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包括：以色列拒絕停火，加沙衛生部指累計死亡人數已超過一萬；中國副總理何立峰出訪美國，為國家主席習近平下周赴美與總統拜登會晤作準備；美國國會五名議員提出法案，尋求制裁49名參與執行國安法的香港公職人員，包括終審法院所有常任法官。以巴衝突改變世界《金融時報》專欄作者Gideon Rachman 本周一的文章標題為：「從美國到烏克蘭，加沙之戰將改變世界」。他分析說，世界局勢正朝著不利和平、民主與國際化的方向發展，俄羅斯很可能憑藉更強的戰時經濟在烏克蘭戰事中取得優勢；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和平協約因加沙之戰粉碎，且多個中東國家可能捲入戰火；美國的拜登總統陷入困境，特朗普被博彩市場視為將贏得2024年總統大選的寵兒，近日的民調顯示他在大多數可決定勝負的搖擺州份大幅領先拜登。這些發展勢頭正在互相鞏固。例如，加沙之戰令美國及盟友無法專注協助烏克蘭，必須兼顧供應彈藥及空防軍備予以色列，而美國支持以色列之舉，又令南半球發展中國家更不願意支持烏克蘭。西方指責俄羅斯犯下戰爭罪行時，被指對以色列雙重標準，而拜登正因為撐以色列而流失較年輕的、較前衛或阿拉伯裔的選民，這些選民若不出來投票，特朗普可望獲勝。這正是普京最希望見到的結果，他會全力作戰至特朗普上台並拋棄烏克蘭。作者還指出，當加沙戰火成為全球焦點，遮掩了其他嚴重侵犯人權事故，巴基斯坦、蘇丹和納卡地區都出現大批難民被迫流徙，台灣在2027年前淪陷的危機也在加深。加沙之戰的影響英國廣播公司的國際編輯Jeremy Bowen上周末在以色列南部發了一篇文章，嘗試在急速變化的局勢中，總結加沙之戰較為確定的影響，提出了五點分析：1）以色列民眾的確支持軍方攻擊加沙，意圖消滅哈馬斯及其伙伴伊斯蘭聖戰組織。哈馬斯突襲，以殘暴手段殺死1400人並擄走240名人質，令以色列國民決心報復，對戰火中不幸犧牲的巴勒斯坦平民不表同情，把他們的死歸咎於哈馬斯。2）以色列的軍事行動造成了極嚴重的大規模死傷，加沙衛生部最新統計數字已超過9000，三分二是婦女和孩童。雖然美國對這數字存疑，但在過去的以巴衝突中，國際機構向來認為巴方的死傷統計頗為準確。聯合國近日宣稱，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戰爭至今，二十一個月來被殺的烏克蘭平民累計為9700人，被以色列軍隊殺死的巴人數目即將超過烏克蘭，即使其中有一成是哈馬斯戰士，無辜被害的巴人平民數目也極大，因為還有不少屍體被掩埋在瓦礫下未被統計。聯合國人權辦公室認為，這麼多平民被殺，反映攻擊行動超乎適度武力，可能構成戰爭罪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為此公開提醒以色列須遵從國際戰爭法律，這樣的提示為過去三十年以巴衝突以來僅見。3）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正承受巨大壓力，他身為以色列最高保安及防務主管，卻沒有為國防漏洞導致哈馬斯突襲帶來災難後果而承認個人責任，反而在社交平台發信息怪責情報部門，引起群情洶湧，他其後刪除信息及道歉。前情報主管和軍隊高層公開抨擊他，反映他已失去軍方及保安部門的信任。4）自2005年巴人反抗運動後，內塔尼亞胡一直以政治分化來維持局面，他默許哈馬斯在加沙地區建立勢力，藉此削弱阿巴斯領導的巴人自治政府，使西岸與加沙各自為政，無法邁出建立巴勒斯坦國的步伐。2019年他所屬的利富德集團內部討論外洩，內塔尼亞胡告訴盟友，若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國，便應支持卡塔爾向加沙的哈馬斯政權輸送資金，加深加沙與西岸的分化。5）以色列既獲得美國經濟及軍事支援，如今絕不會同意任何容許哈馬斯繼續保有權力的和平方案，這肯定會導致大量流血戰鬥，也帶出了重要的問題：日後誰代替哈馬斯？這問題迄今未有答案，但過去一百年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在這地區的衝突顯明，單靠軍事行動永遠無法解決衝突，容許巴人立國與以色列並存之路雖然極為崎嶇，雙方的強硬派都不斷破壞這構想，但如果這次戰爭還不足以喚醒各方，唯有兩國並存是可行出路，則猶太人和巴人只能世世代代繼續互相殺戮。拜登設法將美中角力降溫本欄引述這兩篇分析文章，希望向讀者指出兩點，其一是加沙戰局牽一髮動全身，其影響絕不限於中東地區或國際油價，對中美關係、台海局勢等都有重要影響。美國近來積極拉攏中國，力邀習近平親身去美國參與亞太經合峰會，並與拜登舉行美中元首會談，焦點議題必然包括烏克蘭戰況及以巴戰爭。美國明知道北京在政治取向上親俄親巴，仍期望藉緩和美中經濟冷戰，使中國經濟有改善空間，來換取北京在兩場戰事上保持中立，反映拜登在特朗普內憂與兩戰並發的外患夾擊下，已無餘力應付另一戰線，所以要設法把美中角力降溫，把矛盾往後推延，避免多方受敵。何立峰與耶倫的會晤，相信會有一些有利中美雙邊經濟關係的消息發布，為習拜會營造氣氛。其二，國際政局近年是強人當道、民族主義盛行、全球化解體，美國固然當不了世界警察，也沒有其他國家或跨國機制可以有效維持世界秩序，遑論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危機，這個失衡無序的大格局，短期內恐怕不會改變。港府不應靠嚇至於香港方面，在中美角力的大氣候下，香港不再是雙方協作的中介與平台，更動輒成為雙方鬥爭的夾縫或棋子，從盡吃兩家茶禮變為兩邊都不討好，尋找出路必然處處碰壁，這問題不能靠搞活夜市或唱好香港來解決。據傳媒報道，何立峰於11月7日以視頻致辭，向香港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提出三個建議，希望香港著力加強自身建設，進一步提升影響力；建議香港繼續保持國際化的特色，進一步拓展「朋友圈」，希望香港主動適應市場變化，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三點建議頗有道理，尤其第二點相當應景，許多治港者已經遺忘。從這個角度看，要回應美國國會五名議員的制裁法官提案，除了發聲明反對，更恰當而有實效的做法是動用北京和香港的人脈，游說美國政府拒絕這項提案，而非威脅把香港的國安案件移交內地審訊。香港若還不認真找出路，難道要靠內地黃金價格較高，港人帶運金器或走私金條，來維持國際金融中心這塊金字招牌？參考資料 :From the US...
在英晚上沒有什麼夜生活，一家人飯後都會看看電影。本想看《虎克船長》（Hook），怎知下了架，太太說不如看《羅賓漢》（Robinhood）吧。其實一年前來英已和孩子看過，但幾乎忘了大半（因為那時同時在上網找工作，一心不能二用）。看完，竟在收到「羅賓漢樹」被惡意砍下的消息，世事之巧有時真令人驚訝。「羅賓漢樹」 （Sycamore Gap Tree）位於英國北部諾森伯蘭郡（Northumberland）國家公園，這並不與歷史相連，因為羅賓漢「理論上」是諾定咸郡（Nottinghamshire）的一位不法之徒（outlaw）。而Sycamore Gap Tree被稱為 Robin...
早陣子我弄了一張地圖比較台北市和香港的地理距離，看看如果把台北的地點放在香港的話，實際距離有多遠。這張圖引起了不少關注，見到大家紛紛留言討論某些地點原來沒有想像中那麼遠，又或比想像中遠很多。距離感錯亂，是移民常常要面對的生活適應。如果在地圖上把台北車站和尖沙嘴天星碼頭對等，那麼台北車站和信義區台北101大樓的距離，就大約等於尖沙嘴天星碼頭到太古城中心的距離，都是五公里。去林口呢，大概就等於欣澳站；桃園機場的距離剛好就等於香港的赤鱲角機場。我比較意外的是如果把尖沙咀去上水的距離放在台北，原來已經等於到新北三芝了。出行模式的不同之所以會出現距離感的錯亂，後面其實是出行模式的不同。同樣的直線距離，兩端是不是有道路直接連上？是高速公路還是鄉間小路？如果你不開車的話，那就還要問：有捷運嗎？有公車嗎？多少分鐘一班？中間停多少個站？這些問題的答案比起直線距離有多少公里，對距離感的影響要遠遠大得多。自從我搬來台北之後，我發覺我忍受長距離通勤的能力大幅減少。以前在香港我住在大埔，約朋友出市區花一個小時是很正常。現在我住台北市大安區，放在上面那張地圖的話就等於香港的跑馬地。我平常出入的地方都在台北市的蛋黃區，換算在香港就是只限維港兩岸，是連界限街都不會過的那種生活狀態。對此，我想到三個可能的解釋。第一個可能，是我本來就喜歡方便，而我的收入水平在台灣又容許我住在台北的市中心，於是就住下來了。如果我在香港的時候住得起跑馬地，我也很可能會住跑馬地啊，然後一輩子不入新界。第二個可能，是我懷疑台北的公共交通在某些環節實在沒有香港的好。例如很多香港人選擇住在淡水，我是打死也不願意的。淡水坐捷運去台北車站才38分鐘，這樣的通勤距離在香港一點也不過份啊！但問題是這程捷運要停18個站，在列車上走走停停會搖到懷疑人生。同樣的時間距離在香港通常會是乘搭長途巴士，上車睡一覺到市區便下車那種，乘搭體驗不太一樣。第三個可能，也是我認為最有解釋能力的一點，就是兩地人口密度不一樣。因為香港人口密度高很多，就算是離開市中心一小時的地方，仍然會是一個人口數十萬的新市鎮，各種生活機能一應俱全，例如隨便都可以吃到日韓越泰各式料理；但在台灣，離開市中心一小時的地方可以相當荒涼，平時生活供給不會有太多選擇。不可靠且昂貴的交通談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發現不少移民外地的朋友，一開始的時候對如何理解當地的距離都沒有很好的掌握。有時聽到朋友說：出市區才一個小時而已，在香港也是這樣搭車啊！誰不知道在台灣、英國或者加拿大的「一個小時車程」，感受上和在香港絕對不是同一件事。到真的住下來之後才發現，噢，原來中伏了！關於交通這回事，自問我在台北還好了。首先到處都有共享單車，基本上四個捷運站範圍內的距離我都會騎車過去。要搭捷運或公車則是班次又多又便宜，想也不用想。但如果你的目的地是台中或台南，又或是倫敦以外的英國，事情就很不一樣了。很多移英港人常常投訴當地的公共交通是完全不能依賴的，班次表說有車但到了車站卻沒有車，錯過了又要半小時甚至一小時後才有下一班。如果要靠公共交通來上班或者上學，恐怕很快就會瘋掉。就算有可靠的公共交通，也要面對高昂的交通費用。有朋友刻意找了個離倫敦半小時火車車程的地方居住，我問他結果有沒有常常去倫敦逛逛？他說一個月也沒有一次，因為車票太貴了。回想以前曾在紐約生活，每逢週末都要面對地鐵因為各項維修而路線大亂。香港公共交通的便捷程度，一直都把香港人寵壞。移民後要接受公共交通原來不一定能日常代步，後面所需的習慣改變真的不容低估。那麼我們是否就得接受「沒有車牌就不要移民」這個說法？這恐怕還是有點簡化。我們在下一篇再展開。▌［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電腦打字，最重要的技巧，是要掌握盲打，也就是眼睛不看屏幕，憑著感覺去打字。為何掌握盲打很重要？因為只有在盲打的狀態下，手腦合一，才能進入「心流」狀態。所謂「心流」，英文即 flow，在學習、寫作、畫畫、創作時，驟覺時間飛逝，轉向愉悅的忘我狀態，即所謂「心流」。心理學家米哈里·奇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在1970年代稱此之為「心流」，入此狀態，最重要是有足夠時間保持高度專注及集中，減少外部干擾。以打字來說，最易進入心流狀態的方式，正是只憑感覺盲打，或乾脆閉目，減少畫面干擾，思緒直接化作指頭動作，達致人機合一。相反來說，寫作時若然一邊打字，一邊修正，又或一邊選字，當中太多干擾思緒的元素出現，難以進入心流狀態。有時用紙筆寫作，即使開著眼睛，但仍然更為專注，主要原因正是由於紙上不易修改，兼沒選字過程，直接把思緒付於紙上，待完成創作後才謄文，更易進入忘我的心流狀態。對電腦文字輸入有高要求之前提及倉頡與其他輸入法之比較，其中有一句寫道：「倉頡絕非過時產物，而是對電腦文字輸入有高要求者的必經之路。」有些朋友使用其他輸入法，感覺自己也很認真寫文，對我之言有不滿，似是認為我暗示他們對文字輸入的要求不夠高。先說一句，我有些作家朋友，不是我這類小薯的寫作人，而是在文學領域獨當一面的前輩，本身對文字運用有極高要求，但在輸入中文時因習性所累，使用的輸入法要不停選字，例如拼音或九方。細心的讀者應該會留意到，這句話當中是清楚指出「對電腦文字輸入有高要求者」，而非「對文字有高要求者」，兩者之間差異明顯。我寫這句話時，確實有仔細考慮過當中分別，否則不會如此具體地寫入「對電腦文字輸入有高要求者」較翹口的句子。我在此更準確地表達我的意思，即使作家採用不能盲打的中文輸入法，也可以是對文字本身有高要求的人，我認識不少前輩正是如此。他們認真寫作，用字精雕細琢，但對電腦漢字輸入就不算有高要求，往往是抱著「能夠輸入到文字就已經很好了」的心態。使用拼音這類輸入法，當然還是可以寫出出色文章；正如使用倉頡，也不一定代表能寫出好文章。絕非長輩科技倉頡地位之所以無可取代，究其原因，正是因為在眾多免費、系統內置、跨平台的中文輸入法裡，只有一個可以做到真正盲打。有些形碼輸入法可以盲打，但不是免費，諸如五筆；有些是免費授權，但不是系統內建，例如大易；拼音輸入法是免費兼系統內置，但要對著屏幕選字，不能盲打；Chrome 裡有一大堆中文輸入法，但要用 Chrome 打開，不是跨平台；速成輸入法必須選字，沒有可能單憑感覺全部記下來。每次討論倉頡與速成輸入法，我最驚訝是很多速成使用者會如此強調自己「連位置也記得」，也許應付日常對話真的可以記得選碼位置，但隨便打開明報《星期日生活》（Facebook :...
我到過布拉格多次，參觀過三個重要的墳場：在新猶太墳場內憑弔布拉格最著名的作家卡夫卡；於老猶太墳場內漫步，在緊縮而不規則的墓碑中，思考猶太文化的問題，但兩個墳場沒有特別值得觀賞的雕像。 而高堡墓園（Vyšehrad Cemetery）建於1869年，面積不算大，但值得欣賞的雕像很多，風格和意大利墓園有明顯差異。不少捷克重要的音樂、藝術和文化名人長眠於此。第6張相是音樂家德伏扎克之墓，新藝術（Art Nouveau）的墓碑設計襯托他的頭像。 ...
第十封信 10.2 明慧， 依亞里士多德所説的完美朋友是我另一個自己！這顯然是很大問題。世界上那裡有另一個自己？如果是這樣，完美友誼根本不可能出現。 「我親愛的朋友們，其實沒有朋友這回事。」...
在英國尋求政治庇護，我也認識了不少一樣背景的朋友。大家都在漫長的等候過程中，面對不少的困難及挫折，同樣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及擔憂。很幸運，我可以遇上大家，可以互相認識、互相建立關係、互相支持著。 在這裡的手足朋友年紀都比較小，大多數都只有十多或二十多歲，相比較之下，我的年紀的確比較大。我在香港已經大學畢業並工作了好幾年，人生經驗亦比較豐富，沒有他們的年輕。 每次見面，他們都笑我是「姨姨」的年紀。在他們之中，我漸漸成為了大家的「姨姨」。 大家隻身來到英國，除了要自己一個人面對生活的困難、經濟及住宿的問題，亦經歷情感或情緒上的困擾，對於建立關係及信任，更是失去信心。朋友們都會傾向保護自己，不輕易相信身邊的人，這樣的情況，我是很明白及理解的。 因此，可以成為他們的「姨姨」，我是感到榮幸的，亦是開心快樂的事。除了年紀比他們大，同時我亦感到自己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我應該可以更好的照顧自己，適應英國生活，正面地去面對及解決困難。我希望自己的經驗及力量可以支援身邊的朋友，甚至祝福身邊的人。...
最近看到有港人組織鼓勵在英港人團結，參與當地政治，增加港人在來年英國大選的話語權。個人認為相關倡議為離散港人提供了一般大眾都能夠參與、且切實可行的行動方向，因此頗為值得支持。但與此同時，亦留意到部分人質疑流散外地的香港人不應過於強調港人身份或以團結港人為目標，而應該努力令香港人融入當地生活，成為當地公民。 事實上，抱持類似心態的絕非孤例。來到英國之後，我認識到不少香港的同學，他們當中有部分相當抗拒與其他香港人交流，即使與他們談話亦傾向以英語交流。後來找到機會與其中一位同學對話，他就提到難得來到英國，只希望融入本土生活，否則就會成為令人討厭的外來者。 然而，融入當地生活與保留本來的身份兩者並不互相排斥。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本來就應該可以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融生活，互相交流。尤其是英國，歷史上經歷過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這個國家除了白人之外亦同時住著印裔、亞裔、黑人、中東等社群。根據2021年數據，倫敦只有不足四成的人口為所謂「英國白人」，以致在這裡生活，基本上每日都會與不同膚色、文化、生活習慣、口音的人相處，當地人亦早已對這種多元的生活環境習以為常。如此，要找到一個同質的「當地文化」來融入幾近是不可能的任務。 擁抱自身身份 人的身份除了是一張標籤，同時亦反映著構成我們作為人的很多不同重要面向。我常常很朋友開玩笑說，我來到英國以後才深切地體會到自己真的是一個香港人，因為正正與其他人交流的過程中，我才意識到香港這個地方是如何形塑出我現在的思維方式、價值觀、行事的準則、講求效率的辦事模式等特質。擁抱本來的身份，理解它所賦予的特質，反而才能找到更好的立足點理解身處的地方，感受不同文化為個人及社群帶來的影響。若我們為了不成為令人討厭的外來者而排拒自己本來的身份，則反令我們看起來面目模糊。 再者，香港人作為新生的離散群體，我們獨特的經歷使得我們對威權擴張、公民社會與民主自由等概念比起很多從小成長於民主國家的人有更深刻的體會。若我們希望對所身處的民主國度有所貢獻，則更應努力鞏固自己的族群身份，保護我們所珍視的民族記憶與敘事方式，才能在地球不同角落繼續捍衛正受威脅的民主價值。...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包括：中國前總理李克強突然逝世，大批民眾自發悼念，政府嚴格管控悼念活動及言論；以色列拒絕國際社會的停火呼籲，持續轟炸及派遣地面部隊進入加沙，巴人死傷數目急增；香港特區政府拒絕向中大學者何曉清續發簽證，令她無法回港授課，中大隨即把她解僱。 李克強突然逝世 李克強突然逝世，官方宣稱死因乃突發性心肌梗塞，全力搶救無效。海外評論者卻普遍認為事有可疑，因為李克強年僅68歲，在退休領導人中屬於極其年輕，他擔任總理長達十年，在任期間和退休後都有專屬的醫護人員照顧健康，病發時在上海一個高級賓館游泳，距離醫院不過十數分鐘車程，大部分心肌梗塞病患在黃金兩小時内搶救都能救活，李克強卻返魂乏術，難免引起許多忖測。尤其中共高層正處於內鬥激烈時期，外交部長秦剛、國防部長李尚福，擢升高位不到一年便突然垮台，肇因卻秘而不宣，令中共高層人人自危，就在這敏感時刻，論資歷聲望唯一可與習近平比肩的李克強突然英年早逝，在政壇上引起的震動和忖測，自然非同小可。 李克強在任期間並無重大建樹，因為習近平非常強勢，他長期活在習的陰影下，重大事情都要向習請示，整個國務院被黨中央架空，總理的權力被大幅削弱。但這位「一事無成」的卸任總理，逝世後卻引發大規模的民眾悼念，追悼內容主要集中在他個人操守清廉、經濟學知識豐富、對中國經濟情況敢說真話，以及堅持鄧小平的對外開放、市場改革路線。把這幾點內容，連繫到網絡上瘋傳的諷刺語句「為何不是他」，令許多評論者相信，民眾普遍對現狀不滿，對習領導下的政府施政有怨言，所以借追悼李克強來宣洩不滿，帶有強烈的控訴意味。 嚴厲管制悼念活動 由於李克強故鄉和全國多處都有大批民眾自發悼念，而追悼內容又不時語帶雙關，令北京當局高度緊張，害怕歷史重演，像過去周恩來與胡耀邦逝世，民眾追悼活動演變成大型政治抗議，但又不能禁止民眾悼念這位前總理。因為李克強是完滿落任，在政治上並無明顯過錯，中共中央因此一面給予高度評價，全國官媒高規格報道他去世的消息，喪禮也按正國級領導人規格進行，所有官方機構下半旗致哀。與此同時，安排盡快火化遺體，責令各地政府嚴格管制悼念活動，對公眾場所和網絡上的悼詞輓聯等也從嚴審查，阻止民眾對李的功績給予過高評價或搞公開告別活動。這些措施，明顯是希望平息悼念潮，使其盡快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