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周，中港兩地較矚目的政經要聞不多，主要是中國發表新版地圖，引起多個周邊國家抗議。除此以外，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仍然是中國的經濟危機及政府如何應對，其中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外交》雜誌上發表的一帶一路弊病分析，以及克魯明（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上對中國經濟問題深層成因的分析，頗具參考價值。香港方面，資深傳媒人程翔分析中共的滲透策略也值得細讀。中國發表新版地圖中國新版地圖之所以引起廣泛抗議，是因為它把過去與周邊國家有領土或領海爭議的地方，單方面劃入中國版圖，包括中國與印度在喜馬拉雅邊境地區的阿克賽欽（由中國控制）及阿魯納恰爾邦（由印度控制）；中國與俄羅斯原來協定瓜分的黑瞎子島，全劃入中國版國；中國按其九段線主張，不顧國際仲裁判其敗訴，把包括南海五國（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汶萊和印尼）的專屬經濟區海域劃歸中國，又提出第十段線，把整個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任何有外交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樣單方面把長期有爭議的地方劃入官方地圖，會引發外交抗議，觸怒鄰近國家。俄羅斯近來有求於中國，沒有大聲抗議，但印度和南海五國都強烈抗議，中國向來不希望印度全面倒向美國，變成中國競爭對手，也積極拉攏東盟諸國，希望開闢中立於中美冷戰的龐大市場，為什麼要搬石頭砸自己的腳？相信可凌駕國際規則人們因而推斷，這幅2023年新版地圖，揭露了中國領導人的天朝大國心態，相信單邊主義可凌駕國際規則，可不顧外交得失，周邊國家無論怎樣不服氣，最終都只能接受中國單方面製造的現實。所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才會強硬表態，指地圖發布引起的風波純屬無事生非，說「這是中方依法行使主權的例行性做法，希望有關方面客觀冷靜看待，不要過度解讀。」新版地圖發表的時間，選在金磚五國峰會之後，恐怕不是偶然。儘管金磚五國只是一個組織鬆散、缺乏共同核心價值或戰略利益的發展中國家俱樂部，但中國視之為可以挑戰美國為首的七大工業國組織，可以建構不追隨美國甚至反美的國際陣營。阿根廷、埃塞俄比亞、伊朗、沙特阿拉伯、埃及和阿聯酋六國一起加入，令金磚五國組織看來很受歡迎，在國際上頗出風頭。中國借金磚五國峰會的氣勢，藉新版官方地圖變相發布領土主張，予外界的印象是顯擺霸主志在必得心態，根本不把鄰國反對放在眼內。如果中國國力如日方中，周邊國家萬邦來朝，這種天朝主義、唯我獨尊的單邊主義作風，或許勉強行得通。但如今中國內外交困，西方圍堵日益劇烈，極需打開外交局面之際，搞這種政治動作（以單方面刊印的地圖來宣示領土擴張），除了讓民族主義者自我感覺良好一番，沒有實際好處，外交上卻會激起眾怒，疏遠盟友，顯然是極不明智的，反映中國領導人相當脫離現實，就像活在自己想像中的世界裏。一帶一路弊病分析福山對一帶一路後遺症的分析，主要是向國際貨幣基金會進言。中國搞一帶一路基建，弄到許多國家債台高築，而這些基建項目多數高估收益低估成本，結果變成爛尾工程或無用的大白象，令基建所在地國家無法償還欠中國國有銀行的政策貸款，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會求助。但中國並非巴黎俱樂部成員（指發達債權國協商對發展中國家重組債務事宜的組織），沒有信息互通或實務協作安排，無法確保所有債權人獲得公平對待，必須逼使中國及求助的欠債國提高債務透明度。福山的分析顯示，中國推動一帶一路項目，雖有擴大國際影響力的政治意圖，但根本目的是為了出口過剩的建築材料和勞動力，而當欠債國無力償付時，中國也會嚴苛追債，這才觸發向國基會求助浪潮。這分析也指出，非民主國家之間透過官員秘密談判達成基建項目協議，沒有經過國際招標，沒有獨立的盡職審查，是導致基建項目失敗的重要原因。而主事官員從中貪污受賄，工程弊端揭露時早已下台遠去，也是項目的結構性弊端，這些原來隱藏的弊端，因著一個接一個的國基會求助案例而暴露無遺。克魯明的分析也提及一帶一路，他認為中國當前面對的經濟危機，並非全由近年經濟決策失誤造成，其實早在十年前已出現問題。那時勞動力開始見頂回落，人口紅利消失，抄襲外國科技帶來的高速生產力增長同時見頂下滑，中國政府已意識到，之前三十年的快速增長可能無以為繼，於是積極推動海外基建，把外貿盈餘積累的外匯儲備借給一帶一路國家，鼓勵他們購買中國的建設服務，使用中國工人，希望產生額外的經濟需求，刺激中國經濟繼續以較高速度增長。當這些手段的效用消失，原來的結構問題（人口老化、科技生產力回落）便充分突顯，如今最大問題是中國儲蓄過剩，而儲蓄無法轉化為投資振興經濟，結果只剩下刺激內部消費一個辦法來挽救經濟，但中國領導人一向厭惡福利主義，抗拒派錢鼓勵民眾消費，民眾也因欠缺醫療和養老的公共福利而不敢消費，這就造成了中國當前的經濟困局。中共政治滲透程翔的分析，主要是建基於中共在香港進行的政治滲透，藉著許多已解密的歷史文獻，詳細分析中共發展政治網絡的白蟻政策及四線人員，對於外界了解中共的海外滲透和統戰工作，相當有參考價值；對於許多名不見經傳的人物，突然在香港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程翔的文章也提供了解讀的鑰匙。▌［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書院，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近年多說離散事。當代中國出現大規模的離散，是發生在國共內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後。大家如果讀過龍應台的《大江大海》，應該感受到「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所帶來的震撼。離散的後果，卻不盡是負面悲涼。錢穆、唐君毅等前賢，在1949年後艱苦卓絕的在香港創立承傳中華文化的新亞書院，便是一個例子。知識界目前的共識是，當代海外新儒家在1949年後的思想發展，其深度以及對中華文化的貢獻，是獨當一面的。就我比較關注的中華自由思想方面，內戰前後散落到台灣和海外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他們既在台灣、香港和海外延續了中國自由思想的命脈，對台灣後來發展出民主憲政，以及對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後的開放改革和新啟蒙，都發揮了積極作用。我這一代在上世紀60-70年代成長於香港的學子，當時便很受到從大陸散落到台灣和海外的自由知識人的影響。其中胡適、雷震、殷海光、周德偉、夏道平等，以及後來他們的後輩學生如林毓生、張灝等對當代中華自由思想的貢獻，是個很值得研究學習的課題。我在這篇文章談論的《自由與人權》一書，正是由散落到台灣（後來退休於加拿大)的中國政治學人張佛泉（1908-1994）在1950年代初撰寫而成的一部高水平著作。四十年後發現希望相對於上文提及華文世界中的幾位自由主義者，張佛泉是較少為非學界人士認識。但他這本《自由與人權》到了21世紀的今天，仍舊被譽為「表現出來的對西方自由主義的認識水平，在以前與以後中文世界，尚都未見可與之匹敵的著作。」台灣學人錢永祥在2001年作出的這個評價，我認為是有道理的，雖然當代的一些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著作，例如高全喜的《政治憲法與未來憲政》，也許已是匹敵之作。張佛泉在1954年為《自由與人權》初版寫序時說：「著者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中離平，避地來台，侘傺幽憂，不能自釋。乃下帷讀書，專心於英美人權學說及民主制度之探究。」佛泉先生借喻屈原《離騷》的「忳鬱邑餘侘傺兮，吾獨窮困于此時也」來形容自己避地台灣，在「不能自釋」之餘，「下帷讀書」，奮而寫成《自由與人權》。當1993年這本書的修訂版刊行時，先生在新版序言中說，1950年他開始草擬原版書稿時，極權主義氣焰正高，但「四十年後之今日」，極權政體連續發生了驚天動地的政變，使他重擬《自由與人權》序文時，「令人發生何等信心與希望。」張佛泉畢業於北平燕京大學哲學系。1931年起，為《大公報》編輯《現代思潮週刊》。1932年就讀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34年回國後，應胡適的邀請，到國立北京大學任教。抗日期間，轉赴西南聯大政治學系擔任系主任。在1930年代，張佛泉發表過大量時論文章，討論民主、憲政、民族邦國等政論課題，更在抗日前後積極參加了以胡適為首的《獨立評論》的撰稿工作。初到台灣時，張佛泉擔任國立編譯館編輯，並參與了台灣當時最重要的自由主義刊物《自由中國》的發展工作。後來先生為了專心撰寫《自由與人權》，辭去了編譯館職務，1952年也辭去《自由中國》的編輯委員的工作。之後，他先後在台灣的東吳大學和東海大學的政治系任教。1960-1963年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出任研究員，1965年轉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任教至退休。「國家」與「權利」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讀《自由與人權》？我認為這本書從做學問的基本方法到哲理層面較為抽象的理論建構方面，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讓我先從做學問得對我們使用的觀念和辭彙要有一清晰明確的界定這一要求說起。張佛泉大概是頭一個中國現代學人，堅持把「國家」改稱為「邦國」的。我自己受他啟發後，也在文章中不用「國家」一辭，改為用「邦國」或「國邦」。張佛泉在《自由與人權》中說：「到現代民主時代『家』與『國』應嚴格分開，絕不該仍將二者混為一談。」查現代政治和傳统政治很不同的一點，正是現代邦國和現代社會是兩個相關但並不相同的觀念和範疇，前者是強制性的公共領域，後者是非強制性的個人和團體的自願組合。把「邦國」說成「國家」，後者顯然是把公、私混在一起，把傳統「家天下」的政治概念粗疏混淆地應用到現代政治脈絡之上，反映了華文觀念和認識上的不嚴謹。張佛泉説，「著者在本書中嚴分國與社會之界限，家大部分屬於社會界，故尤不肯再用『國家』作一個名詞。」我們今天在日常用語中，不時還會把民主解釋為「人民當家作主」。這樣把「當家」等同「監國」，難怪「家天下」的思想，在中華政治文化中仍是很普遍，以至華文世界對現代政治的特質在認識上還是含糊的。另一個在近現代傳入華文世界的重要政治觀念和價值，在翻譯成中文後引起嚴重混淆的，便是right（權利） 。張佛泉在書中說：「『權利』二字在中文連用時，作『權勢貨財』解，根本不成為固定名詞。以『權利』譯right中文先用。這個譯法實不妥當。一方面因為中文權利兩字連用在一起，極容易令人聯想到爭權之『權』和奪利之『利』。一方面因『權』字與英文right完全聯不到一起。在近代英文中right一字，且可謂有與『權力』（power）...
印章本來是姓氏和名謂之表徵。皇帝的印信為玉璽，秦漢後的官印為銅鑄。文人印章據說始於元朝王冕用乳化石入印，但篆刻成為重要的傳統藝術，應由明朝文彭創立。自此印章不止以姓名入印，並以思想、感時等等不同字句刻在石上，開出篆刻藝術不同流派，傳統繪畫上不單有畫和書，篆刻亦成為主要原素。「閒章」是對比姓名印章，取其本意之外的意思。今輯《相印集》和之前刊出的印章，全部都是閒章。 ▌［相印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64、612、71、721、831、101 …… 這些日子，你們還記得嗎？ 還有好好為這些日子預留時間和心情嗎 ？ 在台灣的時候，可能正正是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我們沒有相關的集會示威。對於這零集會經驗，我一直耿耿於懷，好像沒有盡自己的責任，盡自己一分力去謹記和感謝那年大家的付出，那些血和汗，還有很多流過的淚。...
收看節目 莫宜端跟上司談起家族故事，原來對方父母是柬埔寨華僑，經歷赤柬政權，逃離出生地，輾轉在澳洲落地生根。但兩人從沒有向子女提及半點在柬埔寨的事情，莫的上司曾經埋怨及質疑父母，後來長大了才明白父母不願提，或許是不想掀起中心的傷口。 作為同樣是流散的家庭，我們呢？還有，比我們還早已經歷流散的上一代，其實他們也是流散的先行者，聽聽他們的故事，或許可以互相療傷。 ...
過去一周，內地和香港較矚目的政經要聞有兩則，其一是日本開始排放福島核電廠的核廢水，中國即時禁止日本海產進口，並鼓勵網民宣洩對日本的不滿，刪禁替日方辯護或客觀論證廢水安全程度的學者言論，令反核廢水迅速變成一場仇視日本的政治運動；另一則是黃大仙區民政專員黃智華赴京進修，建制派地區人士筵開四十多席替他餞行，觸發建制派資深人物梁振英、廖長江等批評，即將舉行的「立會好聲音」慈善音樂會宣布取消。日本排放核廢水日本決定把處理福島核事故的廢水經過濾及稀釋後排出大海，本身是很有爭議性的事情。在日本國內和鄰近國家與地區引發抗議，本來是很正常的，但日本這次決定得到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許可，認同其每年的輻射性物質排放量顯著低於安全上限，而且機構為監察日本排核廢水成立的專家小組，成員包括中國和南韓的科學家，他們按理不會偏袒日本。有了這樣的安排，周邊國家如果繼續反對，甚至採取制裁行動，就需要拿出更多論據，採取更嚴謹的程序，例如邀請國際專家到日本實地視察，在鄰近海域定期抽驗海水等，這樣才能說服國際社會，聯合多國力量共同制約日本。中國採取的應對方式，包括單方面實施貿易制裁，在全國發動仇日運動，刪禁所有替日方辯護或試圖客觀論證的學者言論，包括著名中國科學家對事件的評析，給外界的印象就是北京根本不打算講道理，只是要借這次事件，把日本塑造成民族敵人。就算這樣做會令數以萬計在中國定居的日本人擔心自身安危，令聘用了大量中國僱員的日本企業考慮撤出中國，也看似在所不惜。為什麼北京要這樣做？這次反日運動的力度，甚至超出了過去因為日本霸佔釣魚台而觸發的多次政治風波，如果沒有重大的政治理由，中國不會輕易放棄中日關係，為了改善中日關係，北京才剛宣布恢復中國旅行團出訪日本，為什麼對日外交這樣反覆？就客觀國際局勢而言，北京對日本老羞成怒，是因為日本不理會中國強烈反對，決定與南韓一起加入美國組建的軍事同盟機制，令中國武力統一台灣的難度大幅增加，所以必須懲戒日本，讓日本付出代價。就中國內部局勢而言，經濟危機頻繁爆發，疫症水災應對無方，社會民怨快速積累，中央政府製造外部敵人，有助轉移民眾視線，減輕自身的政治壓力，日本有侵華紀錄，是最容易煽起民族仇恨的目標，這個時候日本實施排核廢水，等如自投羅網，北京怎會放過這大好機會？如果說恢復對日旅行團是獎勵日本對華友善的胡蘿蔔，反日廢水運動就是懲罰日本對華不友善的大棒。這些外部和內部的政治因素都不難理解，問題在於北京想把急速下滑的中日關係推到那個地步？真的要把居華的日本僑民嚇跑？把在華投資多年的日本企業逼走？讓中日經濟全面脫鈎？如果不是以此為目標，就不能任由仇日政治運動延續下去，就要採取降溫措施，要保護在中國各個城鎮居住的日本國民，要穩住僱用了大批中國工人的日資企業，北京會不會這樣做，將成為觀察未來中日關係的關鍵指標。黃大仙餞別風波香港特區方面，「黃大仙餞別風波」最引人注目的是，區區一個民政專員，政務官系統裡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居然獲得建制派地區社團隆重款待，這現象反映在新的香港政治體制下，權力過度集中的弊端。民政專員本來是要向區議會問責的地方行政官僚，在新制度下兼任區議會主席，擁有人事和財政權力，可以提名委任地區中人當區議員或其他區內公職，因而被戲稱為「地區小特首」，難怪一眾地區社團奉若神明，把他捧上了天。餞別風波鬧成醜聞，除了暴露地區社團膜拜權力的醜態，還因為事件突顯了在新政治體制下，立法會內各個建制派政黨變得不務正業，應該出席的法案表決會議沒出席，但地區社團替官員搞餞行飲宴卻爭相出席，予民眾的觀感就是，如今的議員整天飲飲食食，只懂物質享受和拉關係。事緣《明報》於月中發表調查報道，指立法會今年會期共通過24項政府法案，但有16項法案表決時，在席議員不過半，佔全部法案三分之二，相關報道引起社會嘩然。就在此時，黃大仙區大排筵席送別官員，十多名立法會議員參與音樂會演出，仿內地綜合節目名字稱為「立會好聲音」，令公眾認定改制後的立法會一味追求聲色犬馬，娛樂至上。風波鬧大後，立法會「班長」廖長江出面收拾局面，在議員群組中發出千字信函，提示「議員應確保其行為一定不會令立法會的信譽受損」。廖長江又為議員開會提問定指標：每年口頭質詢加書面質詢近10條，跟進官員回應約10次，除了每次大會開會必須出席外，通過法例和參與各種投票也應該盡量出席。不過，這些指標全部重量不重質，能否改變公眾觀感實在大有疑問。餞別宴風波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建制陣營的內部分裂浮面，看來是為未來席位再分配揭鬥爭序幕。民建聯和工聯會等雄踞黃大仙區多年的左派老政黨傾向替事件講好話，指地區人士肯定黃智華政績而已，不應受苛責，往後注意勿鋪張浪費即可；梁振英及其黨羽則咬著不放，逼其他建制派跟從表態，新民黨容海恩等率先跳船辭演，揚言須專注議員本份，令「立會好聲音」被迫取消，算是一種政治和應。整個建制陣營圍繞這次風波分成兩大板塊，沉悶乏味的政圈生態驟起波瀾。▌［ 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書院，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朋友以為我很有紀律，大概見我定期出文寫作，其實不然。我與大多數人一樣，都是很易沉迷上網、手機，陋習頗多。若論優處，大概只是意識到習慣養成之難處，較願承認不由自主之存在，是以勤覽群書，探究習慣如何形成。 這幾年讀過與習慣相關的書籍，包括《The Power of Habit》、《Atomic Habits》、《Tiny...
協助安藤忠雄建築台中亞洲大學美術館的台灣建築師姚仁喜，是去年才完工的台南藝術大學校園內漢寶德紀念館的建築師。我在相片集已介紹過他在台北北投的農禪寺，對他簡約莊重的佛寺院設計極為欣賞。台南藝術大學創校校長漢寶德，被視為台灣現代建築思潮啟蒙者，影響台灣建築界至深。姚仁喜是他的高徒，負責設計為老師而建立的紀念館。正立方體的建築物，與其說是發展他老師漢寶德的人文素養建築思想，不如說是承受了安藤忠雄的幾何圖形空間和光影變化的理念，甚至清水混凝土的極簡構築，相信也來自安藤。館內清水混凝土的灰白色是主調，但對比一邊深紅色的大牆，有另一種官感的視覺效果，用色大膽，似乎和安藤的其他建築物不同。可惜台南藝術大學離開台南市頗遠，交通不方便。但如果喜歡姚仁喜和安藤建築，這紀念館仍是十分值得去參觀。 ▌［相印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