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滄桑之十一我在中文大學從學生到教授度過了幾十年，中大所有校長都認識，除了現任校長段崇智。學生時代是李卓敏和馬臨，我當然見過但沒有機會接觸。後來回母校任教，上任第二星期便獲高錕校長接見，親身見證這位親和、平易近人、關心學術自由的科學家，在這次會面也略談民主和通識教育的關係。接著便是李國章、金耀基和劉遵義。李國章委任我當大學通識教育主任，但只跟我面談過兩次，我的感覺是他是上流社會出身、長袖善舞、八面玲瓏，但我和他卻沒有認真討論過通識教育問題。金校長是我敬佩的老師，沒有他，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不會這樣有規模和成果。(註1)劉遵義是知名經濟學家，他任內的作風引起同學和校友強烈不滿，是以未能續任便離開中大。(註2)然後是沈祖堯校長，正是他將劉遵義和學生、校友的隔閡修復過來。周保松的的文章「以學生為念」（註3)，已經將沈祖堯和學生種種活動十分立體的描述出來：「博群計劃」、「百萬零一夜」、「中大登高日」、百萬大道看世界盃等等，以前中文大學校長從來沒有和同學一起做過的事，沈校長本着「與民同樂」之心做到了！在此不再詳述。沈祖堯為甚麼可以如此？我想因為他是在中大所有校長之中，真正是「香港人」的校長：一個在香港出生和受教育的香港人、明白香港和關心人文的醫生、沒有架子的學者、到大牌檔吃飯，為低層同事咖啡店開幕、在同事拍攝的電影中做「茄哩啡」的大學高層！（註4)更重要的是，他在2014年10月2日晚上，他和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到中環金鐘探望同學；2019年11月12日帶領一群醫生進入中大戰場，救護學生。環顧香港，可有其他大學的校長不顧政治考慮，頂著以「學生為念」的信念和勇氣去處理這兩件香港大事嗎？(註5） 沈祖堯當日出席校長就職典禮 以上提及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會知道，這些都是公開的事實。我在《山城滄桑》第八、九和十輯有關中大銅像文章中，已提過沈祖堯的支持和幫助：相信沒有他首肯，勞先生銅像不會在中大校園出現；沒有他的批准，唐君毅銅像繼續風化和被新亞人遺棄。但我想在本文再多説一點沈祖堯與通識和人文教育的關係。2010年沈祖堯仍為候任校長的時候，我第一次到醫院拜訪他，談論中大通識教育。離別時我恭賀他，並説中大慶幸來了一位「人」的校長。他上任後不夠兩個月的某天，一早八點，和幾位同事來到通識教育部聆聽我和同事報告通識教育課程、理念、行政和面對的種種難題。會談進行差不多兩個小時，校長都是專心聽並提出相關問題，這是第一次有校長來通識教育部開會，之前沒有，相信之後也沒有吧。沈祖堯對通識和人文教育不是敷衍之説。如果翻查中文大學每一位校長的就職演講辭，沈祖堯的是唯一一個談論大學理念、通識教育和人文精神的校長。（註6）讓我們重讀他當年的講辭重點：「全球的大學教育正在急遽改變。世界各國埋首於追逐經濟發展；推動學者做研究的是資源，而非對知識的好奇；大學重視排名，而忽略培育年輕的靈魂的使命；教師的回報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生產力」，而非學養，凡此種種，都令危機悄然出現。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世界各國就只會製造出汲汲於利的成品和個人，而不是有主見、尊重見解不同於己者、能洞察別人的需要，以及有悲天憫人心腸的負責任公民。同時，想像力和創造力、科學研究的人文內涵，以及慎思明辨的能力將逐漸喪失。教育的價值也會湮沒。」「奧爾科特 （Bronson Alcott) 說過：「教育是把思想從靈魂解放出來，與外界事物聯繫，並反觀自省，從而洞察其真實和形態。」當國家高談經濟發展之際，大家不要忘記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仍然有飢民和病人；當全世界的目光都放在發展科學、生產食物和延長壽命之時，請牢記『西方最大的疾病不是肺癆或者痲瘋，而是愛的貧瘠』（德蘭修女）。在中大這所綜合大學，科技與人文齊頭並進，符合世界的需要。我們將繼續捍衞人文價值、培養學生敏於體察別人的需要和苦難，以及教導他們欣賞藝術和音樂。」「泰戈爾 (Tagore)...
分隔與連繫——門窗現象學窗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卞之琳《斷章》) 照片（一） 窗是門的衍生物：作用是開啟及關閉某處地方。窗像門一樣是牆上的洞口。兩者最明顯的分別，是我們以身體進出門，而以視線進出窗戶。徳國哲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門比窗子具有更根本的意義。像門一樣，窗子把裡面的居所與外面的世界連接起來。Simmel解釋：「窗子的情感幾乎完全從內而外，在那裏是望出去的，並非望進去的。因為是透明的關係，窗子可謂連續不斷的創造了裡面與外面的連繫。但是，正如只限於視線上一樣，這種連繫是單向的，因此門具有更根本更深層的意義，而窗子只具有某些意義。」沒有門窗的密室是地獄的象徵門內的世界是私人的世界。因此，門把外面的公眾世界與裡面的私人世界分隔開來。分隔後，窗子具有連繫的作用：從窗子往外看，會再一次與外在世界連繫起來。正因如此，Simmel 認為窗子的基本意義是完全單向的從內而外。事實上，許多窗子都裝有簾幕、百葉簾或垂簾，以防外面的人偷窺或觀望。望進別人的窗子通常都是沒有禮貌的。商店或陳列室的櫥窗或許例外，因為櫥窗的作用就是吸引人望進去。因此，窗是私人世界與公眾世界的邊界。牆壁築圍起來的私人家居只容許出現兩種洞口：門與窗。甫進入屋子，我的身體就會待在家裏了，而我跟外在世界的連繫是透過往窗外看而建立起來的。事實上，我可以把所有窗子和窗簾關上，並將自己關在牆內，創造出自己不受騷擾的私人世界。這個棲居的地方，加上我軀體的存在，成為我經驗方向的靈點。我可隨著自己意願隨時打開窗戶與外界建立連繫。又或者，我可以經由門口踏出家門回到大家的公眾世界，但同時，門與窗又阻止外界侵犯我的私人世界。然而，門與窗有一重要的差別。門讓人進入，而窗子則讓自然光線與空氣進入，沒有窗的房間是不適宜人居住的。雖然隨著現代建築技術的進步，情況有所改變，電燈和空氣調節等設備可代替窗的基本功能，惟窗子的主要作用依然是分隔與連接自然光線與新鮮空氣。法國劇作家沙特（Jean-Paul Sartre）在劇作《無路可出》（No Exit）中提到，沒有門窗的密室是地獄的象徵。因此，在存在論上，人類存在的特徵具有將自身超越到世界的可能性，一間密室實在並不是人類的居所，牆上的洞口，即門與窗，具體化了人存在的超越性。只因人的本質在於時間境域中顯現出來，門與窗才有分離與連接的可能。裡面與外面實在是相同的，只視乎人存在的投射而定。以現象學拍攝門與窗過去幾十年來我周遊世界各地的城市，開始對門窗著迷。香港、北京、京都、威尼斯、三藩市等地不同形狀的門與窗，在建築設計上呈現了文化多樣性。每地文化都有其獨特模式的門與窗。不過，我的興趣並不是描述這些門窗的不同意義，而是探討拍攝這些門與窗的現象學經驗。本文旨在描述有關門與窗分隔與連接的現象。拍攝這些門窗的照片時，我運用了現象學的看法顯示分離與連接的現象。據我理解，攝影是透過光線作用展示某一對象的藝術。“Photography”（攝影）一詞，源自希臘文“photon”（光）與“graphein”（繪畫）。攝影師必須知道如何運用光線來繪畫。一般人都誤以為攝影的作用是記錄現實。人們希望拍攝他們所見事物，並相信所拍照片是事件甚至是現實的複製品。然而，攝影的影像從來都不是現實的複製品，而是有意識或無意識選擇甚麽為拍攝對象的產物。根據鏡頭、快門、景深、光圈，任何拍攝的對象都有無數表達的方式。攝影師將某一對象轉化成拍攝的影像，他們的工作就是運用某一特定看世界的方法，即一種「攝影看法」（photographic...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邊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望三秦。杜甫 《冬至》杜甫晚年棄官飄零，長年離家，賦這詩時已是第九個冬至日！與詩聖比較，我只是第三個冬至不在家鄉。冬至，是傳統大節日，有全年最長的夜晚，日光短暫。但在這黑暗最長的日子，也正是白天慢慢變長的開始，希望重新出現。我們在香港成長，傳統節日靠父母和長輩承傳。少年時雖然家貧，但每年冬至，一家十多口必然回家吃飯，全家擠在小小的房間圍枱團聚，有雞有魚有肉，一年中沒有多少次如此豐富的晚餐，飯後也一定吃祖母做的湯圓，這便是三代同堂幸福的時光。但慢慢的自祖母、父親和和媽媽先後離世，這冬至家庭聚會也漸漸不再。和大部份香港年輕人一樣，這節日也不被重視，關心的是之後的聖誕節和新年，因為這些是歡樂的日子。這是時代無奈的變化，我們不能分享之前農業社會的傳統節日，冬至、立春、大暑和秋分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無關，但是我們這批英國香港人、加拿大香港人或是美國香港人——移民、流亡或遺民也好，真的能夠脱離我們的傳統文化而成為英國人、加拿大人或美國人？「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望三秦。」讀杜甫詩最後兩句，我們能沒有感受嗎？寫於2022年12月22日冬至旅次加拿大溫哥華
序言:寫了十篇關於中文大學的文章，應該暫停。我不懂寫政論時評，跟不上香港大陸和世界政治大勢，是以重回哲學本行，以現象學描述日常見到但不留意的文化現象。說過哲學不應該離地，而是貼近日常生活，但哲學不會將這些現象看為理所當然，而是去理解背後的意義，以另外一種方式來看世界。先談門和窗，之後和大家看墳場，再談我們每天都做的拍攝活動。這些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可説清楚，故在《鏡遊集》逐一分享我看法。分隔與連繫——門窗現象學門「假如一個人要對他開啟過和關閉過的每扇門，以及對他想再開啟的門進行解釋，他就必須述說一生的故事。」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 of Space（加斯東・巴舍拉《空間的詩學》）門與窗是最普通不過的東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會碰到。門與窗這些建築結構可說是我們生活的特徵。我們經由門進出不同的建築物、經由門進入辦公室上班、經由門返回家裏，並感到安全和得到保護。雖然我們是在屋舍裡面，但可以透過門窗看到外面。作為現代人，我們是在城市居住的，這表示我們的生活是受到都市建築物所決定。我們進出屋子，而「進出」建築物之所以可能，完全因為牆上開了個洞口。因此，門與窗限定了我們存在空間性的裡面與外面，既分隔也連繫我們空間性的生活世界。我往往被門窗所吸引。我時常以門窗作為攝相的主題，在不同地方拍攝的許多有關門窗的照片，我開始體會到，要了解「門窗」的現象學，就必須對「外面與裡面」作現象學的分析。門窗是存在論上的存在物，以空間佔據的具體化來建構我們的居所。因為，門窗於存在上既分隔也連繫裡面與外面。沒有門窗，我們無處容身，無家可居。門是人類創造界限的開口德國哲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
民主女神像唐君毅先生的銅像在2009年豎立在新亞書院草坪後，跟著進入中文大學校園的雕像並不是2017年的勞思光先生銅像，而是在2010年6月4日深夜時分從銅鑼灣維園運到中大的民主女神像。這個像由美籍華裔藝術家陳維明以玻璃纖維強化塑膠為材料，參考1989年天安門廣場象徵學生運動的民主女神像而製成，中大學生會倡議把「新民主女神像」永久安放在中大校園。 （張燦輝攝） （張燦輝攝） 筆者和當時的中大學生會主席黎恩灝和新民女像雕塑家陳維明不熟悉，不知道整個造像和搬到中大校園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想必經過不少困難和討論才能有6月4日晚上的歷史性事件。（註一）新民主女神像相較其他中大户外雕像的獨特之處，是整個造像規劃原與中文大學無關。新民主女神和中大傳統並沒有連繫，不屬於中大科學和人文傳統，不是對中大有貢獻的哲人或學者，它代表的是一個概念！一個從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六四運動引發出來，每年在香港維園以燭光延續不斷的一個盼望，一個祈求民主自由在中華大地可以開花結果的心願：這個雕像就是這樣的一個象徵。1989年之後中國大陸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公開宣洩對屠城的憤怒和對民主的期盼，只有在香港，可以向全世界顯示香港人不敢忘記這件歷史。六四二十一週年紀念的晚上，中文大學的學生、校友、教職員決定，將陳維明先生雕塑的新民主女神像搬到中文大學校園，讓六四精神不單在每年的六月四日才呈現，而是讓這個放在大學火車站前的新民主女神像，向每天經過大學站來回大陸香港的乘客，向每天進返中大校園的同學教職員，宣示「毋忘六四」的理念。中大民女像和其他銅像不同，不需要按中大校園地圖找尋，她就在大學火車站前，讓所有人都看到：民主和中大精神是連結在一起的。2010年開始，新民主女神像便和其他中大銅像一樣，成為中文大學的象徵（icon）。但從一開始，中大民女像便存在模糊狀態。她的質料是玻璃纖維，不是精銅，不能永遠存在；立像沒有正式銘文和造像記，一切都好像不穩定，只是暫時性的。立像初期，學生會和校方多次磋商如何永久處理雕像事宜，但似乎最後都是不了了之，沒有一個確定恆久的規劃。沒有人認真負責維修工作，如是這樣，中大民女像又似乎是理所當然地存在下去。直到2021年12月底，一夜之間，中大民女像便被校方黑箱搬離摧毁。翌日，除了中大不同書院學生會聯合公開譴責外，並沒有其他校內外人士發聲抗議。大家恐懼了，國安法之下，誰人再敢發聲送頭？幾天之後，中大民女像再沒有痕跡。新民主女神像的意義新民主女神像能夠在2010年進入中大並存在了11年，其實是一次，或者是唯一一次中大的「民主」勝利。中大校方本來並不贊同這事件（註二），但最後仍然可以安全運抵大學和成功豎立，全程沒有任何干擾。一方面是學生會、校友和教職員無私無畏的公開支持，同時亦因為當時新任校長沈祖堯的開明態度，能聽取各方意見而成事。中大民女像的原型據稱是從天安門的民主之神而來。1989年5月29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安放民主女神像的時候，發表了《民主之神宣言》：「...久違了，民主之神！70年前，我們的前輩曾高聲呼喚過妳的名字。為了妳，難道我們還要再等70年嗎？...民主之神，妳是挽救中華民族的希望。民主之神，妳是1989年中國民主潮的靈魂。」（註三） 照片來源：六四紀念館 ...
2009年5月唐君毅銅像揭幕典禮時，勞思光先生是主禮嘉賓之一。唐先生銅像雕塑家朱達誠當然也在其中。筆者趁機會細語向朱達誠説：「老師，請留意勞先生的臉容、表情和身體，可能有朝一日你會為他造像。」想不到，這句話不到十年便成為事實！ 勞先生銅像能夠在2017年於崇基未圓湖旁安放，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因為在唐先生銅像後，中文大學高層向筆者說：這應該是校園户外最後一個銅像，除非有很特別的原因，大學當局再不允許竪立雕像。事實上申請擺放雕像十分困難，人物肯定是學術界有特殊地位和對中大有影響力，加上要批地建立像基等等問題。建築物內是另一情況，錢穆半身像在新亞圖書館；沈宣仁頭像在崇基圖書館側的宣仁通識教育中心；馮景禧、許讓成等等捐款人的頭像擺放在對應的中大建築物內。 唐先生1974年從新亞退休，1978逝世，聽他的課和見過面的同學很多已經不再在學術界活動。但勞先生不同，儘管他1985年正式從中大哲學系榮休，直到他逝世為止，先生在香港和台灣仍然活躍於學術界，著述講座無數。在世最後十多年他的學術成就更廣為世人肯定，獲學術榮譽不少，受無數後輩學生學者尊崇。 沈祖堯赴台送別勞師 2012年10月21日勞先生逝世。同年11月10日在台北舉行送別儀式。筆者和幾位與勞先生有親切關係的同門師兄弟在殯禮兩天前已到台北。勞先生在台灣是中央研究院院士，重要的哲學家和公共知識人，晚年極受社會和學術界尊崇，是以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到場親臨悼祭，並頒贈褒揚令，感念這位學貫中西、敦厚包容、清流議政一代哲人的嶙峋風骨。但令筆者感動和驚訝的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從香港趕來台灣，代表大學悼念勞先生。多年後我才知道是周保松建議沈校長到台北出席喪禮。（註一）儀式中馬英九和沈祖堯、關子尹、劉國英及筆者握手致意。相信這聚會令沈校長留下極深印象，埋下為勞先生做像的種子。 同年12月16日中文大學哲學系舉辦勞先生追思會。香港學術界、大學同仁、先生的學生和朋友聚首一堂懷念這位我們最尊敬的老師。沈校長致詞，極度讚揚勞先生的學術成就和不屈的學者風範。致詞後公開向筆者和聽眾建議為勞先生造像，將老師從台灣再請回來香港，安放在中文大學校園內，成為中大人文精神的典範。...
中文大學戶外豎立的七個銅像中，唐君毅和勞思光雕像是由中文大學哲學系校友會策劃和推動，同學、老師和海外校友齊心協力而成的。相信這由下而上、眾志成城的造像過程，除了唐、勞兩個雕像之外，中大沒有其他例子，在香港其他大學似乎也沒有。那個是自由開放包容的年代，由哲學系校友會發起，循正常程序向校方申請放像和地點，然後向全世界校友和各方人士眾籌，標誌著中大人和世人對豎立兩個銅像的支持與肯定，不是由校方高層的決定和捐贈而成事。選址安放唐先生銅像經過不少磋商，最後決定放在孔子像下的草坪。能夠讓唐先生的精神具體地重回新亞，當然是雕刻家朱達誠老師的藝術成就。2009年初校友會同仁探訪朱老師在廣州的工作室和鑄銅廠，目睹朱老師透過唐先生的一張照片，由石膏模型到銅像，將青銅從無生命的物質，演變成為有精神生命栩栩如生的雕像，大家讚嘆不已。同年5月14日，朱老師將已完成的銅像穩穩安放在新亞圖書館側的草坪上，讓唐先生重回新亞書院。我們深信個人生命雖然短暫，但藝術和思想卻是永恆的。這個䇄立在新亞的銅像，只要新亞書院繼續存在不變，也會長存於世上，永遠是新亞精神的象徵。朱老師説：「銅像所要體現的就是一個『憂』字，即唐先生憂國憂民的精神。另外一個重點是銅像懷着希望，看着遠方，視線和同在新亞草坪的孔子像一致。近觀這兩米高的銅像，彷彿回到那神州板蕩、中華文化花果飄零的時代。」（註一） 唐先生頭像模型（朱達誠提供） 雕刻家朱達誠對唐君毅像在鑄銅廠作最後的修飾（朱達誠提供） 2009年5月14日唐君毅像安放當天（張燦輝攝） 余英時為唐君毅銅像銘文2007年我們開始眾籌，不論捐錢多少，都不顯露捐款人姓名。我們收過一位中學生幾十港元的捐款，並寫上對唐先生敬佩的話，令我們甚為感動。但在芸芸捐款人中，最令我們驚訝的是來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先生的來信和支票！眾籌當然要向全世界的中大、新亞和哲學系校友去信募捐，但我們沒有，也不敢寫信給余英時先生談及造像此事，更可況籌款！因為學術界知道中文大學在1974年改制時期，唐君毅和余英時的衝突和嫌隙。當時余先生身為新亞院長主張支持中大改革，從聯邦制改成為單一制的大學。唐先生與新亞元老竭力反對改制，指責余先生違背新亞理想，是為叛徒。（註二）即使唐先生去世後，二人的關係似乎都沒有辦法釋懷。余先生是次主動來信並捐款，令我們雀躍不已。眾籌結果很成功，款項超過造像工程所需。接下來便是決定誰寫銅像下的銘文。我們討論很久，但都想不到最合適的人選。筆者是唐先生和余先生後輩，不敢評論他們兩人的關係，但作為造像當事人，決心大膽去信余先生，懇求為銅像撰寫銘文，因為當今之世沒有人比余英時先生更合適。未幾即收到余先生正面回覆，答允執筆！唐君毅銅像加余英時銘文，肯定是華人學術世界的一件大事！翌年九月，余先生寄來銘文，才得悉先生之前抱恙多月，患病中仍執筆撰寫，我們實有難以言喻的感動。信中寫出銘文三百七十八字，分成三段：「首段説先生之學及其主要著述，次段論香港施教之成就，三段則説先生與新儒家之淵源。此三層皆先生學術生命之精要部分，無一可省。」（註三） 余先生銘文原文（張燦輝提供） 銘文全面肯定唐君毅的學術價值，以及對新亞及人文世界的影響。但最重要的是余先生以這銘文冰釋他和唐先生多年來的恩怨。余先生銘文末段落款以唐君毅門人自稱，重新確認他和唐先生的師承關係。此見余先生的謙虛和寬容，胸懷坦蕩，不計前嫌。...
2019年前的香港中文大學當然不是太學。 我們中大人憤怒、悲哀、傷心，是因為中大不單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山城大學之一，亦是最開放、擁有學術自主和自由，是讀書、教學和研究的地方；一如香港人的悲憤，是因為獨裁政權將最自由開放的國際城市香港謀殺了，同時亦將中文大學昔日的光輝推進歷史中。 令中大人引以為傲的不是段崇智關心的世界大學排名，而是中大的同學、教授和學者，以及新亞的中國人文學術精神和崇基的西方博愛自由教育傳統。這些和Xianggang 沒有連繫，更和共產黨的獨裁極權無關，因為新亞和崇基創校諸賢是避秦南下流亡到香港的，他們逃離專制獨裁和不尊重學術自由的共產政權，希望在自由法治的香港繼續教育理想。 中文大學和其他七所大學不同的地方，就是這兩個教育理想傳統，除此之外，相信是豎立在這山城校園的七個户外銅像，沒有其他香港的大學有如此裝置：孔子、孫中山、李卓敏、楊振寧、高錕、唐君毅和勞思光。2010年六四後進入中大校園火車站前的民主女神像和2019年10月反抗爭女神短暫擺放在民主廣場上可算是異數。但無論如何，這些銅像和雕像全是中文大學精神的藝術表現，亦是中大最引以為傲的象徵。 孔子和孫中山和中文大學只有精神連繫，兩個民女像是藝術創作。其餘五個銅像都是和中大有親切關係。...
香港中文大學校訓為「博文約禮」。「知識深廣謂之博文，遵守禮儀謂之約禮。『博文約禮』為孔子之主要教育規訓，其言載於《論語》：『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本校教育方針為德智並重，故採『博文約禮』為校訓。」（註一） 的而且確，遍查中文大學的校訓和使命，「學術自由」不在其內。中大的使命是：「在各個學科領域，全面綜合地進行教學與研究，提供公共服務，致力於保存、創造、應用及傳播知識，以滿足香港、全中國，以至世界各地人民的需要，並為人類的福祉作出貢獻。」因此之故，中文大學是功能性的機構，主要任務是滿足香港和中國的需要！教學自主和學術自由並不重要。我們這批學者教授從歐美大學唸博士，以為學術自主和自由是理所當然的大學信念，如果不是國安法的出現，我們都一廂情願地以為中文大學恪守這普遍原則。 1988 年，在博洛尼亞大學（Bologna University）成立 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