兩門強調人文精神、研讀經典、自由開放對話的課程，在一個沒有真正學術自由的大學裡，終究無法繼續存在。當大學教育被要求承載國安和愛國教育的任務時，中大通識教育的理想便再不可能實現。據我所知，中大通識教育現正進行課程大改革，這兩門基礎課程面臨重大修改，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將不再如舊。 作為退休的前中大通識教育主任，面對這場政治主導的教育改革，我當然無能為力。但我多次在不同著述中強調，保留香港淪亡前的文化，是流亡知識人的責任之一。因為疫情期間的教學留有錄影紀錄，我決定以此為本，將我在「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的授課內容，整理撰寫成文章。 這兩門課程設計的精髓，並非文本導讀講座——那不過每週一小時——而是同學的導修課，每週兩小時。在導修課上，同學們提交文本報告，進行對話討論，這才是通識教育的核心所在。可惜這些珍貴的對話時刻，無法完整記錄在文章之中。 以下系列文章，以「重讀經典」為題，講述兩門課程所研習的經典文本，讓中大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的精神不會因即將來臨的改革而湮沒。這不僅是一份教學紀錄，更是一份歷史見證，見證曾經有一群教育工作者，在這片土地上，為培養能夠獨立思考的年輕人而努力過。 流亡者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