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途航機上，大部分人都是看電影或睡覺，很少人留意飛機下的樣貌。三萬尺高空下，建築物全變得微小，人類的活動也看不見。河川是線條，山脈田野是不規則的圖形。從上觀下，以前説是「雀鳥的觀點」(bird’s eyes view)，而今我們真能從天看地，大地呈現完全不同的形象，在地面上從未看過的觀感：我們的居所——地球是如斯壯麗。是以我多放棄電影和睡覺，選擇航機最後幾行的窗口位置，觀賞大地。當然拍攝好的景象不容易，季節、空氣、陽光和雲層等狀況都是拍攝的條件，大概四次航程只有一次可以成功有些好作品。 ▌［相印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凌漸：剛讀畢你的第二封信，一閃而過的念頭，竟是你寫的那個年代，那個多麼讓人嚮往的年代，儘管我們都經歷過，儘管我們當時都沒下意識去經歷，就像那時我指著面前的唐樓跟我的兒女說：看吧，好好看吧，儘量用眼睛看吧，待你們長大以後你們再也不會看到的了。當時腦海浮起瑞士詩人凱勒（Gottfried Keller）〈夜曲〉（Abendlied）的最後一節：但我還徘徊黃昏的田間只剩將滅的星相隨：飲吧，眼睛，盡你睫毛所及承載世上一切金色！Doch noch wandl' ich auf...
獲准入境英國以後，漫長的等待才真正開始。由在海關要求政治庇護至今一年多，除了內政處給我寄了一份問卷問及我申請原因外，絲毫沒有一點消息。但這也不意外，一直有聞身邊有同樣經歷同一處境的人，大多需要長達一年半至兩年才獲得申請結果。根據英國內政部的數據，截至2021年年底，共有184名香港人在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當中只有15宗個案獲批、30宗被拒絶、51宗被撤回，其他則仍在審批當中。尋求政治庇護者面對最大的困難，是我們不被容許在英國工作及租樓。換言之，我們缺乏收入來源支撐日常開支，亦難以在英國找到落腳點。當然另一選擇是入住英國政府提供的庇護住所，並獲得每週約$400港幣的現金援助。不過近年不少報導指出在全球難民潮下，庇護住所的環境和治安亦愈見惡劣。我比較幸運，碰巧有一位相熟的中學同學居於英國，暫且可以同住。經過半年居無定所的日子，難忘在新居醒來的第一個早上，終於不需用幾秒鐘思索自己身在何處，又或明天該往何處。即使去向依然未明，但至少在這個租期內，我知道十天後一覺醒來，也不用擔憂我會在另一處，甚或另一個國家。 相片由筆者提供 不過，當一個人沒有穩定收入時，還是會非常不安，更遑論作任何職業或人生規劃。其實尋求政治庇護者離開自己熟悉的生活範圍，逃離到一個全新的地方，最需要的是重建生活，從而重新建立對人生的希望，惟無法工作的掣肘，卻牽扯著衣、食、住、行每一環，令生活充斥著不安全感。本想在異國重新開始的人生，卻仍然不由自己所控。在這些時刻，會讓我重新思索工作的意義。有時候，即使我們的工作只是日復日的重複工序，甚至對自身人生並無重大意義，我們卻會因而找到自己價值、社會認同及安穩感，從而感到安定且自信。但這些感覺是否又只能由一份工作賦予？我相信不是的。所以，這年我更努力在這邊重新構建社交圈子和生活模式，讓自己不被孤立在社會之外。我相信自身的力量和信仰並不會因為自己作為邊緣的族群而失去發光的機會。和身處香港一樣，即使我們受現況或形勢所限，但還是可以一小步一小步地重頭做起，首先保護自己的初心，繼而將關懷和理念擴展到身邊的人及社會，這仍是一種實踐。▌［尋庇護］作者簡介過著流亡生活、前景未明的在英尋求政治庇護者或他們的過來人，透過綠豆的破土——這塊自由土壤發聲，以專欄「尋庇護」講述自身的故事、申請政治庇護時遇到的種種程序上、生活上的經歷。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新聞有兩則，一是全國兩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親信李強雖無國務院管治經驗，卻被視為接任國務院總理的大熱人選，而大會議程又有黨和國務院機構改革提案，建議把國務院多個部門的行政決策權力移交黨中央，明顯與鄧小平年代倡導的黨政分家背道而馳。另一則為香港特區公布洗衣街商業地以47億元售出，平均每平方呎地價僅3000元，反映發展商看淡未來十年香港商業用地的需求及回報。黨及國務院機構改革提案習近平於去年秋天的中共二十大上，成功連任黨總書記，並且清除了黨內稱為團派、江派、前任領導人栽培的接班人，使新一屆政治局常委變成清一色的習家軍。因此，今年三月召開的人大、政協兩會上，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等行政、立法、議政的最高領導職位，全由當上了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親信出掌。本來並不令人意外，但李強成為國務院總理人選大熱，還是引起了外界側目與非議，這是由於他的資歷與現任總理李克強相距太遠，既沒有當過國務院重要部門領導，也沒有國務院副總理的歷練，且去年主政上海時拍板封城曾鬧得天怒人怨，如今僅僅憑藉曾在浙江省與習近平共事，獲其信任提拔，便能鯉躍龍門，這為中國政壇開了危險的先例。按照常理，習近平既安排了自己的親信掌管國務院，便沒有需要對國務院的架構與職能作大幅改革。李強既能嚴格遵從習近平當時堅持的「清零」政策執行上海封城，自然也會嚴格執行習近平領導的黨中央拍板的各項政策。但就在習近平連任後的第一個兩會上，便已提出議案改革國務院，把有關國家安全、財政金融、科技文化等多個部門和機構的領導與決策權力，移交相關的黨組織，由不同的政治局常委打理，這樣做實際上是拆散了或架空了國務院的權力，使其變成單純的政策執行機構，只有辦事權而沒有決策權。換言之，在國務院累積了多年經驗的職業官僚，就算當上部長、行長，也不是決策的第一把手，真正話事的可以是沒有相關專業資歷或經驗的黨中央幹部。這個人事任用趨勢，香港人應該不會陌生，過往港澳辦與中聯辦的一把手，總是由長期參與外交工作或港澳事務的官僚出任，但近年出於所謂維穩的需要，已改由毫無港澳工作經驗的黨幹部擔任。外界如今關注的是，這個開倒車搞黨政不分的趨勢，是否只局限於有關保安的部委，例如盛傳將由一位常委級的大內總管統領公安、國安等多個政法單位，或是會擴及多個領域，包括講求專業知識與經驗的部門，如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等財金部門，以及統管科技、通訊、廣播等專門機構。假如一律貫徹黨領導政的新方針，會否出現外行領導內行、政治凌駕現實的局面，這對於境外投資者是否有信心繼續在中國投資，將會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洗衣街賣地在香港方面，洗衣街商業地的投標結果於3月5日公布。據《明報》報道：「今年1月市建局觀塘巨無霸商業地僅獲新地入標，最終上月流標收場後，屬本年度最後一幅出售官地的旺角洗衣街商業地亦被市場睇淡，可建樓面逾152萬方呎，上周五截標時僅獲3份標書，最終新地擊敗長實，以及鷹君伙信置財團，以47.29億元、每呎樓面地價3103元奪標，不但較截標前市場估值下限56.4億元、每呎樓面地價約3700元低16%，更較一年前地皮進入本年度賣地計劃時最高估值228億元、每呎樓面地價1.5萬元大跌八成。」對於這個賣地結果，名為天行足跡的臉書專頁有不錯的分析：「洗衣街地王是旺角難得一見的大型地皮，又鄰近東鐵站，吸引力無容置疑，應該是兵家必爭之地。47億的低價，除了四大地產商，會德豐、信和、恆隆、太古等也玩得起，還有一眾中資地產商，不可能聯手壓低地價，明益新地。新地的標價最高，因已擁有旁邊的新世紀廣場，搭條天橋便可發揮「聯乘效應」(即是壟斷)，可略為推高租金。其他入標者標價更低，反映了發展商對後市悲觀。如果是住宅地，最快三年後可賣樓花，四年可賣現樓，地價是反映發展商對三四年後樓市的預測。但現在建的是商場和甲級寫字樓，將來出租，回報期長，地價反映的是未來10年、20年商場和寫字樓租金的預測，可見各地產商對香港長遠的商業前景是悲觀的。」發展商對香港商業樓宇市道前景是看好抑看淡，本來只是市場行為，而且受宏觀政局波動影響，未必可以作準。問題在於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一向高度倚賴房地產業，地產不景氣政府便出現大額財赤，反之則積累巨大盈餘，商業地王低價售出因此成為警鐘，令外界重新審視政府的財政狀況，以及重新評估其宏圖大計，例如把東九龍打造成第二個中環、在大嶼山對開填海造島建新商業中心、在北部邊境打造新的就業及商貿中心等，這些動輒涉及千億計資金投放的大型建設項目，其財務可行性很大程度取決於未來的賣地收益，如果每平方呎只售三千餘元，這些項目全都會淪為大白象！▌［ 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編按 ：「正義迴廊」和「毒舌大狀」這兩齣叫好又叫座的港產片，剛好兩者都是有關法庭、法律、公義，並更引起公眾對陪審團制度的討論。陳文敏教授看罷兩齣電影後，為《綠豆》撰文，分三篇講述陪審團制度的前世今生、利弊質疑，以及在國安法下陪審團被消失所突顯的問題。========================（一） 引言在近年一片低迷的市道中，香港電影業異軍突起，多齣港產片叫好叫座，題材獨特，手法清新，令人耳目一新。當中有兩齣電影特別矚目，「正義迴廊」獲16項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毒舌大狀」則相信是首部票房過億的港產片。成功的電影總離不開獨特的時代背景，也一定反映當時的社會情緒。無獨有偶，兩齣電影都觸及法律和公義的問題，此時此刻，兩齣電影的成功，又意味着什麼社會現象？「正義迴廊」以一宗香港轟動一時的案件為藍本，兒子張顯宗登報尋找失蹤的父母，但最後竟然發現張顯宗是斬殺父母，並將他們肢解的兇手。案中兩名被告，一個是智商高達120的張顯宗，另一個是張顯宗一位智商低於常人的朋友唐文奇。張被裁定謀殺罪成，唐文奇則謀殺罪不成立，只是非法處理屍體罪成，這樣的判決是否合符公義？「毒舌大狀」亦同樣是關於一宗謀殺案，但劇情則有點脫離現實。名模曾潔儀被控謀殺兩歲的女兒，大律師林涼水輕視案件，結果令曾潔儀被判入獄15年。林涼水其後嘗試提出上訴給曾潔儀翻案，卻發現曾潔儀為一位名醫的情婦，名醫的妻子財雄勢大，多番阻撓上訴。最後曾上訴成功，無辜的人得以脫罪，真正犯法的人則被繩之於法，結果大快人心。編劇和導演透過誇張的手法，質疑司法制度和程序公義。（二）陪審團制度的歷史發展兩齣電影均對陪審團制度提出質疑，由九名對法律毫無認識的市民來裁定一名被告的命運，是否達致公義的合適途徑？「正義迴廊」提出不少值得思考的問題，「毒舌大狀」則全盤否定陪審團的價值。陪審團制度的歷史源遠悠長，在中世紀的時候，一名被告是否有罪，往往取決於一些超乎理性的方法，例如將被告的手放在燙熱的滾水中，若被告並不叫喊，那被告便應該是無罪的！直至11世紀，陪審團才開始出現，1215年，羅馬教廷禁止神職人員參與迷信方式的審訊；同年，著名的大憲章（Magna Carta）規定，任何人必須經過他同儕的合法審訊，並依據法律被定罪後，才能被剝奪人身自由（no freeman shall be...
我其實一點也不抗拒戴口罩，口罩是我居家旅行必備的用品。有次飛機鄰座的乘客無遮無掩地打了乞嚏，當時全機滿座，不方便搬位置，那麼最有效的保護當然是口罩。我在2019年5月出版的《不正常旅行研究所》（白卷出版社）的書末附加了一個旅遊用品清單，在「藥物」一欄裡就包括了口罩。 我不是抗拒戴口罩，而是抗拒為做而做、形式主義的強制口罩政策。 有次跟朋友在公園野餐，過不多時，管理員前來遠距離不斷張頭探腦地觀看我們枱上的薯片，看得我們都有點不自在，頓時明白因為只有進食時才能豁免戴口罩，管理員正是要察看清楚我們是否還剩食物，如果沒有食物，我們就要戴上口罩。我立即跟朋友說：大家不要吃最後一塊薯片，因為吃光了薯片，會否增加感染風險就有待確定，但管理員就肯定會先來警告。 不是要怪責管理員，亦不希望他覺得有人在責怪他們，他們不是公務員或官員，職能上亦不算擁有公權力，其工作範圍也只是執行公園中的一些規定，而不是擴展到更廣泛的執法或政府管理範圍。如果管理員收到上司下達的指令，到處又佈滿監控電視，他們實在難做，不想他們難做。 但口罩的規定本到了後期已流於表面形式，好像我跟朋友在公園野餐，最近的另一組人也有五、六米遠，我們感染他人的風險有多大呢？而我們之間早就除罩相見，共吃零食，進食後就算不戴口罩，到底在我們之間又會如何增加感染風險呢？ 更甚者有人指出到餐廳用餐，落柯打後除口罩等開餐，卻遇上食環署突擊檢查，餐廳內沒戴口罩的食客居然被罰款，原因是「枱面上未有食物，不能除口罩」云云（註1）。到底下單之後等開餐期間，戴罩與不戴罩的感染風險有何分別，用常識去判斷吧，但因此而判罰，豈不予人形式主義、匪夷所思之感？而在47人案開審時，有人因短暫脫下口罩而判罰5000元，口罩令是抗疫工具還是政治工具（註2）？ 還記得疫症初爆時，當時香港人憑著多年以來的常識及習慣，馬上意識到口罩對防疫的功效，並發動國際網絡在世界各地搜羅口罩，但時任特首的鄭月娥卻一意孤行，聲言「戴咗都要除番落嚟」（註3）。而事後的研究亦表明，在疫情初爆的首百天（2019年年底至2020年4月8日），香港人的使用口罩的決定顯著降低了COVID-19...
第二封信下篇兩岸三地的際遇1977年我離開香港，初次見識到德國當地的學生運動，第一次經驗到他們的競選文化。同時期，香港的97問題還未出現，直至兩年後，香港前途始成為英國與北京的談判對象。但在這談判中，香港和香港人並不參與其中，我們香港人的命運不在我們自己的手裡。1997年中英租約期滿之後，英國再不能在新界有任何的統治權，在這個背景下，香港人為什麼從沒考慮這問題？在這環境下，香港究竟具備著甚麼意義？從少到成年，殖民地教育下，我們似乎自由的學習，在安樂窩中成長，但學校從來沒有真正的人文教育，香港歷史不是議題，中國和世界歷史和文化只是浮面的教過。在「借來的時間和地方」，我們「享受」這種割離大陸、台灣、亞洲和世界政治的「中立」環境生活。大部分當時的香港年輕人不知道也不太關心二次大戰後的政治危機、台海兩岸的戰爭狀態、冷戰帶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大陸50年代的殘暴政治運動和台灣「美麗島」事件，這些似乎對我們是太遙遠的事。1967年暴動後的香港，是現代香港的起點，在港的年輕人開始感覺到自己身份的問題。我當然也是其中一個。當時在德國，香港人不多。香港留學生通常到英語世界攻讀研究院，來歐洲德國或法國，首先面對的是語言問題。在自由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 ）唸哲學的亞洲學生，大多是日本和韓國人，他們慕名而來研究胡塞爾和海德格的現象學，但其中也有來自台灣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從台灣來的學生，有不少是台獨傾向。當時的台灣，仍是蔣經國的戒嚴時代，美麗島事件令很多台灣人受到很大的壓迫，反對國民黨便要離開家鄉到外地流亡。我當時便認識了幾位台灣朋友，有一位修讀博士學位的，讀了多年也未有完成，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不寫完博士論文，他帶一點悲傷的回答：「完成了博士，就要離開德國，但我沒有家可回！」那時我不明白他的感受，因為只知我拿德國政府獎學金，完成學位之後便可以回家！我不想留下成為德國人，因為有家人在香港等待我回來。到現在，我才明白這位台灣朋友的悲哀！香港淪亡了，再不能回去。我們是流亡海外的異見人士。隨後到了70年代後期鄧小平改革開放，逐漸有大陸來的朋友，他們是第一批文革後出國的內地人，在大陸以教德文為生，來西德（當時德國還未統一，仍分東，西德）考察德文作為外語教育。和幾位相熟，從他們口中得悉文化大革命對他們的傷害，殘酷政治鬥爭令他們生活在人間煉獄之中。1976年打倒四人幫之後，大陸似乎露出一點曙光，我的大陸朋友當時相信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後來認識一位同行來西德進修哲學，但他回想起文革時的慘痛經歷欲哭無淚， 他親眼看見中學校長被紅衛兵打死、英文老師被批鬥後得了憂鬱症，最後吊頸結束生命，他也被下放到農村再教育，過著飢餓無助的生活。後來他克服困難，文革後重返學術世界，並且到德國留學，之後成為大陸一個重要的海德格哲學學者。比起這些台灣和大陸朋友，我這香港人幸福得多！我們習慣自由，有法治保護、個人權利受尊重。我們不理解在獨裁強權下生活是怎樣的。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是看陳若曦的《尹縣長》而來，理論是從《七十年代》文章得知，但從這些朋友的敘述當中，文革災難是真實的，不是小説和報道。香港的政治打壓，從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再到今天，未見減褪，而且力度愈來愈大，愈來愈高壓，這股政治低壓槽在過去幾十年的香港從來沒有出現過。香港一直得天獨厚，擁有和平、安全和穩定的環境，反之，與我同時代出生的人，無論是大陸或是台灣，他們所面對的經歷都是我們從未想過，從沒經歷過，他們所受的痛苦，是我們香港人無法想像的，他們面對的悲慘景況我們亦無從感之。當然，2019年之後，我們便知道，這慘痛悲傷我們不能避免，而今都在我們的面前！ 公民參與塑造社會在德國我亦同時經歷了德國人的公民選舉，競選期間不同黨派的政治家和政客會走到大學及市集裡演講，給他們的選民講解自己的政綱和論點。在自由堡的競選演講，在電視看到國會的辯論等等，都是我在香港沒有經驗到的。那時我才發覺德國在戰後的發展裡，是一個真正民主模式的開放社會，公民參與政治這種現象我是從未感受過的。作為一名海外留學生，他們的政治活動我不能參與，但作為旁觀者，我深切明白到透過每個公民自身參與的重要性，讓德國人知道這個屬於人民的投票權可以如何改變整個社會。我還記得將近離開德國的時候，在電視中常看到當時西德總理舒密特Helmut Schmidt，在最後一天的國會演說中說：投票結果他的黨輸了，在他完成了這最後一天的德國總理工作後，第二天他就變回漢堡的一名普通公民。換句話說，參與政府工作的時候，他的身份是總理，當他完成總理的職責時，他就變回公民身份。他的這番說話對我感受殊深，至今依然歷歷在目，印象難忘。當權者是透過人民和憲法賦予權力，是要服務人民，而不是控制人民，更不能戀棧權貴。參與政治活動是德國人作為公民非常重要的部份，至今德國人對二次世界大戰為世界帶來無比災難和痛苦還存著深深的罪咎感。當時東西德還未統一，但前往參觀慕尼黑達豪（Dachau）集中營時，我發覺德國人從沒有忘記這段歷史。在對歷史不遺忘的同時，德國人對上世紀由專制政權製造出來的舉世災難、知識份子讓一個政黨以口號帶領人民步向災害，依然有所警惕，深深悔咎。現時德國境內還有不少集中營博物館開放予公眾憑弔：不能忘記歷史。獨裁者從來只是滿足一己的權力私利，永遠不會真正為人民建立自由和諧幸福的生活。中英談判下的香港一代我在80年代初中英談判開始時，對香港問題仍然一無所知，1979年到1980年期間我在德國才知道香港的情況，北京和倫敦即將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大學時代，唐君毅老師所說的花果飄零，再加上理解到過去一百多年來西方列強對中國帶來災難，我感覺到這個談判將會帶來一個結果，那就是香港是要回歸大陸：但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要回到共產主義的極權大陸。這如何可能？明慧,...
雲渺渺，水茫茫。征人歸路許多長。 相思本是無憑語，莫向花箋費淚行。 自晏幾道 《鷓鴣天‧ 醉拍春衫惜舊香》 天氣回暖，我又將在英國度過另一個初春。2021年12月某天的早上6時，經過了19小時的長途機，我隻身從台北飛到了英國倫敦Heathrow機場。拖著行李走到海關前，我把蘊藏在心底的恐懼壓下去，戰戰兢兢地用英文吐出一句：「我來申請政治庇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