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數個港人移民的熱點都有選舉，除了英國的地方選舉，澳洲和新加坡也舉行了國會選舉，而最受關注的則應該是加拿大的國會選舉。移加港人在這次加拿大選舉中的參與，特別是鄭敬基的國會議員競選，的確十分值得關注。 在網上看到不少移加港人因為這場選舉吵架，其中不少已經移居加拿大多年的港人移民，不滿新近赴加港人的政治立場，認為他們過於依賴個別港人網紅的政論解讀，輕視主流加拿大人的判斷，未能表現與加拿大社會的融合。 其實即使同一族群，選舉中有不同立場本來就正常不過。新舊移民的判斷不一樣，也是在所難免；老移民過去當過新移民，新移民有天也會變成老移民，不妨「放長雙眼」讓時間作證。唯一要介意的，是對民主制度的捍衛：難得千里迢迢來到一個民主社會，如果胡亂相信甚至散播一些破壞民主制度的言論，例如對選舉公正提出欠缺證據的指控，則這些人恐怕真的不值得留下來。 移民參政的難度 說回鄭敬基的國會議員競選，這次他代表保守黨參選，不過沒有被派到他一直經營的社區，而要他到一個保守黨本來支持度較低的選區出選，引起一些移加港人朋友的議論，被認為是當了「砲灰」。政黨出選機制從來都是選舉中的難題，由黨中央主導往往帶來黑箱作業的批評，但如美國一樣採取黨員民間初選則容易走向極端，讓奇形怪狀的候選人出線。移民要走上參選之路，不單止得花心思時間摸清當地選舉模式的實際操作，最後往往依靠天時地利人和加持才能順利出選。相對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來說，移民要參政，難度可不少。 第一個門檻是能不能夠參與。不少選舉制度事先排除了移民的參選權，例如美國《憲法》規定總統必須要是「天生美國人」才能出任，後來入籍的都不可以；所以除非修改相關條文，否則移民成為美國總統的機會是零。美國的開國先賢要這樣設限，背後固然有其時代背景的考慮。 今天的台灣亦有類似的情況：本來按《港澳條例》規定港人在台設有戶籍滿十年便可以參選公職，不過近期台灣政府解讀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也算「外國國籍」，而港人大多因為《基本法》而自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加上中國政府不接受取得中華民國身份為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原因，如是者大批移台港人也就因「雙重國籍」而自動失去了參選權。...

曾經和一些早已在外國落地生根的港人移民組織者討論新一代港人移民的情況，常常會聽到一種說法：這一波的港人移民還是太過「新」，對當地的理解往往仍存有各種幻想，又或仍未能處理理想和現實的落差。但他們往往還會補充一句：雖然港人移民或者還未完全認識或適應身為移民的文化身份，但他們的下一代將會不一樣；亦因如此，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之間，長遠必有隔閡。 舉個例，不少港人移民會自以為「榮譽白人」，假設自己理所當然會被當地社會接納，各種針對移民和少數族裔的排外情緒與他們無關；最新就聽說還有移英港人推動「反移民聯署」，好像忘記了自己也還未入籍似的。這些港人移民之所以會擔起各種在「舊移民」眼中甚為奇怪的價值觀，原因倒也不難理解：他們當中不少人都未有甚至不需要和當地社會有深入交往，只體會到移民後的好處，當地社會對移民的不滿或歧視卻未感受得到。如果他們資本足夠豐厚，甚至可以一直活在自己的「幸福泡泡」當中。 對家長的提醒 但他們的下一代就不一樣了。尚未成年便隨父母離港的移民，以至在當地出生的港人移民後代，面對的社會環境和他們的父母有巨大差別。他們的成長過程和當地社會的融合遠遠來得徹底和直接，無論是學校或朋輩交往，他們身為少數的身份會無時無刻被提醒。而相對於他們的父母，原來自香港的生活記憶又遠遠不如。他們最重要的身份不再是港人或港人移民，而是在當地社會的少數族裔；這差別看似微少，卻十分重要。 舉個例，Crazy Rich Asians（港譯《我的超豪男友》）在香港和在美國的上映，雖然是同一齣的電影，但對兩邊的觀眾來說就是活脫脫的兩回事。考慮到早年荷里活電影的各種種族歧視，包括由白人飾演亞裔角色或只安排亞裔演員擔當配角，完全由亞裔演員領銜主演的...

早前邀請李立峯教授來台演講，提問環節有一條問題讓我久久不能釋懷：在移民世代，離港和留港者之間的裂痕該如何修補？ 李立峯以研究社會運動和傳播理論聞名，他提到很多研究關心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中間那五年發生的事受到的關注則較少。他研究2014年和2019年之間的轉變，特別是香港人如何從雨傘後的大分裂走到反修例運動的「和勇不分」，認為這過程值得仔細說明。讓我千頭萬緒的觀眾提問，是：「來到今天的香港，已不用再談和勇之分，那麼新的裂痕是什麼？該如何修補？」李立峯認為離港和留港者之間的分歧是新的裂痕，而要修補恐怕並不容易。 從拆大台到和勇不分 回到十年前，雨傘運動在許多人眼中被視為「失敗」告終，而其中一個重點爭議是暴力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激進派認為傳統溫和派拖了後腿，各種「拆大台」的呼籲無日無之，引發反對陣營的嚴重內訌。激進與溫和之間的矛盾，在2016年農曆新年的旺角衝突推到高峰，如何理解示威者襲擊前線警員成為新一輪的爭執焦點。 那麼香港的反對力量是如何從撕裂走到「和勇不分」的呢？中間發生了三件事。第一，激進派有調整他們的語言。激進本土派參與2016年初的新界東補選和九月的換屆選舉，在選民面前無可避免地需要尋找公眾可接受的政治論述，作一定程度的自我重新發明；與此同時，香港眾志的成立亦為激進本土和主流民主派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中介。第二，香港政府對激進和溫和反對派作出無差別的打擊，例如在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事件當中，不止激進派的議員被取消資格，溫和派的也一樣，無異促使兩派敵愾同仇。最後，來到2019年，警察暴力的大規模升級，以及前線示威者面對警察和「白衣人」暴力時的巨大犧牲，為團結帶來了巨大的道德力量。 新的裂痕 來到今天，「港區國安法」訂立已差不多五年了，無論「和」或「勇」的抗爭也難成氣候，亦談不上成為內部矛盾的來源。相對來說，離港和留港，恐怕才是這世代的矛盾主軸。過去數年，見過太多這樣的爭拗：某些離港者批評留港者「沒有看清現實」，拒絕離開；當香港政府政策失誤時，則嘲諷「留港值得擁有」。當然，不是每一位留港的都是自願，也不一定認同離港者的批評，亦有些會對離港者作出（不一定有道理的）反擊。當兩者的日常生活經驗越來越遠，難免夾縫也越來越大。...

近日台灣移民署因應有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鼓吹武力統一，取消其居留許可並限令離境。這宗新聞對許多港人移民來說大概會覺得是事不關己，如果不是幸災樂禍的話。然而細想之下，港人移民其實也是時候想想如何應對針對移民社群的疑慮；在台港人固然要想，到其他地方的亦不見得可以免疫。 言論自由從來不是沒有限制，危害社會的言論在各地都會被明文禁止。不過言論自由的界線，和許多社會規範一樣，都是各處鄉村各處例。移民在此的第一重困難，自然是對紅線的掌握。這點對港人移民同樣適用。有些港人在香港的時候自恃是多數，習慣各種帶有種族歧視的言論而不自知，移民到了因為經歷過種族撕裂而對相關言論特別敏感的社會，如果仍然保持自己的一套然後聲稱當地的要求是「玻璃心」，則未免沒有入鄉隨俗。見到一些港人移民在歐美社會因為歧視言論而遇到麻煩，還要反過來指責當地是「左膠國家」，只好慶幸不是人人會讀中文，否則惹當地人討厭的程度只怕和上述的台灣案例相距不遠。 政府執行政策的尺度 當然，台灣的案例還有其特殊性：移民的原居地政權或移民所代表的群體，和當地的主流社會衝突，以致移民本身被視為潛在的疑慮對象。在台港人恐怕在這件事情上感受至深。2019年的時候台灣政府有過許多「撐香港」的言論，然而隨著中國政府對香港政府運作的介入日深，台灣政府難以再把香港和中國大陸作差別對待，港人移台無論是政策或執行上亦出現不少波折。 成為被疑慮的對象，過程不一定很有道理，要作辯解往往亦不容易。早兩年有不少港人因為「國安疑慮」而定居台灣遭拒，其中不少個案的解說相當無厘頭，例如在公立大學短暫工作也成為拒簽原因；雖然這些案例後來被監察院查明，原來只是移民署「為爭訟便利」而沒有詳細說明所有原因，例如投資移民本身的個案問題，但在港人社群中帶來的誤解和傷害已難挽回。 面對衝突，移民本身固然應當尊重當地社會的紅線，凡事有所分寸。與此同時，政府若要把紅線變成政策，主管機關的解釋必須有理有節，不作過度干預。近日台灣的案例得到輿論普遍認同，皆因台灣政府這次劃出的紅線十分清晰：談統談獨都可以，但不能「鼓吹戰爭」，並援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相關條文為此原則背書。換句話說，政府表明不是要針對個別移民社群，也不是要針對思想，而是「鼓吹戰爭」此一特定行為，也就是說對事不對人。這樣的界線普遍輿論認為適度合理，相關案例在此也是證據確鑿，沒有冤枉好人。 反過來說，當政府執行政策的尺度不一，被針對者難免會感到不服氣。例如當移台港人發現自己被視為潛在風險，另一方面卻見到退休軍官將領能到中國大陸出席統戰活動，不免懷疑所謂對國安疑慮的重視到底是真是假。相對來說，早前賴清德總統提出檢討港人移台政策，是放在十七條針對社會各階層的因應策略中提出，港人移民並非唯一針對的對象，就未有引起相關政策研究者的普遍反彈。...

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簽署行政指令，聲稱指定英語為美國的官方語言，背後相信針對美國社會對移民文化影響所謂美國主流文化的憂慮。語言從來都是移民研究的重要議題，本欄早前也討論過「發夢也是用當地語言」如何被視為徹底融入當地社會的界線，以及由此期望延伸出來的許多疑問。移民到達新的社會，學好當地語言固然對日常生活大有幫助；不過說到官方語言政策，問題又要複雜得多。 首先，特朗普的官方語言指令和他的很多政策一樣，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往往更像是做場戲出來給死忠粉絲歡呼喝采。就好像是他在競選首任時也有豎立墨美圍牆，還有「墨西哥付鈔」的豪言壯語；結果圍牆的新建部分只得數十英里（用的是美軍經費），拍張照片便自稱勝利。說到法定語言，美國《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當然也保護使用各種語言的權利；行政指令不是法律，只能影響聯邦行政機關，而特朗普指令其實只是推翻了克林頓年代加強政府協助非英語人士的要求，沒有禁止政府部門繼續提供現有各種語言的服務。所謂指定英語為美國的官方語言，很大程度只是又一次特朗普式的標題黨。 官方語言與本地文化 美國聯邦政府沒有法定語言，各州政府倒有不少對此作出要求。有超過30個州列明英文為該州的官方語言，但同時也有數個州把當地原住民語言定為官方語言：夏威夷州規定英語和夏威夷語同為官方語言，南達科他州則認可了拉科塔語、達科他語和拉科塔語，阿拉斯加州法例更在英語以外列出20種當地語言為官方語言。 原住文語言的案例說明了在美國談語言的尷尬：如果說外來人口應該尊重本地文化，那麼英語本來就不是美洲大陸的本土語言，其實也是外來文化。而在外來文化當中，英語也不應視為特例；新墨西哥和路易斯安那在成為美國領土前，分別當過西班牙和法國的領地，影響遺留至今，兩地政府的官方文件分別仍有使用西班牙語和法語。美國領土也不限於50個州，波多黎各也是美國領地，九成四的居民說西班牙語；當地人口超過三百萬，人口排名比18個州還要高。如若真的要求美國各地政府以後只用英語，恐怕是天方夜譚。 美國的情況也許比較極端，但同樣的歷史思考和由此而來對少數的尊重也可見於其他地方。台灣華語雖然現實上是台灣的通用語言，但台灣從歷史到現在尚有許多其他語言：原住民語、台灣台語、客語以至日語等，華語的通用地位是歷史和政治產物。今天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僅說明「所稱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嚴格來說台灣華語沒有更高一層的地位。《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則要求「除國語外，另應以閩南語、客家語播音」；而在歸化國籍的基本語言能力標準當中，口試部分也有「華語、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語擇一應試」的選擇。 是挑戰還是機會...

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國總統，教育部限令學校停止DEI（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多元公平共融）相關的政策，否則將失去聯邦資助。港人移民在各地雖然應算是少數族裔，卻同時不乏反對DEI的聲音，認為違反唯才是用的原則。道理上，用人唯才當然是好事。不過怎樣才算是用人唯才，卻有不少值得仔細思考之處。 香港人認同唯才是用，本身十分合理，畢竟這期望符合大多數港人的成長經歷，甚至視為香港的成功基石。回想過去數十年香港經濟起飛時期，社會各行各業急需人才，而很多出身底層的年輕人都得益於社會流動改善生活。這一段經歷，在香港主流論述中被理解為港人只要有能力、敢冒險，自然就可以出人頭地。事實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往往以大學入學試作為社會流動門檻，相對於中國大陸講究階級成份或政治忠誠來分配資源，無疑相對來說要公平開放得多。 當然，如果我們深究下去，昔日香港那個「獅子山下」的故事其實有眾多盲點。例如少數族裔的語文政策問題，很大程度打擊了他們在公開試中公平競爭的機會。聲稱香港是個唯才是用的社會，往往忽視了「沒有相同起跑線」這個事實，純粹站在終點宣告比賽公平。只因受負面影響者屬社會少數，唯才是用的迷思才得以留存。 DEI破壞了公平？ 道理上，當港人移民到外地，從社會中的大多數變成可見少數之後，應該更有可能理解少數的弱勢地位，對補償少數的社會政策更為支持。事實卻不一定如此。相反，港人移民後不一定會覺得自己是被邊緣化的少數，不少覺得自己是所謂的「模範移民」，認為那些補償少數的社會政策反而會對他們不利，甚至覺得反對這些政策才能更讓主流社會接納他們。...

2025年2月5日，英國保守黨黨魁栢丹娜提出改變英國移民制度。按建議，入籍英國的居住年期要求會由現時的6年延長至15年。相關報道一出來，移英港人社群隨即陷入恐慌，不少港人擔心無論是時程或開支都會大失預算。兩日過後，保守黨澄清建議不適用於以BNO簽證，移英港人社群才略微緩解過來。 話雖如此，在這僅僅兩天的恐慌當中，也側面反映出移英港人社群的一些現象。許多對保守黨建議和相關情勢的解讀，似乎顯視一些移英港人對英國政制和政治並不完全理解。在這前提下，日後類似的恐慌或各種謠言引發的不安只怕還會繼續出現，亦不利於移英港人在英國社會中的融合。 首先說明，這場恐慌的出現，保守黨自己應該要負上一定責任。平常新聞教學，總會跟學生說不要看二手（英文傳媒）、三手（中文傳媒翻譯英文傳媒）甚至第四手的消息（港人網紅解讀中文傳媒所翻譯的英文傳媒），應找回消息最初的來源。然而這招在這次卻不太管用。執筆之時（台灣時間8日中午，英國時間為凌晨），在保守黨官方網站列明於6日發出的黨魁演說當中，可以讀到「這些變更將不適用於烏克蘭計劃和來自香港的英國國民（海外）人士」的保證。但再查證之下，這句說話原來是後來加上去的。相同題目的演說，在保守黨各地分部的網站並沒這句保證。 按互聯網檔案館的存取紀錄，這句保證應該是在演說於6日發表後，到7日晚上之前的某個時間，在中央黨部的網站補回去的。換言之，保守黨很可能自己一開始也沒有想到要說明持BNO簽證的港人會否受到影響，群情洶湧下才補回澄清。 移英港人之間的討論 疑問爆發了，再看移英港人之間的討論，發現有些觀點不單止無助釐清事實，甚至可能會加強誤解。 例如我讀到一些移英港人怒斥建議破壞了合理期望，如果落實的話會去尋求司法覆核，還很有信心法庭會推翻決定，港人不會受影響。沒錯，英國的法庭會審理移民案件，也會推翻政府部門的決定，不少港人也是基於對這些司法程序的信心而選擇英國作為他們的目的地。不過這信任不應無限擴充。英國沒有成文憲法，不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而是採用議會主權制（又稱議會至上制）：國會擁有絕對權力，修改或廢除以前通過的任何法例均不受成文法或判例約束。如果法庭判國會違法，那很簡單，國會另立新法然後叫法庭按新法來判決。議會主權到底可以有多大，在早前的「盧旺達案」已引起很多爭議，此案正正也和移民制度相關。當時支持保守黨的評論人，如果現在又說法庭可以擋住，恐怕已有點自相矛盾。...

早前獲邀出席活動，開場前和主辦方寒暄，問到我來台灣已有多久。屈指一算，發現活動隔天剛好就是我來台滿三年。移民研究中的適應和融合有時會談得有點抽象，放在個人身上卻又無比甚至有時過於現實。來到三周年的關口，我也不免俗地回想自己這段日子是如何成為台灣人的。 甚麼是台灣人 在此之前，首要回答的固然是：甚麼是台灣人。回憶在桃園機場下飛機的那一刻，雖然是在疫情期間的緊張狀態，但所有機場工作人員都溫文有禮，滿滿「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的經典印象。當然，在台灣的時間久了，知道人情味的另一面就是沒有邊界感；香港人很強調個人邊界，在台灣卻常常遇到完全不把保護個人資料當作是一回事的時候，許多在台港人常常氣得冒煙。 所謂經典印象，往往同時也是刻板印象，現實的台灣當然複雜得多。例如台灣是亞洲同婚第一，但在此的背後卻是性別平權在社會中的各種鴻溝。在官方論述和公眾議論中，我見到的是進步的觀念，早前公眾在奧運選手性別爭議的取態和對變裝皇后比賽的支持可見一斑。不過一旦脫離了一致對外的同仇敵愾，來到台灣內部的性別議題，從傳統男校的低俗言論，到耳聞目睹各種婆媳關係中的父權打壓，每次都驚訝為何某些台灣人可以如此落後保守。 相對於「把自己變成更像台灣人」，看到台灣社會本身的複雜性，可能才是真正認識和融合於台灣社會的起點。要成為台灣人，不用硬設一個「要怎樣做才算是台灣人」的準則，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和台灣人一起同笑同哭同成長。 許多的一瞬間感應 如是者，「覺得自己是個台灣人」往往是許多一瞬間的感應。對我來說，整過過程大概就是承租了第一個住處，在新居第一次用洗衣機洗衣服開始。從滾筒開始轉動的那刻起算，我知道我在台灣留下來了。之後就是一個又一個單獨來看微不足道，但放在一起又好像是通過了一個又一個成為台灣人的「哨站」：第一次洗牙、第一次進醫院、第一次報警、第一次補衣⋯⋯...

2019年的抗爭浪潮已過了五年，及後香港社會政治環境變得翻天覆地，連帶許多社會現象也被理解為和這些改變相關。過去數年的不少社會風潮，都被視為與社會運動和疫情後的集體自我療傷。而對於這些理解，我發現離港和留港者往往會表達出不一樣的態度：離港者會傾向批判，留港者會傾向同情、接受，甚至支持。 相關的社會風潮五花八門，例如個別歌手或組合走紅獲獎，就有不少評論認為是集體自我療傷的產物，甚至被懷疑是觀眾把他們的期望強加於這些歌手或組合（甚至是背後的傳媒機構）之上，才讓他們受到注意；在出版界，則有大量和城市景觀、建築設計，以及本土文化（從風俗、語言到飲食）的書刊出版而且大賣特賣，這現象則被認為是基於時代巨變下讀者抱有懷舊情緒，從而產生的市場需求。 再拉遠一點，市民北上消費成風，看起來好像和數年前對中國社會與政治的抗拒態度明顯矛盾，卻亦有說指正正因為港人對香港的情感蒙受巨大否定，所以連帶留港消費也失去動力；而一旦消費決定脫離情感考慮，那就不如北上追求價廉物美。 我不肯定上述的眾多說法有多大的解釋力，我一直期待有人可以就這些說法作扎實的在地研究。然而無論有否道理，它們的出現本身已引發出許多的爭議，而且和「留港離港之爭」有一定程度的重疊。 留港離港者之爭 不少已離港的朋友對這些現象持批判態度，例如覺得那些乘風而起的人或事根本不值得那麼多的注意，進而認為這些現象顯示香港已變得空洞平庸。這些持批判態度的朋友往往會以「今不如昔」的框架來表達憂慮，身為離港者則再疊加對往日香港的懷念，以此批評甚至蔑視今天香港的各種熱潮。 對此，不少留港的朋友會提出這樣的反擊：今天香港的空間已大不如前，用過去的標準來衡量今天是不切實際。各種風潮的存在代表它們能照顧留港者的心理需要，本身就是一種成就；更有不少朋友認為只要這些集體的能量繼續存在，自然就有深化的可能，外人不應過於刻薄挑剔。...

平等（equality）與公平（equity）是社會政策議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兩者的分別，在於如何對待少數。移民研究要處理的正正是少數外來者要如何在大社會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自然難免會涉及平等和公平的問題。 簡而言之，平等強調對所有的人相同對待，公平強調對不同的人差別對待，以達至現實上的平等。例如對於要坐輪椅的人，我們的社會不會說「所有人都要走樓梯」才是公平，而是會刻意多花成本設立輪椅專用的通道，讓他們也能在後果來說得到公平。當然，正如本欄過去多次提到，「相同的人相同對待，不同的人差別對待」的原則聽起來十分簡單，但要分辨出在哪些時候應該差別對待卻十分困難。雖然法律上常見「受保護階層」（protected class）的概念，列明膚色、宗教、性別、康健、年齡等類別的特殊地位，但實際應用上還是會有數之不盡的矛盾，告上法庭或要求修法的聲音亦是無日無之。 千萬種差別對待的理由 移民在許多地方作為可見的少數族群，在這問題中當然不能倖免。而更麻煩的事情，是移民社群本身存有巨大的內部差異，同一套邏輯對某一個移民社群有利，對另一個移民社群則可變成不利。大學入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我們純粹追求平等，那十分簡單，十萬考生回答同一份考試卷，最高分的一百名考生入學，大學入學處除了考生編號之外甚麼都不知道，這樣最少看起來就是完全平等待遇。但世界不是這樣的，我們從來都會有各式各樣的差別對待，例如有身心缺陷的考生我們會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完成試卷，畢竟他們往往不見得自願的，一般人認同社會有補償的必要。然而一旦我們開始考慮各種「不自願」的缺陷，則出生在一個因為歷史和政治原因而教育資源貧乏的原住民社區，又算不算是一個提供差別對待的理由？如是者，有些社會又產生了「原住民加分」的制度，彌補社會過去的不公。 很明顯，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些做法。當大學入學（或任何需要競爭的機會）不再只考慮冷酷無情的測試和分數，而開始考慮當事人的處境（特別是種族）的時候，就會吵得特別厲害。有些人是原則上反對，有些人則說現在的社會已經很公平所以不用再考慮。來到移民社群，一方面有移民社群會因為相關政策而得益，但也有不少例外。例如亞裔移民來到歐美社會，父母特別會強迫子女讀書考試，如果大學入學只看考試分數的話便全部都是亞裔學生，大學於是實施配額減少亞裔學生的比例；那麼在亞裔考生的角度出發，則會寧願不要基於族裔的差別對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