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亦歡迎讀者投稿分享。) ================== 我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2003 年），也反對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無差別攻擊平民。...
（ 編按：政府匆匆展開《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短短30天的諮詢期，當中還夾雜著多天的農曆年假。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日前表明港府所提的草案不符「中英聯合聲明」，而多個團體則把握機會，就這條影響全港市民權利與自由的條文發表意見，努力趕在限期前提交意見書，其中包括身在海外的香港人團體。 破土將會一連幾天刊出他們的聲音，齊來關心香港這個家。） ============================= 文 :...
（ 編按：政府匆匆展開《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短短30天的諮詢期，當中還夾雜著多天的農曆年假。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日前表明港府所提的草案不符「中英聯合聲明」，而多個團體則把握機會，就這條影響全港市民權利與自由的條文發表意見，努力趕在限期前提交意見書，其中包括身在海外的香港人團體。 破土將會一連幾天刊出他們的聲音，齊來關心香港這個家。） ===============================文 : 香港法治監察就香港政府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展開的公眾諮詢，香港法治監察得到陳文敏教授的意見及協助，早前提交了意見書。 對於諮詢文件，我們關注到：...
編按: 無國界記者每年公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近年排名被歸類為「狀況艱難」等級。隨著《蘋果案》開審，記者被帶進法院、政府全速前進的廿三條立法，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工作越見險峻。 楊健興（Chris Yeung）是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來稿破土，從個人在業內40年的反思，道出留下來的新聞工作者，如何在已不認識的香港與自我審查這惡魔共存。 =========================== 踏入2024年，從事新聞工作已接近40年，由老牌「大報」《南華早報》、《信報》，轉而與傳媒朋友創立網媒《眾新聞》，一直沒有離開新聞業。《眾新聞》2022年...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亦歡迎讀者投稿分享。這次，我們有國泰空姐。毛毯事件的連場風雨，帶來的不是暗湧而是滿滿的驚濤駭浪。幾名不同國籍的空姐在機艙廚房裡用英語及粵語抱怨客人，被另一位坐在後方精通英粵普的乘客聽到並錄音，繼而放上小紅書向航空公司投訴，指空姐歧視不懂英語的客人。事件發酵至官媒抨擊、特首出言指責空姐傷害同胞感情，結局是三位空姐迅速被解僱。錄音裡的對話，幾位同事正在廚房裏吐苦水，並非面對着客人說那些說話，而且也有向「講錯blanket」的乘客發毛毯。但即使只是背後討論，被乘客聽到並投訴也難以辯解。可是，仔細看該名乘客於小紅書裡作出的其他指控，又是否完全屬實？乘客指兩個半小時的航程，都聽到空姐在背後陰陽怪氣地說乘客不是。作為一個有相當飛行經驗的空姐，我覺得簡直匪夷所思。兩個半小時的航班，減除起飛和降落前後必須的安全檢查和準備，大概只有一個多小時的服務時間。這一個多小時就是空姐們的「打仗」時刻。我們要迅速備餐、整理飲料、然後推著「戰車」到機艙送餐。先不說有誰能有空閒聊天，當大家都離開廚房後，基本上要四十五分鐘以上才送餐完畢，然後再花大概三十分鐘收餐，剩餘時間則整理廚房和清潔洗手間。請問有哪位同事可以整個航程的留在後艙廚房說乘客不是？港女空姐不說普通話？此投訴一出，其他網民紛紛指控國泰空姐常常裝作不懂普通話，堅持用英語對話，矛頭直指港女。事實上，國泰作為國際航空公司，聘請了很多不同國籍的空勤人員，而入職香港基地的必要條件是會說英語及一種亞洲語言。亞洲語言包括菲律賓語、泰語、日語、韓語、國語、廣東話不等，其中日韓同事因外表與華人近似，屢被中國乘客投訴不說普通話。如我上文所言，飛行時間有限，我們經常都匆匆忙忙。語言的目的是溝通，我自己就從沒有遇過明明懂得普通話卻偏偏要說英文的同事，因為那是無意義的浪費時間。遇到真正語言不通的乘客，在詢問餐點選擇時，有時我們為了要快，就會用身體語言，會扮雞嘴、豬鼻、牛角，目的就是要迅速知道客人的需要。老實說，要跟滿艙幾百位乘客詢問餐點飲料，嘴巴會很乾，所以根本不會故意重覆說一種對方不明白的語言。其實只要有一定飛行經驗，面對過不同國籍的客人，我們不難學會不同語言文化的單詞。日語的紅白酒、印尼人的 Sky Juice（即是水）、西班牙語Vine（酒）、菲律賓叫洗手間做CR......很多都是當空姐後不知不覺學會的，但普遍也是「識聽唔識講」，相信很多外籍同事也跟我一樣，慢慢聽懂了某些普通話詞彙，能夠為乘客拿來一杯水、一條毯子，但這不代表他們會說普通話，所以只能以英語或母語回覆乘客。人手訓練俱欠今次的事件很多同事都忿忿不平，當然並非覺得被解僱同事沒有犯錯，但罪不至死甚至要一區首長譴責。而CEO以為即時解僱三位同事就可以平息風波，實在太天真。因為一直以來國泰的管理問題，才是導致這件事發生的根本原因。首先，國泰漠視乘客的需要，一直扣減人手。近二十年來，每次經濟下滑，機艙就扣減一個人手。疫情前人手已經是不能再少，疫情後竟然還要再縮減一位同事，試問只有三、四名服務員，如何能完美應付經濟艙數百乘客的需要？過往在整個機艙主持大局、應付突發事件、與機師溝通的經理，現在也成為缺一不可的送餐人力。乘客有什麼意見想跟經理聊聊？可以，待整個送餐服務完結、整理好抵達後必要的文件再說，如果還沒有降落的話。至於過往主要指導和管理初級同事的艙務長，裁員及離職潮下已經少了一半。在「十個煲三個蓋」的情況下，人手東拉西扯，服務卻沒有減少，本來的管理及指導工作根本無法進行。航空業其實很依賴在職指導，訓練學校只有假機艙假乘客，跟前線工作是兩碼子的事。現在的情況是，缺乏經驗初級服務員上機後，幾乎沒辦法得到資深員工的指導，前輩處理自己工作都來不及了，如何能分身指導後輩？於是出現問題的時候，各人就像盲頭蒼蠅。但乘客不會在乎誰的經驗夠不夠，只會覺得你服務不到我，就該投訴。乘客以報紙取暖只能道歉近兩三個月，受新冠和流感夾擊，加上排得滿滿的更表導致休息不足，不少同事都病倒，令人手不足問題雪上加霜。航班能夠符合安全最低標準起飛已是萬幸，如何還顧得上誰不會說哪個語言就不能執勤？其次，國泰每班機所提供的資源不足。本次事件的主角「毛毯Blanket」，這麼普普通通的一條毯子在飛機上其實是相當珍貴的資源。在區域性的日間中短途航班上，大概會有幾十到一百條毛毯，提供給滿員約二百到三百位乘客，先問先得。每個航班都可以看見空姐們跑得滿頭大汗，打開每一個能打開的櫃子，為的就是看看會不會有奇蹟，在哪個角落會隱藏著一條能讓我們免於道歉的毯子。如果每個客位上都有一條毯子，我們便會有更多時間處理乘客其他要求。沒有足夠毯子，乘客不開心，空姐也很大壓力。可惜無論我們如何爭取，給公司寫多少報告，一人一毯子始終沒有發生。公司還教導我們如何向乘客道歉，例如調較機艙溫度或給予熱飲，作為乘客的你會接受嗎？人手不足，資源也不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時看見乘客用報紙覆蓋自己來取暖，空姐無能為力之餘也難免感到羞愧。傻傻的愛自裁員後，留下的同事簽了扣減起碼三成薪金的新合約，能忍受低薪留下來的員工，大概總帶著愛。「共渡時艱」這四個字，少說也聽過十來年，漸漸說的人和聽的人都不信了，可是我們還是傻傻地繼續愛。我們常常在飛前會議上鼓勵叮囑彼此：Happy Crew, Happy...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亦歡迎讀者投稿分享。 =============================== 十四年前的春夏之交，帶著二十多位學生及老師，走訪了當時仍是北京郵電大學講師、北京海澱區人大代表、南方周刊年度人物的許志永。 還記得，聚首的地點是位於北京大鐘寺的「公盟」辦事處。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是由許志永、滕彪、俞江三位法學博士就「孫志剛案」所成立的，當時他們向全國人大提出收容遣送制度違憲審查。「公盟」是參與代理維權官司，並撰寫不少當時中國熱點問題研究報告的民間組織。...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亦歡迎讀者投稿分享。這次，我們有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2013年3月，香港爆發持續40日碼頭工潮。十年回首，總結是次香港自196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工潮抗爭，對今天的香港到底有何意義？時移世易，如今職工盟解散，李卓人在囚，留下來的工會被嚴密監控，公民社會空間大幅收窄，很多人會慨嘆，如此大規模工潮抗爭，此情或已不再？半年的艱辛蘊釀可是，碼頭工潮的經驗告訴我們，空間愈是收窄，愈需要我們做好扎實的組織工作，靜待時機出現。在此次工潮爆發前，其實工人已嘗數次策動罷工卻未能成功。當年貨櫃碼頭猶如獨立王國，工人的工資長期受壓，職安健欠缺規管，甚至連工傷意外消息亦被封鎖。槍打出頭鳥，誰夠膽站出來為工人申訴，隨時會遭受報復解僱或懲罰性停工。雖然行動經歷了數次「滑鐵盧」，但工會和組織者沒有就此放棄，而是將全副心力加強底層的組織工作。工會招募了學生義工，每星期最少兩至三次，不斷落區接觸工人，暗地裡舉辦聚會，發掘積極份子。這些不起眼的組織工作，在璀燦奪目的工潮爆發前，一直持續長達半年時間。如沒有經過這些事前的艱辛蘊釀，很難想像怎可促成日後的工潮大爆發。不過，也不得不承認，單憑數百位碼頭外判工人之力，面對亞洲華人首富，雙方實力確是相當懸殊。扭轉局勢的關鍵，全因碼頭工潮曝露了香港長期由財團把持壟斷的深刻社會矛盾，一石激起千重浪，成功喚起了市民敵愾同仇的階級認同，激起廣泛的社會支援。最明顯的例子是，工潮期間成立的罷工基金，獲市民熱烈捐獻，成功籌得接近900萬元，成為罷工曠日持久的強大後盾；學運份子聯同工人代表，組織講解團深入社區、學校進行演講、籌款；社運活躍份子出版通訊，向工人及市民報導工潮最新動態；更有市民自發發動杯葛行動，以消費者運動向財團旗下零售業務施壓；來自荷蘭、澳洲的碼頭工會代表，千里迢迢前來香港聲援，並向於當地也有經營碼頭業務的資方施壓。迅速地，單一行業的工潮事件演化成了一場具廣泛意義的社會運動，更有學者將此視作「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的研究案例。香港市民權利意識的成長如今獨立工運陣營被瓦解分散，已無從前規模、人手和資源，工人要發動大型工潮對抗財團剝削，肯定比以往更形困難。要突破這種工人被孤立的局面，實有賴於社會上關注勞工的活躍份子，從周邊形成支援網絡，透過消費者運動、社區連結等不同介入方式，作為支撐工運的媒介。歷史上，這類專制國家下的工運經驗，並不罕見。例如在1980年代韓國軍政府統治時期，組織工會被視為非法活動，不少教會、學運份子在支援工人反抗方面，便發揮了關鍵角色。從更寬闊的視野來看，接連發生在同一時期的多場香港社會運動，包括：反對菜園村清拆運動（2008）、反國教運動（2012）及碼頭工潮（2013）等，儘管關注議題各自不同，均反映了香港市民權利意識成長的重要發展階段。在是次碼頭工潮之中，有一點經常被忽略，其實工人不單止要求合理加薪，更是十分著緊爭取工會的承認權。由於此一訴求不被接納，他們更曾一度考慮拒絕資方的方案。奈何工潮持續已達40日，礙於現實生活壓力，眼見參與人數下降，勞方幾經掙扎最後只好同意接受方案。工人代表當時臉上流露的失望表情，至今我仍歷歷在目。香港的財團深明權力就是金錢的道理，只有牢牢抓住權力，才能完全控制資源分配的規則。因此，資方在工潮最後階段，縱使願意將薪金調整至接近工人期望的雙位數，對於與工會作任何形式的集體談判，仍然堅決一步不讓。放在香港今天的政治大環境，統治階層拒絕與升斗市民分享權力，背後原因其實同出一轍。抗爭的記憶與承傳不過，碼頭工潮的經驗正好告訴我們，當權者不可能永遠壓止民眾改善生活的訴求，這些源於生活被剝削的憤怒，或遲或早會轉化為爭取確立民眾權力的呼聲。即使在中國大陸，面對中國政府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被壓迫的民眾仍然能夠尋得反抗缺口。去年年底在中國多個城市爆發的白紙運動，群眾快速蔓延的抗爭浪潮，便成功迫使當權者讓步放棄了嚴苛的清零政策。猶記得職工盟在解散宣言中留下了這一句：「有矛盾，就會有對立。有壓迫，就會有鬥爭」。當初碼頭工人代表跟我說，他們決定站出來反抗的一刻，最能鼓舞他們的，不是組織者講的什麼大道理，而是數年前發生的一次扎鐵工潮。香港碼頭罷工發生後不久，由同一集團於深圳鹽田港經營的碼頭在同年九月爆發工潮，近千工人罕有發起罷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受壓迫者會互相學習反抗模式，抗爭的記憶因此便得以承傳。每一次重要的工潮事件，都有可能造就下一場發生於不同時空的勞工抗爭。回顧香港過往走過的民主路，不也是一樣嗎？反廿三條立法後有雨傘運動，雨傘後又有更大規模的反修例運動。曾經發生於我城的民主抗爭，會成為這個城市的集體記憶，留下的足跡不會就此磨滅，後來者必定會繼續受到鼓舞，從中尋得他們所需的力量和勇氣。 ...
一年前，職工盟在會員大會通過解散，結束了三十一年歷史。 政權可以消滅一個組織，卻消滅不了這個組織所代表的信念。職工盟所代表的，不單單是十多萬會員及九十個屬會，更是一份獨立自主的工運精神。三十一年來，這精神在香港的土壤上散播及發揚，經過數代人的持續耕耘，已喚醒了無數的香港工人。 工人自主：擺脫政權操縱 當我們回顧香港工運歷史，由親中及親台工會把持壟斷長達半個世紀，當時一般市民習以為常，將工會與國共利益劃上等號，混為一談。加上經歷過六七暴動，很多市民眼見工會受政權指使傷害大量無辜生命，更是聞工會色變。要在如此局面走出獨立工運，更加難能可貴。 六七暴動之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及其他新興勞工團體在教會支持下相繼成立，漸漸取代了傳統陣營的工會角色，為有需要的工人提供服務，及後更開始協助工人組織工會；七十、八十年代，香港本土白領工運亦日漸冒起，包括教師、社工、醫護、公務員等不同職業僱員，也紛紛成立屬於自己的工會。逐漸地，市民開始對工會改觀，明白搞工會不必向政權歸邊。1990年職工盟的成立，便是標誌著以上兩股自主工會力量合流發展的里程碑。 工潮抗爭：工人有力量改變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