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封信5.1明慧，讀哲學，所為何事？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哲學家的思想，如果不能治愈人的痛苦，則是徒然的話語。正如醫學不能消除身體上的疾病一樣，是沒有用處的；如果哲學不能消除心靈上的痛苦，也沒有任何好處。」如果自由是哲學的根基，則反叛精神是哲學的表現。我於1970年唸哲學本科，1982年獲頒德國哲學博士，然後任教哲學系成為教授。但我不是哲學家；儘管我讀了多年海德格哲學，我不是海德格思想專家！因為我沒有研究他所有的著作，有不少思想我還不理解。我仍然只是一個哲學學生和哲學老師。當然我也算是「學者」，作為大學教授定要寫哲學學術論文，出席學術研討會，根據學術基礎去授課。從助理教授升等為正教授需要一定學術程序，沒有實質資格不能勝任。但這些不是我最關心的事宜，因為我認為哲學博士學位只是進入大學任教的基本要求，是職業的需要，與生活和生命意義沒有一定關係。唸了一生哲學，對我的生命有什麼意義和影響？我讀過不少哲學經典和研讀中西哲學家思想，對我有影響的哲學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海德格和佛洛伊德。我在這篇文章無意詳細討論他們的哲學，這不是學術分析的場合。海德格思想令我知道所有以前中西人性論的偏差，人沒有必然的「本質」，人不是「什麼」而是「如何」，即是説人是透過他或她如何生活建構自己。人不是一種物件或動物，其獨特處是人對其存在有一種領悟，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是一個「我」同時知道我之外的他人和種種事物的存在。我和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但我的生命從出到死亡都是「拋擲」在預定的歷史文化世界中，「沉淪」在他人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少數時間我會面對自己，尤其是面對自己的死亡外，大部分時間我和其他人是以「非本己」的狀態生活著。海德格思想當然不是一言兩語可以講清楚，在此只是略説一二，作為我開展如何將哲學放在生活中的背景。第二個重要的影響來自佛洛伊德。他的精神分析理論告訴我，理性不是主導人類行為最主要的原則，而是我們的無意識。慾望不能被理性控制，而演變為種種連自己都不明白的行為。如果理性和道德是決定人類行為的原則，如果每個人都是理性的，則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思想早已落實在人類文明中，獨裁和專制便不會出現。可惜人類歷史文化不是順理性道德發展，三千多年來人類的悲劇不斷重演，自由、公義、平等和和平生活只是人類烏托邦的想像而已。明慧，我當然沒有足夠識見和智慧去解決這些大問題，但嘗試去了解這些問題是什麼的問題，去審視過往思想家如何分析和提出建議，是我能力範圍內，但重要的是我如何根據多年來的哲學研讀回應《將上下而求索》內的人生問題。我在第一封信提過這本年輕時代的小書只説出一些方向性的意見，沒有更深入討論和研究。以哲學去反省和理解我們的存在問題便是如何「實踐」哲學。我比很多朋友都幸福和幸運，能夠以學術興趣為生，不需要每天出賣時間去做一份與自己興趣或跟學問無關的職業，而是將興趣放在工作中。更幸運的是我在中文大學開設的課程全是自由自主去創立。二十多年來沒有任何審查內容，只要系務會議同仁通過，符合學術標準便可開課。為回應《將上下而求索》，我構思一系列通識/哲學課程。存在和生命意義問題絕對不可以簡單回答，而需要認真在中西哲學和思想史中尋求解答。我們可以不知道什麼是相對論或資本論，不需要探討創世論和進化論的矛盾，但我們不能不面對作為人存在的種種問題：生老病死、情慾、友誼、幸福、痛苦、人生意義和價值等問題。我正在這特殊空間和時間，有幸在學術自由的中文大學任教，哲學系又容許我發展這「存在問題」課程。上世紀末已經開出五門哲學課放在通識教育課程內。五個通識科目著重處理人生的意義，同時彼此亦有緊密的關聯：《死亡與不朽》探討的是生命的問題，是對生命價值、人生方向的醒覺和理解。我們從死亡中探索人生的意義，當中必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情愛」問題因此而起。愛情是人生重要的課題，同時也是年青同學的最大關懷。而《愛情哲學》就希望同學能對愛情或情愛有所反省，掌握中西文化對愛情的不同觀念；既理解柏拉圖之愛慾、西方浪漫之愛，也領悟到中國之「情」，從而取得啟示。談到「愛」，自然要提及「性」。「性」是現今社會很重要的問題。《性與文化》就是要從中西文化的不同角度，探討「性」在文化上建構的意義和其中的演變、傳統中西方對男女性別的看法。此外，我們還會討論「性」在當前文化中趨向商品化，成為消費品的問題。現今社會以物質享受為主流，以享樂為人生目的，但是人生價值是否就是如此？幸福的意義是甚麼？《幸福論》嘗試從不同角度探討快樂與幸福的問題，追尋幸福之道。從個人幸福推展至社會及世界層面，那就是烏托邦思想的課題。《烏托邦思想》嘗試從人類歷史以及哲學思想的角度，探究完美社會和理想世界的問題。及至中大哲學碩士學位課程成立，我將這些課題提升到碩士班程度：《生死愛欲》、《情、愛、性的哲學》、《痛苦與快樂》、《烏托邦及其不滿》和《死亡與年老哲學》，分別在長達十七年的教授碩士學位課程中展開。以上列出的課程，我在求學時期從未上過，沒有老師教授我有關生死愛欲等問題。《死亡與不朽》沈宣仁老師似有教授過，後來沈老師指定我開拓此課。《幸福論》是何秀煌老師請我發展的。也由於老師的鼓勵和支持，我可以提出這「存在問題」的課程。整體來說，我之前沒有一位老師開授這系列，之後也可能沒有。相信我在香港是第一個教授這系列存在課題。明慧，我在這封信開始時問讀哲學所為何事？就是為了解答我們作為人面對的種種存在問題，我覺得我從未有確定的答案，是以我仍然是哲學學生，仍然需要繼續研讀和思考；與此同時，我是哲學老師，將我所讀所思和同學分享，提供哲學理論，協助他們自己理解這些議題。但我沒有真理，從沒有教導任何「正確」的生活方式。從古希臘哲學開始，「認識自己」 （Know Thyself） 是讀哲學的任務。哲學有沒有用處，在乎你和我如何認識自己，不是一個抽象的自己概念，而是有血有肉，苦樂參半和充滿矛盾的自己。明慧，如此將哲學運用在生命問題便足夠嗎？我仍需要進一步思考和分析。待續▌［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第四封信4.3明慧，第四期：「新香港」的哲學系2000年後，中大哲學系在任命或招聘教授方面，表面上好像很國際化，客觀上聘用的都是有成就的學者。著作方面亦有份量。國際招聘強調經過嚴格的挑選過程，不過，大學有可能忘記，或是有意識地忘記，他們聘用的大多數都是學術上正面意義的「知識僱傭兵」，如希臘時代辯士（Sophists）販賣哲學知識作為職業的人。蘇格拉底批評雅典的辯士唯利是圖，柏拉圖垢病他們只懂推銷知識，只關心自身利益而不關心人的存在、文化或使命。（註1）我沒有懷疑哲學系老師的學術能力，尤其是外國教授，他們大部分是專業學者，但我質疑他們對香港這地方的承諾，能夠保存香港文化、關心學術的傳承，對香港基本價值的肯定。當然，他們入職條件除了學術能力之外，並不包括對香港負責任。隨著我們這些香港本土教授退休後，換回一批著重學術成就的教授，哲學知識便如商品交換，中文大學哲學系慢慢就會與其他大學無分別了。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大學不是對「學術宇宙」負責嗎？要求哲學系教授對「本土」有關懷是不相干的。事實上，香港沒有哲學課程是必需教的。德國、英國、法國有內化的哲學傳統，所以有徳國、英國和法國哲學。我們沒有「香港哲學」，只有「哲學在香港」。我們的哲學課程當然有嚴格規定，這是以學術標準為基礎。同時以我們三個研究方向為主導：中國哲學、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我們沒有「香港哲學」傳統讓我們去維繫或發展，我們繼續教授康徳或朱熹哲學，是從純粹學術觀點去處理，不需要問這些思想對現實世界有何意義。由1970年我加入中大，到2012年退休，期間我從未感到學術自由受到打壓或挑戰。任何教授和同學做的學問和研究、寫的文章以及教學上從來都沒有審查，我們相信每位同事的學術能力，標準都是以他們自己的專業為依歸，不願意開的課從來都不會勉強。但是，這個傳統還能持續多久就不知道了。大學日漸與大陸同化，黨委書記會否如北大一樣出現在中大？當整個思想要跟黨走的時候，我們的學術自由便會喪失。隨著第三期的本土教授們達退休年齡，慢慢地離開中大哲學，這便進入第四期，是「後本土」哲學系的時期。這時期領導哲學系工作和發展的，落在大陸出生的「國際」或外國學者身上。他們沒有，也不需要對傳統中華文化或香港本土有任何關懷，只需要對「學術產業」負責。學術自由和自主隨著新香港成立，變成不相干，哲學教學是一份工作而已！自我審查和研究禁區從而出現，批判性思考只容許在哲學內部運作。批評政府和大陸的思想不可以出現，同時要小心是否被指責為「教育界黑暴溫床，部分教師學者被稱為西方代理人，將反中的政治觀點帶入課堂。」(註2)哲學系不教授西方哲學思想，還有甚麼可教？註文中作者根本忘記共產主義的老祖宗，不是姓「馬」的華人，而是在徳國出生的西方哲學家馬克斯！當然這論述沒有意義，因為「真理」由現時統治階級決定！白色恐怖下的哲學系會變成什麼？相信「純粹」學術研究是允許的，只要是抽離現實，研究「普遍」哲學課題便沒有問題了！但這是哲學真正的任務和責任嗎？第四期的哲學系將會成為大陸學術產業一部分。以往的課程必會修改為馬列毛習思想是必修課程，所有反對權威和倡議自由民主人權的哲學將成為禁區；教學語言也一定慢慢變成普通話或英文，香港話必被取代。黨委書記是系的重要位置，可能和大陸大學一樣，任命為副系主任，任務是檢查系內教學和研究是否合乎黨的規定。這些現象似乎仍未全部出現，但相信是遲早的事情。2020年國安法的確立，新香港的出現，思想、學術和出版自由已成過去。中大哲學系隨著中文大學和香港，同樣成為歷史。明慧，我對中大哲學系歷史的四期分析，再強調是我主觀的理解。每期都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切入。第四期是否「衰落」肯定引起不同的反應。當前的中大哲學系教授陣容和學術成就，學術活動和出版仍媲美世界其他一流大學的哲學系，在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仍在首百名內。(註3)「衰落」從何説起？「衰落」顯然是我作為香港人的主觀和悲觀的看法。我在信首已説過哲學是要反省和批判人生和世界，不接受欽定的真理，拒絕思想禁區。哲學能夠真正運作是預設思想自由！中大哲學系第一至三期都是在完全學術自主和自由中實現，第三期是由本土香港人領導和教學的哲學系。這一切隨著「新香港」的成立而消失。我所謂「衰落」就是這意思。香港人的中文大學哲學系再不可能出現。在白色恐怖下，教授哲學是危險的。我深信中大哲學系同仁必然受到無比壓力。哪一位唸哲學的人不知道思想自由的重要性？那一位願意做幫兇？教授一些未經反省的指定思想？甘心接受極權專制統治？埋首純粹學術研究是唯一出路，畢竟哲學理論內部仍有無限的研究課題，可以完全和現實政治無關，高水準的學術著作仍可以出版。當這些「不自由」變成常態之後，獨立的批判思考便不相干，教授哲學只是傳遞哲學知識，外在任何不合理不公義的現象與教學沒有多大關係，哲學系教授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接受如此命運，噤聲不表達任何對校方，香港和大陸荒謬的不滿，無可奈何繼續任教下去。當然，每位學者仍然可以在自己的範圍內自主自由的研究和寫作，但這些都是私人的，不公開發表的言論，留待有一天真正自由重回時才刊出吧。這就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衰落」。明慧，我寫這封信是懷著悲憤的心情，我在中大哲學系成長，大半生在中大渡過，目睹教育我成才的大學淪落如斯，由盛而衰，能不悲夫！也因為自己的言論不容於當權者而遠走他鄉，不能再踏進中大哲學系，不亦哀夫！相信唐先生、牟先生和勞先生等中大哲學先賢在天之靈，看到他們共同創立的哲學系變成共產黨控制的學術機構，也必哀痛不已！他們的人文精神和反共意識如何能繼續存在？這封信主要仍是談中大哲學系由盛而衰的過程，我還未論述唸哲學和教哲學的意義何在，和作為哲學老師和知識人的關係。因為我相信，一如這信開始時提出，哲學教學不單單是份工作，而是一種使命。這需要更詳盡的討論，不能在此信開展，留待我在下一封信《哲學與知識人》再和你細説。明慧，以往太平盛世的自由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現在處於危機重重的世界中，也許正正因為我們要面對危機，也許我們不能渾渾噩噩的生存下去，也許我們不想衰失自決的自由，哲學更來得重要！保重淩漸2023年4月註1「辯士流派」(The Sophist) 是古希臘思想流派。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對辯士的批評是頗有偏見。辯士不一定是貶意。▌［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第四封信 4.2第三期：本土哲學系上世紀80年代，除了香港中文大學以外的另一家哲學系就只是香港大學。不過，這只是殖民地的哲學系，當中不單沒有對中國的關懷，更遑論對香港的關切。記得80年代香港大學哲學系教授曾對我說，香港大學從未聘用過中國人和女性為教授，並引此感到驕傲。依我的觀察，香港大學只算是英國大學哲學系的分店，哲學系教授是將香港工作當成是悠長假期，既不用寫學術文章，亦不需要做課程檢討，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內，無論他們在波士頓、倫敦、紐約的大學教授康德都是一樣，沒有對時代文化和社會關懷的哲學，與其他自然科學沒有分別，學術和生活都是毫不相關。中大前兩期的哲學老師都是關心中國文化的，儘管唐先生牟先生對香港及香港文化不大重視，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懷抱是不容置疑。當我由港大轉到中大哲學系讀書時，發覺中大哲學教授，唐先生或牟先生，不單是講哲學思辨的技術，也不會把哲學當成純知識或商品，而是蘊含深遠的文化關懷。日後勞先生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是面對香港97回歸而創立，對共產黨的感受遠比香港大學的英國教授那種對香港無關痛癢，形成很大落差。1998年劉述先退休，當時系主任石元康下放權力，關子尹成為第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擔任中大哲學系系主任。這是個重大改變，亦是香港哲學系本土化的開始，加上劉國英於1995年從法國回港。「劉關張」出現，一度成為中大哲學系的「傳説」。當時系中的老師，超過一半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在中大唸本科，然後到歐美澳洲，獲得博士學位回來任教。第一次由香港人主政的哲學系，改變了一路以來哲學系的發展格局。1996年是重要的一年，我們舉辦了首次的現象學國際會議，是哲學系發展的重要里程，令我們覺得現象學可以有所發展。早於80年代中，勞先生曾經主辦在香港第一次涵蓋中港台政治社會經濟的聯合學術會議。大陸當時仍處於文藝復興期，時任中共國務院學者嚴家其都有獲邀出席。勞先生任命我為會議統籌員，負責會議一切的行政安排，這次活動的經驗對我們日後舉辦各種學術會議及研討會打下很好的基礎。作為本土人做哲學系領導，我們關心的是香港在此特殊環境下可以做些甚麼？當時的香港大學、嶺南和浸會沒有一個哲學系系主任是香港人，他們沒有關心哲學在香港發展究竟有著甚麼可能性，香港沒有「香港哲學」，只有「哲學在香港」。要哲學在香港有所發展，大學裡如何「做」是很重要的。因此，關子尹出任系主任，我全力支持他的，劉國英回港加入團隊亦很重要，那時「劉關張」的合作，勞先生對此感到驕傲。此時的哲學系開始以三條腿走路：中國哲學、分析哲學和現象學。關子尹90年代出任系主任8年，我於2005年接任此職位，學系著重學術在國際與香港方面的連繫。2004年我們偶然得到超過二千萬港元的捐助，為哲學系的發展打開缺口，多了資源我們可以在通識教育、中國哲學和現象學學術研討會及出版等投入更多的工作，慢慢地中文大學哲學系並不只局限於香港，而是放眼世界。二千年後陸續成立的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和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會議開個不停。2003創辦的唐君毅訪問教授計劃更令不少著名哲學教授來中文大學訪問一個月。我們希望讓世界認識及接受香港現象學和中國哲學的研究。香港的大學教育在港英殖民地年代，和97年回歸後的首20年仍享受著學術自主和自由。是以我們透過學術會議和出版將中港台日韓英美哲學界連接起來，不到十年中文大學哲學系慢慢被世界學術界接受和肯定。但重要的是這期在哲學系擔任主要教學和行政的老師，差不多全部是香港人或從美國研究回來的華人學者。在這期間，外國教授只有兩位。從1998年開始到2018年左右，相信應該是中大哲學系的黃金時期。創新嘗試 • 哲學碩士兼讀課程如果不是哲學系的本科生，在上世紀90年代的香港，要進修讀哲學有一定的困難。我在「香港哲學會」接觸到的民間社會，不少朋友都對哲學很感興趣， 很努力的尋找不同渠道修讀哲學，可惜苦無機會，被拒諸於哲學的門外。當年唯一可以選讀的是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校外進修部有關哲學的課程。香港政府從來沒有提供任何輔助課程，修讀人士亦沒有專業的哲學老師指導，很多人都不得其門而入。見到社會有這個情況，我們希望可以為對哲學有興趣的在職人士提供機會，讓他們能夠修讀哲學，我們參照了倫敦大學校外哲學課程開設學士學位課程，初時中文大學沒有興趣開課， 後來香港大學接受了我們的意見，...

第四封信4.1 明慧， 感謝你的回信，你指出大部分人的生命不能自主，沉淪在渾渾噩噩日常生活中，面對人生種種危機顯得無助無力。這些現象在過去幾年的香港，更是明顯。你的觀察與反省其實是哲學思維最重要的根源。幾十年前我面對的不是政治和社會的問題，而是父親的突然死亡，令我追問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不確定性，在極度困惑中盼望尋求答案。研讀哲學便成為我的出路。 這麼多年的哲學研讀中，我發覺所有重要哲學家，無論中西，都有一共同特點：他們全是「反叛者」——不接受命運、不同意已有對現實的理解、不認同唯一真理、肯定思想自由、上窮碧天，下落黃泉的求索精神，不只是想了解宇宙萬物，而是安頓生存的意義。我相信哲學如法國哲學家Pierre Hadot所言，是「生命的道路」(...

凌漸， (承上篇） 當年你那位議員老闆對我來說正是低俗的典型，「Democracy（民主）由Democritus而來，因為發音相近」，其文化水平一定不低，還可說是相當高：要知道有一位希臘哲學家叫Democritus、知道民主發源於希臘、還知道用字首猜度字源，肯定認真讀過一些經典，不過讀死書，到底還是彌漫社會的低俗氛圍害的：獎門人式食字、奧數式小聰明、學霸式芳心竊喜，一樣也沒少得。讀書本來很好，但需要讀者內在本身的常理（common sense）以理解及應用書本內容，若常理欠缺或偏差，讀者就會不求甚解或穿鑿附會，如想當然認為Democracy由Democritus而來，且背書言之鑿鑿，是為讀死書。 為何會常理欠缺或偏差？問一萬個人有一萬個原因，他們的原因與他們的常理差不多。若你問我，我會說是低俗的氛圍混亂和枯竭了活在其中的人的常理：不合邏輯、不符認知、不及人性的理論和事情不斷重覆。不過就是劣幣驅逐良幣，謊言變成真話，常理是生活所見所聞的鏡子，别奢求每晚關上房門探頭進抽屜裡讀書可以對抗白日為自己重建常理。無論多有意識，常理也很難不受生活影響，給這種生活影響了的常理，就算讀抽屜裡的書，理解也不能避免有所偏差，何況大部分人讀書跟做甚麼一樣無意識，那就是讀書死，這個飽讀詩書的僵屍之城！...

凌漸： 其實是我要感謝你，世上有許多問題，不得不問，問又如何？不過發發牢騷而已，難得你給我這大半生我從未有過的空間。自大學畢業落入蜘蛛網中，一去何止三十年，多少問題，都付生活中，沉埋蒿萊，我看到堅持認真生活的人，走到最後，問題總比答案還多，直至問者或答者其中一位舉手放棄為止。 八十、九十年代的我，正如你形容的模樣，前途和生命都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快轉至千禧年代，無力感蛻變成習慣性失助，更甚者，一種集體感染的一生不可自決，我也不免。想起中六當年的國文老師教過，窮則獨善其身，實行起來，其實是習慣性恐慌抓住所有還能抓住之物。於我是在牀上讀牀下底的藏書，於朋友是在桌上作曲給下面的抽屜欣賞，於鄰居是散盡積蓄換得三百杯酒一晚飲完。隨著兼濟天下的理想越來越不可及，自身之善也很易隨時間變質。 猶太人在集中營前排隊 你在德國許久，不知有沒有人跟你談起這個問題：探討德國人如何以超乎人性的服從和秩序運行集中營的人眾多，卻沒甚麼人探討為何當時的猶太人以超乎想像的服從和秩序進入集中營。...

日前到了台北東吳大學裡的錢穆故居參觀。錢先生一生漂泊，生逢戰亂，在大陸、香港和台灣停留不少時間。他高壽離世，最後二十年便在台灣士林區「素書樓」渡過。名稱是以錢先生母親在無錫之居所「素書堂」為據，作為先生晚年終老之所。這間是在一小丘上的兩層中式建築物，附近並沒有其他房屋，有點遺世而存之感。當然，錢先生晚年在住所仍接見朋友和講學。屋內書房，飯廳和睡房，簡單高雅樸實，可見先生和師母過的平實無華簡樸的生活。除了掛在牆上的字畫，裝飾不多。我與錢先生沒有緣份見面，入中大唸本科時，先生已離開中大，不，應說離開新亞書院已多時。但讀文史哲的中大人，哪個不認識錢先生！他是一代大史學家、國學家和哲學家，著作等身，弟子無數，其中最出色的當然是余英時先生。錢穆和余英時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沒有異議。但對我們中大人來説，最重要的是他作為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他由始至終都是反共學者。他是1949年避秦而來香港！新亞書院建立的目的就是對抗共產主義。錢先生公開在新亞校刊上撰文，指出：「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他指出的中國，當然不是現在大陸極權專制的「中國」。中文大學2019年11月12日變成戰場、2021年底民主女神像深夜被拆毀、2022年7月1日中大校長宣稱大學教育是服務政權，我以為中文大學已經完全淪亡。但想不到2023年2月20日，校方在新亞圓形廣場將創校反共先賢錢穆以AI 技術重現，與大陸合唱團「歌頌祖國」！ 這種對錢穆先生和新亞精神的公開侮辱，怎可以發生在錢穆圖書館、新亞水塔下的孔子和唐君毅銅像、廣場石牆上余英時先生名字附近？影片中貼上錢先生之言：「無論你去外國留學，你去哪裏，不要忘記，你是個中國人。」無恥的將錢先生所指的「中國人」變成「共產中國人」！錢先生在天之靈見到必悲憤莫名！(網上圖片) 我們在海外的香港人和中大人，看到如此噁心的場面，肯定憤怒無比。但更憤怒和更可悲的是這活動不在校外表演場所舉行，而是在新亞圓形廣場！即是説活動得到中大高層和新亞院長首肯！我不知道有沒有新亞校董、校友、同學和教職員同意這事情，但似乎沒有任何反對聲音。不過令我更悲哀的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眾教授，沒有一人發聲表示不滿和抗議！歷史系的教授眼見新亞校方，將創校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如斯侮辱而不出一言，以後如何教授歷史和講述錢穆的學説？這不是極悲痛的事嗎！錢先生和余先生弟子遍天下，在不少著名大學任教，身在自由世界而不出聲反抗強權侮辱老師，怎樣可以說得過去？希望我是孤陋寡聞，歷史學家已經公開譴責這件違背歷史真相的事情。當然這是白色恐怖的勝利！我也相信絕大部分有良知的歷史教授不同意，但因恐懼而噤聲。不過，不發一言而默默的讓不公義，虛假的謊言流傳下去，是一個「知識人」之所為嗎？讓極權專制統治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嗎？香港中文大學已成為歷史，相信新亞書院是時候改變名稱了，乾脆改為「朝陽書院」吧。反正上任新亞院長已承認相信唯物主義，所謂新亞精神早而成為糟粕。當我進入錢先生的書房時，看到54册《錢賓四先生全集》，和其他重要著作，極為佩服。但最感動的是看到他為新亞書院寫的文章手稿。面對新亞校歌的手稿，想起2月20日新亞圓形廣場的醜劇，哪一位中大人新亞人不憤怒和悲哀！當年唐君毅先生批評余英時先生為新亞「叛徒」。事隔多年，所有有見識的人都知道余先生不單不是叛徒，而是繼承錢唐二人的學術，發展出另一學術層次。余英時當然是「最」新亞人。那些在唐先生銅像下、在錢穆圖書館旁圓形廣場圍觀和拍手歡呼錢先生AI影像的群眾，才是新亞叛徒吧！張燦輝2023年3月24日台灣國立清華大學▌［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第三封信下篇明慧，回港後，我展開人生中唯一一次的中環生涯，做了一位四料議員的私人助理，參加很多政治活動，協助籌劃立法局及政治團體的規章草擬，在競選區議會時上門洗樓。一段時間後，我發覺這與我本性不符，自覺在這方面貢獻不大。當時的那位法律界議員問我「Democracy」是否由希臘哲學家Democritus 而來，她何以有此一問？她說因為兩者發音相近。由此小事，你就知道這位法律界議員的文化水平何在。我少年時代的香港有著很大的自由度，但教育制度內一直刻意貶抑人文學科的重要，對文化、歷史、藝術等，教學上都沒有給予特別資源，大學或是中學亦不鼓勵人們選讀這些科目。對人文學科有興趣的都只能自學，你會見到香港人的歷史感和在藝術知識方面等都是貧乏的，一如我由建築系轉讀哲學時很多人都大惑不解，何以捨棄頂尖又易搵食的建築系而轉讀無聊又無用的哲學呢？到今天為止，大陸仍然相信香港以商業為首，賺錢至上。維持香港制度不變，「馬照跑，舞照跳」正是描述香港只顧賺錢的享樂主義，文化方面完全欠奉。儘管我不認同香港是文化沙漠，因為早期從大陸逃亡來的文人，導演、作家、哲學家等的文化人為數不少，而且很有份量，但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就甚少受到人文學科的栽培。當時社會也有些文社團體，但都只是散漫組織，年輕人搞搞讀書會、寫寫歪詩、念念新詩，情況在60至80年代之間都很普遍，直至97問題出現為止。97回歸97回歸問題出現，香港同時有了新方向，有了新的身份認同，我對文化中國亦有了新的理解。金庸筆下的文化中國，印證了我們嚮往的大陸，長城、錢塘江、臨安、懸山寺、長白山、峨嵋山、大漠、絲綢之路以至成吉思汗、鐵木真和全真七子等等的地方及人物，都讓我們對文化中國有著無限憧憬，作為「香港中國人」，我們終於可以歸去！香港由鴉片戰爭開始的百多年強暴式殖民統治終於完結，理應是何等令人興奮。然而，現在我才理解到，那只是羅湖橋外的隔膜所做成的錯覺，我們這代人，對中國大陸的期望、盼望、失望，到今天的絕望。相比大陸開放後曝露的極權問題，台灣1986年戒嚴令解除，民進黨建黨，公民社會起步，慢慢演變全民投票選總統的民主制度。相對而言，香港無異是得天獨厚的，這裡是當時全球華人地區最自由的土地，擁有英國殖民地給予的法治基石，這些空間是台灣和大陸所沒有的，回歸就是擁有文化中國的中國人身份。我們滿懷希望中國開放改革，經濟慢慢變好，政治慢慢民主自由化，慢慢接受西方的思想價值。我在外國接受自由開放的教育，擁抱西方自由主義精神，多元文化和全球化體系的理念，期盼在80年代到2047還有五十多六十年，香港會如寫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擁有民主、開放、自由的制度，我們相信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置身歷史洪流，不相信歷史決定論，相信創造和參與。和其他民主改革的朋友一樣，相信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是我們的公民責任，同時相信民主救中華是正確路線。遺憾的是，這些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主觀良好意願。我們那時根本不懂得共產黨，不明白香港人只是有利用價值，我們追求民主自由只是水中之月。第一份在香港的教學正職浸會學院的教席是我從台灣回港後的第一份正式教職。求職信寄出一個多月後，我得到謝志偉校長的約見，浸會當時正為升格大學而作出改革準備，他們同時邀請了香港大學語言學羅德教授（Robert Lord）過檔組新班子，這是我教學生涯中最重要的時光，我當然全力以赴。浸會在未升格前隸屬基督教浸信會，由於有宗教團體背景，聘請非基督徒有一定困難，校長囑咐我低調處理非基督徒的身份，我只有唯唯諾諾的點頭。謝校長讀過我現在收錄於《人文與通識》的「我為什麼不是基督徒？」所以約見我。這問題最早來自英國哲學家羅素，他出世時就領洗了，後來脫離教會便被問到為什麼不是基督徒。當年訪問我的記者有此一問，我說這個問題不需回答，因為問題如「我為什麼不是佛教徒？」、「我為什麼不是回教徒？」等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從來對宗教有很大的疑問。 亞里士多德的教育理想：如何成為自由人和好的公民 在浸會期間，我有幸參與建立浸會大學人文學科學位的工作，我對此感到非常驕傲。香港的大學教育一直以來都是獨立成科：英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西方歷史、語文以至哲學都各自分類，文史哲各有範疇。我常常不禁一問，為什麼讀莎士比亞就不能認識李白杜甫？為什麼讀《紅樓夢》就不可以讀但丁《神曲》？英殖時期硬要把文學分為英國文學、中國文學，至於俄國文學、德國文學又要翻譯成英文放在比較文學中來讀？其實它們全都是文學，為什麼不能歸類為一呢？我們常常說的文科「ARTS」，其實與藝術（ART）無關。這字源自拉丁文ars、artes，是「方法」的意思，是從亞里士多徳的教育思想引申出來，是我們如何由無知狀態解放出來理解這個宇宙的方法。「artes liberales」指的是成為自由人參與公民生活至關重要的主題或技能，亞里士多德的Humanity是要理解「人之為人」。藉著對Humanity的重新思考，我們構思可否在傳統文科中有一個綜合課程？這成了我當時的任務，我和羅德教授思考了很多課程的可能性。可惜，提交兩次到香港學術評審局HKCAA（現為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都不成功，得來的回覆是沒有市場價值（marketability），沒有僱主會願意聘用這些畢業學生的。每次失敗後，我和羅德教授兩人都會沮喪地找個地方靜靜的喝杯咖啡再商討，屢敗屢戰，重新思索如何把課程定位，如何制定及推銷。第三年，我們終於成功了！我們提出的新課程一直都被認為畢業生是沒有僱主想要聘用的，但究竟如何證明僱主是不會聘用他們這回事呢？每年大學畢業的同學，除了一些專門的學科，如會計、建築及律師等專業，很多工作都與他們修讀的本科不相干。銀行家不一定在大學讀工管系；政府的AO、EO都不一定是唸行政。換句話說，大部分工種聘用的都不是專業人員，市場上仍有很多非專業學科的畢業同學進入職場。因此，最妥當的方法就是問問僱主想請甚麼人，我們想出個方法，做一次市場調查，研究一下僱主究竟想聘用哪些人？我們找來專人設計問卷，提出僱主會否聘用懂中西文化、懂邏輯思考，具有政治關懷，對世界認識的這些畢業生？這次一舉成功。老實說，修讀本科的同學，如果不是做相關工作，三兩年後必定把所學忘得一乾二淨，新課程的訓練足夠讓這些同學應付世界變化，今次得到當時考評局的高度評價，綠燈開通了。這個綜合人文學科是雙語課程，在傳統歷史及哲學之上混合了新元素，其中一個特色是寫作，這在職場上非常管用，而我作為整個課程的策劃者，更是非常興奮。可惜課程開始後，學院委派了一名美國學者負責，雙語變成了英文及法文，而不是英文及中文，這令我非常失望。而另一個令我不快的原因就是聘用人選的問題，我和校長激烈討論，究竟是聘用外國學者還是培育本地人才？當時一位應徵者是位中文大學哲學博士，非常難得，為什麼我們不能給予這年輕學者機會呢？...

第三封信上篇 明慧： 感謝你的回信。你提出的問題十分重要，需要認真回答，但第三封信繼續説我從德國回來後的故事。「民主」、「政治人，知識人」與「民眾」的矛盾問題，可能是等到第18封信才能和你討論。你信下半部尖銳的提問大學教育本質、學術自由、社會責任，我會在之後的信回答。這些是大問題，是我們學術人和知識人要嚴肅面對的。在大學中經歷超過半世紀，所為何事？ 轉眼已是第三次給你寫信，回顧人生路，今天想和你返回我的第二階段初起步的時候，由我博士畢業後從德國回港後說起。 冷戰氛圍下...

凌漸：剛讀畢你的第二封信，一閃而過的念頭，竟是你寫的那個年代，那個多麼讓人嚮往的年代，儘管我們都經歷過，儘管我們當時都沒下意識去經歷，就像那時我指著面前的唐樓跟我的兒女說：看吧，好好看吧，儘量用眼睛看吧，待你們長大以後你們再也不會看到的了。當時腦海浮起瑞士詩人凱勒（Gottfried Keller）〈夜曲〉（Abendlied）的最後一節：但我還徘徊黃昏的田間只剩將滅的星相隨：飲吧，眼睛，盡你睫毛所及承載世上一切金色！Doch noch wandl' ich a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