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人類世界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和諧與完美。正如佛家所說，人和其餘一切有情眾生，不過是五蘊、十八界、十二因緣偶爾聚合結成，生死煩惱墮落沉淪等「苦」，亦由是積集，人間之苦根本不可免。因為苦與人間同起共滅，甚至可理解為人間即苦，苦即人間。 相對於宗教家，思想家及科學家（尤其後者），則認為人類本性可憑藉人類自身力量改變，如理性、道德、政治制度、科學發展等加以矯正。只要創造正確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人類完美性（Human Perfectibility）有望成真。 正如上述，每個人都希冀更美好的世界出現，無論從宗教、哲學、科學角度切入，以追求人類完美性，這種夢想，曼努埃爾（Fritzie P. Manuel）稱為烏托邦傾向（Utopian Propensity）。何謂烏托邦傾向？一言以蔽之，即每個人都會有「明天會更好」那種正向潛意識，對於未來憧憬、希望、幻想、渴求，如披頭四的歌，《­­想像》（Imagine）。譬如各位大抵會認為，自己可透過完成大學學位改變現狀，有更好的前途，這就是烏托邦傾向。當然，凡事總有例外，必定有人不具備烏托邦傾向，而我們通常會用「悲觀」來形容這類人，不過大部分人通常「樂觀」，儘管這種樂觀多少含有幻想在內。...

作者按： （此篇原是2024年4月29日於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演講，由鄭栢芳同學筆錄編寫，經我修訂而成。這也是長文，分四篇刊出。） 我們永遠覺得明天會更好，相信大部分人都認為，或最起碼，希望社會越來越美好，烏托邦（Utopia）正是由這種希望而來。 八九六四之後，香港人大概有兩個「夢」：「民主中國夢」和「香港榮光夢」，以及大陸宣傳的「中國共產夢」。 此篇就是與大家分享我對烏托邦的想法。 四年前，我從香港移居英國，既非移民，亦非旅遊，而是流亡。離港時，我已下定決心，若此地不變，我絕不回去。絕不回去之理由，在於我的「烏托邦」夢已然夢醒。 Imagine...

儘管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就年老問題對過去哲學家理論有不少批判，且其態度相反於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較傾向悲觀，但相當奇怪，她的結論卻似乎與西塞羅差不多：「若不想老年純是拙劣模仿過去生活，唯有繼續追尋目標，以賦予自身存在意義一途。無論該目標屬個人抑或群體、奉獻自身才智抑或想像力、凝注於社會抑或政治。」 她認為老人不應放棄工作，且仍對這個世界著迷與好奇（如同尚未入世的孩童般），並繼續盡一己所能關懷社會，如此就會有良好的老年。因此，她的答案，依然是西塞羅式的。 當然，這個答案仍有下半段，她馬上補充道：「此等可能性，僅屬於個別特權人士。」換言之，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單純聽從兩三個有一定社會地位者的敘事，因為他們大抵不能慮及貧苦大眾的處境，並觸及問題所在，甚至不知道自身說法正是問題所在。...

哲學必須開始正視年老問題，因為死不去，導致死亡問題彷彿頗遙遠，而年老問題卻變得極逼切。直到20世紀，西方真正處理過年老哲學問題的書籍，僅止兩部：一部是古羅馬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所著《論老年》（Cato maior de senectute，44...

既然我們要以知識層面理解希望及烏托邦，將哲學導入希望，則我們首先需要知道，哲學與希望關係是什麼。正如上述，過去不少哲學家認為「世界為一已完成的封閉實體」，故他們始終以被動沉思而非主動行動的態度，來理解希望，導致理解無法突破既有框架。 布洛赫指出，哲學（philosophy）這個概念本身，已經揭示這些哲學家思想方向有誤。眾所周知，「philosophy」希臘文是「Φιλοσοφία」，「φίλος」（philo）是「愛」（love），「σοφία」（sophia）是「智慧」（wisdom），故「哲學」原意為「愛智慧」。觀此原意，則可知哲學絕不是智慧，而是追求智慧。是以「愛」是種欲望，所以有欲望，實由於尚未得到或達成。因此，愛智慧便是尚未得到智慧，把握智慧，故追求。基於此前提，則哲學不可能是將「視世界為已完成的封閉實體」作思考基礎，此即這些哲學家思考方向所以有誤之由。 愛欲與希望 根據古希臘神話所言，人與神之間最大分別，就在於後者不朽。但柏拉圖卻將此說法扭轉，他說人有一部分可以不朽，就是靈魂，此即靈魂不朽論（immortality of the soul）。何以人類靈魂不朽？因靈魂具備自我昇華能力，可憑藉理性，提高到理念（eidos）層面，而追求如此境界的欲望，就是理性推動力所在。理性使人類一步步昇華，最終擺脫肉體束縛，化為完全精神之存在。凡此，皆由於欲望。...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是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人文詮釋者代表人物，生於德國的猶太人。其思想固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希望藉此解決人類問題，但他亦非單純共產主義者。二戰後，他流亡東德，長住該地，任教於萊比錫大學（Universität Leipzig），為哲學教授；直到一九六一年始返西德，復為圖賓根大學（Universität Tübingen）名譽教授。 在二十一世紀共產主義似乎已徹底失敗，談論及相信共產主義者日少，甚至仍然以共產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亦完全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極權式資本主義；但儘管如此，馬克思主義背後理想，卻仍相當重要。馬克思主義批評資產階級出現，造成種種問題諸如壓逼、剝削、異化（alienation）。在此情形下，無產階級沒法盡其天性，更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由此觀之，馬克思主義可謂人本主義，他極為重視人類尊嚴，在其思想中，人類最重要。可惜，自馬克思主義變成列寧主義起，經歷史太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乃至於如今習近平思想，以人為本此關鍵已然喪失，所有人的生命及人生，均由國家實施極權統治以牢牢宰制。 烏托邦不會被取代針對如此馬克斯主義脫離馬克思原意的現象，布洛赫主張，應將馬克思主義拉回正軌，重振其以人為本之關鍵部分，但他絕非天真而簡單的馬克思主義者。首先，他深知隨二戰結束，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加上自由主義盛行，世俗化益甚，以及大家對馬克思主義本身蘊含極權主義種子所作種種批判，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烏托邦思想已逐漸煙銷雲散。 大家都不再相信人類有能力建立烏托邦，所以都不再討論相關主題，認為毫無意義，白費心機。甚至乎，早在二十世紀初，已然出現反烏托邦思想（Dystopia），此派人不止認為烏托邦毫無意義，且大力批判烏托邦為人類帶來更大災難。然而，相當弔詭之處，在於人類一方面努力忘記烏托邦，另一方面仍孜孜建立烏托邦。試問，如今大家都在努力追求自由、民主、和平、公義、公益、開放、多元的社會，此社會不正是烏托邦嗎？如果我們認為，社會應該具備上述條件，這個「應該」，不正是理想及烏托邦嗎？試問，反烏托邦者，他們可有想過，有何方案可代替烏托邦？ 與放棄烏托邦思想或反烏托邦者不同，布洛赫仍堅持烏托邦，但他是位非一般的烏托邦支持者。儘管二千年來，烏托邦似乎不可實現，但他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重新探討，認為烏托邦並不會被取代，因為無論人類遭受多少苦難與恐怖，仍不會失去希望，希望內在於所有人，只要我們不滿現狀，希望將來有所改變，它就會成為一股力量，推動我們朝理想前進，而希望正是烏托邦的根本。換言之，烏托邦思想正如同康德式道德，亦內在於人類，不可能消失，雖然它如今似乎一時沉寂。以此為基礎，踏入廿一世紀，我們應重新理解希望。 主動過活以上主張，皆於其最重要著作《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希臘神話中的泰坦神普羅米修斯（Promētheús）是人類的始祖。眾神居住於奧林匹斯山上，盡情享受，而山下的人類卻如野獸般生活。惟普羅米修斯憐憫人類，將火從天上帶到人間，讓人類免於茹毛飲血和寒冷的侵襲。正因為有了火，人類文明才得以開始。然而，這位帶來幸福的普羅米修斯卻觸怒了宙斯（Zeus），因此受到重罰，被囚禁於高加索山上，日夜遭受鷹啄食肝臟之苦。 同時，人類也遭受了懲罰。宙斯「賜予」人類第一位女性，即第一美女潘朵拉（Pandora）。潘朵拉嫁給了普羅米修斯的弟弟艾匹米修斯（Epimetheus）。普羅米修斯在希臘文中意指「先見之明」，而艾匹米修斯則意指「後見之明」，因此後者以愚笨著稱。普羅米修斯曾警告弟弟，切勿接受神明所賜的任何禮物，但艾匹米修斯不聽兄長的話，接受了第一份贈禮——潘朵拉。 潘朵拉在下嫁時帶來了一個盒子，這個盒子正是享負盛名的潘朵拉之盒（Pandora's box）。艾匹米修斯因好奇盒中所裝之物，便不顧宙斯的警告，直接打開了盒子，結果盒中所有邪惡與災難——痛苦、悲哀、疾病、虛偽、嫉妒、貪婪、殘忍、暴力等，全部被釋放出來。由於這場巨變，開盒者驚慌失措，立刻關上了盒子，卻因此將「希望」鎖在了盒中。在潘朵拉之盒被打開之前，人間並不存在痛苦，人類也不會死亡，那是一個被稱為黃金時代（Golden Age）的時期，但自此之後，人類的境遇愈加惡劣。 什麼是真正的希望 希望被留在盒中，意味著人類仍然保留著希望，但這希望是否必然是正面的呢？尼采（Friedrich...

前言 《論希望》這篇長文是根據我2024年在台灣清華大學課程《烏托邦及其不滿》最後一課編寫而成。這課程廣泛涉足古希臘神話、基督宗教、西方思想家如柏拉圖及湯瑪斯摩爾等、傳統中國文化中探討完美世界、理想社會、烏托邦，以至近世反烏托邦思想。人類追求烏托邦，歸根究柢，實因我們不滿現實，故欲改善世界，而這種「欲」的根源，就是希望。希望正是這篇文章主旨。 文章頗長，要分數篇和讀者分享。   . . ....

在我的作品《異域》的後記中，我開始了對香港所面臨的困境反思探索，特別是通過被稱為夏慤村的浪漫悲劇角度去反省。在這個本來充滿活力的香港，自由逐漸被侵蝕，威權統治肆虐，這段敘事正是歷史的關鍵時刻。在以下段落中，我將討論反修例運動的影響、曾經許諾的「一國兩制」的崩潰，以及香港人在2020年6月30日制定的《國家安全法》下所經歷的生存危機。 2019年爆發的反修例運動，是對被認為是政府越權和試圖箝制香港一直以來的自由的重要呼聲。由於引渡法的修訂建議（許多人擔心這會為大陸的壓迫性司法制度打開大門）激發了這場運動，並在不同人群中獲得了顯著的支持。來自不同背景的市民在街上團結一致，揮舞橫幅，高呼口號，主張民主和自治。然而，在這股社會熱潮之下，卻隱藏著更深層的不祥預感；這正是不久後將籠罩整個城市的動盪現實的前兆。 反修例運動不僅喚醒了香港居民的公民責任感，也揭示了共產政權野心的殘酷現實。運動一開始只是要求立法改革，很快就演變成更廣泛的爭取人權和維護香港生活方式的行動。抗議揭示了人民的韌性和決心，然而這種反抗也引起了當局的暴力反擊。 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核心原則之一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在中英協議提出，1997年回歸後實現。旨在維持香港的獨特身份，同時促進香港重新融入中國。然而，這項安排的現實證明是假象多於實質。圍繞反修例運動所發生的事件令人痛苦地表明，所做的承諾正逐漸被取消。 白色恐怖 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引起了國際關注，暴露了香港管治框架內的明顯矛盾。中國政府越來越激進的策略反映了其鞏固對香港控制的無情欲望，導致市民之前享有的自由受到壓制。《國家安全法》的頒布是這種背叛的縮影，將市民推入一個充滿監視、壓制和恐懼的環境，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社會的結構。...

（作者按： 此文原是英文論文 The Tragedy of Harcourt Village，將於本月26日在日本東京大學「雨傘運動十週年紀念會議」宣讀，現翻譯為中文，在《鏡遊集》先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