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封信 6.3明慧，2003年的通識教育改革，課程內涵唐君毅人文教育的思想，亦是中大肯定的教育理念，加上課程質素檢討機制和行政架構的建立，奠定了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獨有的模式。2006 年迎來了第二個重要的挑戰，當時香港政府決定把全港的大學學制由三年轉為四年，以與美國和中國內地的學制接軌。該轉變引發學術改革，也有意見要求更全面的大學教育。增加多一年並不是要增加主科學習的重擔，而是鼓勵學生在入學的第一年學習更廣泛的知識。根據中大大學教務會的決定，我獲委派設計額外 6 學分的課程內容。因此，我們成立了工作小組進行研究和給予建議，而我負責擔任小組的會議召集人。大學裡最重要的是甚麼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額外的 6 學分分配到現有的四範圍中，當然這個做法會受到大多數部門的歡迎，但卻對通識教育沒甚麼意義可言。我認為這正正是推行我所推崇博雅教育的另一大好時機。在 2003年的改革，我成功提供了通識教育課程四範圍的哲學框架和架構，但沒有直接參與課程內容的制定。現時的通識教育課程的目標確實達到了，能夠培養學生從多角度思考，以及逐漸明白不同學科的價值觀。然而，課程缺乏感知連貫性，更重要的是缺乏共同的學習經歷。我們思考了stadium generale 的正式意思，即是全民教育，如果可能的話，不論學生修讀甚麼科目，讓他們能夠一起參與學習。為 3500 個新生設計兩門科目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亞歷山大・奧斯丁（A. W. Astin）在他的著作《大學裡最重要的是甚麼？》What Matters...

第六封信 6.2明慧，大學通識教育與中學通識科沒有關係，但與大學理念有極密切的聯繫，因為我相信通識教育課程是實現大學理念的場所。每一所大學和其他大學不同之處，重要的不在乎研究院和學系的分別，是在於如何構思和實踐通識教育課程。哈佛、芝加哥或哥倫比亞大學的獨特通識教育課程便其中表表者。1998年中文大學委任我為大學通識教育主任，直到2012年退休為止，長達14年。除了哲學系之外，通識教育是我在中文大學最重要的任務。我應該怎樣在大學通識教育中，實行大學和博雅教育傳統的呢？2002年終於迎來良機，當時新上任的金耀基校長對通識教育進行全面的課程檢討，金教授是知名的社會學家和散文作家，也是唯一一位以中文撰寫有關大學和通識教育理念的學者，他的理論影響我對中文大學通識教育改革甚深。2003年的檢討報告為通識教育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大通識課程的哲學根源從開始我便注意大學本科課程和通識教育之間的區別。我的關注點是通識教育在整個本科教育裡所扮演的獨特角色。通識教育一定不能被視為附加的部分， 而是應該體現大學教育的本質。因此每間大學均須注意課程理念，以及制定各自的通識課程。中文大學的使命是融合中國的人文主義和西方的博雅教育。但是，我可以在哪裡覓得中大通識課程的哲學根源呢？唐君毅是新亞書院創辦人、哲學系的首位系主任兼講座教授，以及當代新儒家的創辦人之一，他高度重視人文和大學教育理念。 1950 年，新亞書院的使命宣言中說道：「惟有人文主義的教育，可以藥救近來教育風氣，專為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專為智識而求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本於上述旨趣，本書院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求專長。首先注重文字工具之基本訓練，再及一般的人生文化課目，為學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礎，然後再各就其才性所近，指導以進而修習各種專門智識與專門技術之途徑與方法。務使學者真切認識自己之專門所長在整個學術整個人生中之地位與意義，以藥近來大學教育嚴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線上進、各不相關、支離破碎之流弊。」雖然唐君毅不是使命宣言的作者，但他一定會完全認同通識教育所強調的人文主義。的確，他所撰寫有關中華人文與教育的關係的重要著作，為我對通識教育的了解奠下基礎。當中〈人文學術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分際〉也許是唯一就該命題展開討論的中文著作。根據唐先生的看法，所有知識的分支源於人類的主觀性。人文和其他科學的差異並不在於不同的學習主題。從某種意義來說，所有科學，亦即學科，都是意味著彼此。例如歷史科學，沒有人會否認所 有的知識在本質上都是歷史性的。以語言符號文本呈現的物理知識，其實也是歷史性文本。區別在於人類以哪種方式去看待世界。 唐先生解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及人文學術之不同，我們可說依於人之看世界，主要有三種態度或三種觀點。一為把事物作為離開或外在於我之為人之主觀的行為與精神，而自己存在者來看。由此而有自然科學。二為視我為人群中之一分子，而把我之主觀精神與行為，客觀化為人群中之一分子的精神與行為，而看此人 群中之各分子之精神與行為，如何互相關係影響，以結成此人群之社會。由此而有社會科學。三為把我之主觀精神與行為，以及其所對之自然社會之事物，皆攝入於對我們之主體的精神與心靈之『自覺的回顧反省，或自己對自己之反應，自己對自己之感通，自己對自己之行為中』去看，由此而有人文學術。」課程強調人文精神基於這個理解，我提議移開傳統通識教育分布的必修課或核心課程，根據唐先生的哲學把通識課程改為「探究人類智性關懷的四範圍」。課程應反映出在追求知識過程中的人文精神。因此，我並沒有把課程分為藝術、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而是提議了讓學生看待知識的四個範圍。他們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智性關懷：我們應該知道自身文化傳承與自然、社會，以及我們自身的關係，目的是做到自我覺察和反思。四範圍包括：（1）中華文化傳承：中大學生應該對中華文化有基本認識，也應該對中華文明的主要特徵有全面認識。學生應該透過綜合的方法，從廣泛的歷史、社會和理性的角度來學習欣賞和評價中華文化。（2）自然、科學與科技：本範圍引領學生認識大自然、科學和科技。分析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衡量科學和科技對於人類生活和社會的影響，以及這一切對於人類未來的啟示。（3）社會與文化：課程應增加學生對人類社會和文化形成方式的理解，並認識其一般性和多樣性。透過研究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議題，向學生介紹理論或者研究方法。（4）自我與人文：這範圍旨在探索人類價值觀的多元化和人類行為的意義，透過學習人文和相關科目以加深對自己的了解。這方法的其中一個好處是不同部門的教職員可提出建議，讓通識課程不是以學科為基礎，而是基於與人類智性關懷的相連性。例如，物理系的同事建議提供天文學課程，他不是從嚴謹的學科角度出發，...

第六封信 6.1明慧，十分抱歉，沒有給你寫信超過一個月，因為在台灣最後幾星期仍有演講，與新知舊雨話別，安靜下來寫文章時間便沒有了。5個月在清華大學客座教授獲益良多，能夠面對面授課已經是美事，再次在學術自由的大學內和學生與老師討論學問更是難得之事。清華對我有幾重意義。業師勞先生1987年退休，兩年後到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客座（1989-1992）。能夠在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客座一個學期，感受勞先生在此間的校園景色和學術氣氛承是好事，但最重要的是認識當時受教於勞先生的兩位師妹，不單是哲學，同時是老師術數的傳人。明慧，這封信不是和你談勞先生的事宜，而是清華大學引起我對大學教育的反思。千禧年後，我以中文大學通識教育主任身分多次到訪北京的清華大學，退休後也到過新竹清華大學交流通識教育的經驗。兩所清華大學都十分關心通識教育的發展。Liberal Studies不是General Education我對通識教育的思考首先是受中大教育傳統影響。中文大學和其他香港的大學不同的地方，不止是我們的山城校園宏大和美麗，更重要的是有三種制度是其他大學沒有的：雙語教學、書院和通識教育。自創校以來，中大便以此三者為傲，與其他香港的大學，甚至世界其他大學有別。雙語是指兩文三語：英文、廣東話和國語，當然世上有不少大學是雙語教學，如加拿大的麥爾基大學（McGill University）以英文和法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但中大以香港話（廣東話）教學，則是絕無僅有。書院制度是特別，在香港、台灣和大陸的大學是沒有的。通識教育又如何？什麼是「通識教育」？這是「教壞」我們香港中學生成為「反叛」的課程！根據本來香港教育局的指引，「通識教育科旨在透過探究各類議題，以擴闊學生的知識基礎，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觸覺。」培養獨立批判思考是其目的！2019年大批中學生加入抗爭運動，後來被拘捕和判罪也有不少中學生。是以政權確認這種激進批判思想的根是來自「通識教育」，證明這課程徹底失敗，2021年，高中「通識教育」課被取消，代之為「國民與社會科」。（註一）我在這無意討論中學通識課程成敗得失的問題，著意的是這中學課程和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有何關係。千禧世代初，中學教育課程改革將「綜合人文科」和「綜合科學與科技科」合併成為高中程度的「通識教育科」。要注意的是英文原文為Liberal Studies，不是General...

第五封信5.2明慧，將哲學的所學所思運用在教學方面，是我過去二十多年在中大哲學系的工作，退休後知道這些有關存在問題的課程已有後輩繼續任教，是欣慰之事。我十分感恩從少以來受師長的錯愛和栽培，令我一生在無憂無慮的世界成長和工作。但這些學術和思想自由的環境不是理所當然的。在中文大學任教授，在香港而言是份高薪工作，可能是全世界大學之中最好薪酬的職業。博士學位是入職條件，之後安分守己、做研究、教學和服務，不過不失，等待實任和升等，就可安穩生活到退休。我們大部分的教授同事便如此，在美麗的山城大學渡過一生。然而我們知道除了教學研究之外，應該還有對社會和人文世界的關懷和責任。過往幾十年，中文大學師生沒有忘記就社會種種不平等、不公義的事情發聲：反貪污反葛柏、中文法定運動、金禧學校事件、八九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每年元旦、六四、七一、十一遊行抗議，中大老師和同學必然參與在其中。文化大革命時校內國粹派和自由派的公開爭論，民主板上每天的大字報、中大學生報，加上崇基和新亞學生報的各種辯論，對政府和校方的批評無日無之。以至2014年雨傘革命、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大師生從不缺席。在校內罷課，抗議；或在校外街上遊行，表達我們的不同意見和立場，是我們以往幾十年來理所當然的行動信念。我們相信這一切都是容許的，大學不能是象牙塔，學術世界和現實社會不可分割。當時我們仍然是在學術自由的大學和法治的社會，免於恐懼的自由被肯定的，是以我們不怕大學高層或社會權貴，出來示威反抗。隨著2019抗爭運動被鎮壓，2020國安法成為專制統治的工具後，免於恐懼的自由消失，自由法治被威權取代。不到三年，一個自由開放的香港變成極權專制的城市。這些我已説了不少，在此不贅。明慧，我關心的是我們這批哲學教授如何面對這突變！大學已變成學術產業和知識工廠，我在上封信已説過回歸純粹學術研究、表面上噤聲不批評、不做幫兇的事情、不問政治、盡量在能力範圍內做好本份、盡責教學和研究，似乎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但這足夠嗎？余英時先生提出以「知識人」取代之前的「知識份子」這中性概念，就是要突顯擁有深奧知識的學者教授仍然是一個「人」，不是高智能的技師，不只是撰寫學術論文和作專題演講的講師，而是有血有肉和這時代共存亡的人，不是生活在書齋中，而是同時面對公共社會，盡一己之責任。余先生的想法和上世紀法國哲學家沙特對知識人的理解完全脗合。當然沙特更強調知識人是反抗者，運用其知識和地位去批判當權者種種不公義不合理的事情，不怕權貴和不盲從大眾的意見。但是，余先生和沙特發表他們的理論時，同時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的人權保護。沒有「國安法」去箝制他們的言論，而他們就「知識人」的説法實是批判當時的專業學者，不問公共事務而安心在象牙塔內閉門造車。他們要求讀書人同時是知識人，站在被強權壓迫的人民這邊，對抗不公不義！現時白色恐怖全面籠罩香港學術界，我們這些讀書人能做什麼？尤其我們熟讀老師勞思光的著作和政論，理解《歷史的懲罰》對極權政權虛妄的分析；同時精通康徳、黑格爾、穆爾和羅斯的自由和正義理論；也明白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哲學家如何抵抗納粹的統治；當然也知道捷克哲學家哈維爾對抗蘇聯共產主義的思想和劇作等等，這些全部是我們在過去幾十年在外國研讀和後來當教授傳授的知識。現在一旦學術自由被取消，我們如何處置意識中仍存在、所有以上談及的理論？這些理論應該成為我們對抗的思想武器，但我們害怕了，有意識發表任何有違獨裁政府意識形態的言論會帶來可怕的後果，得罪權貴是犯法的，會被重罰的。這些內心的矛盾和鬱結，如何令我們安身立命？在這危機處處的時代，不懼怕強權、不接受謊言，能夠站出來公開批判香港和中文大學的老師非常少，惟在社會系、新聞系和政政系中有知識人公開發表言論，説人話和真相，我們哲學系呢？讀哲學和做教授當然是讀書人，但在這艱難困苦的時刻，我們如何成為知識人？業師勞先生的教誨，只是提醒我們不做幫兇，不阿諛奉承，但並沒有説我們正面能夠做些什麼。明慧，我沒有答案，這應該是我們唸哲學的讀書人共同需要反省的課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不能將過去幾年發生的事情忘記，彷彿什麼事情都沒發生，現在香港或中文大學回歸正常。2019年是香港和中文大學歷史的分水嶺，我們必須正視這現實，一切不可能如常運作。我們讀哲學的更不能無視這摧毁性的效果，以為躲進純粹學術世界便可以逃避讀書人的責任。我和其他哲學系校友，現身處自由之地，作為流亡海外的讀書人，有免受恐懼的自由保護，是以有條件成為知識人。至少我可以反省與批評香港極權帶來的種種危機，以及和中文大學的問題，收輯成為《我城存歿》和《山城滄桑》二書，發表於公共世界。我相信這是一個知識人應有的態度，公開的對極權政權説「不」！成為一個知識人不是一種特權，而是一種責任，對自己和公共社會的責任。我們以後還要探討下去。明慧，不知道這封能否回答信首的問題：讀哲學，所為何事？凌漸寫於六四三十四周年（抱歉因為下幾週事忙，要脱稿至少兩週。）▌［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第五封信5.1明慧，讀哲學，所為何事？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哲學家的思想，如果不能治愈人的痛苦，則是徒然的話語。正如醫學不能消除身體上的疾病一樣，是沒有用處的；如果哲學不能消除心靈上的痛苦，也沒有任何好處。」如果自由是哲學的根基，則反叛精神是哲學的表現。我於1970年唸哲學本科，1982年獲頒德國哲學博士，然後任教哲學系成為教授。但我不是哲學家；儘管我讀了多年海德格哲學，我不是海德格思想專家！因為我沒有研究他所有的著作，有不少思想我還不理解。我仍然只是一個哲學學生和哲學老師。當然我也算是「學者」，作為大學教授定要寫哲學學術論文，出席學術研討會，根據學術基礎去授課。從助理教授升等為正教授需要一定學術程序，沒有實質資格不能勝任。但這些不是我最關心的事宜，因為我認為哲學博士學位只是進入大學任教的基本要求，是職業的需要，與生活和生命意義沒有一定關係。唸了一生哲學，對我的生命有什麼意義和影響？我讀過不少哲學經典和研讀中西哲學家思想，對我有影響的哲學家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海德格和佛洛伊德。我在這篇文章無意詳細討論他們的哲學，這不是學術分析的場合。海德格思想令我知道所有以前中西人性論的偏差，人沒有必然的「本質」，人不是「什麼」而是「如何」，即是説人是透過他或她如何生活建構自己。人不是一種物件或動物，其獨特處是人對其存在有一種領悟，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是一個「我」同時知道我之外的他人和種種事物的存在。我和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但我的生命從出到死亡都是「拋擲」在預定的歷史文化世界中，「沉淪」在他人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少數時間我會面對自己，尤其是面對自己的死亡外，大部分時間我和其他人是以「非本己」的狀態生活著。海德格思想當然不是一言兩語可以講清楚，在此只是略説一二，作為我開展如何將哲學放在生活中的背景。第二個重要的影響來自佛洛伊德。他的精神分析理論告訴我，理性不是主導人類行為最主要的原則，而是我們的無意識。慾望不能被理性控制，而演變為種種連自己都不明白的行為。如果理性和道德是決定人類行為的原則，如果每個人都是理性的，則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思想早已落實在人類文明中，獨裁和專制便不會出現。可惜人類歷史文化不是順理性道德發展，三千多年來人類的悲劇不斷重演，自由、公義、平等和和平生活只是人類烏托邦的想像而已。明慧，我當然沒有足夠識見和智慧去解決這些大問題，但嘗試去了解這些問題是什麼的問題，去審視過往思想家如何分析和提出建議，是我能力範圍內，但重要的是我如何根據多年來的哲學研讀回應《將上下而求索》內的人生問題。我在第一封信提過這本年輕時代的小書只説出一些方向性的意見，沒有更深入討論和研究。以哲學去反省和理解我們的存在問題便是如何「實踐」哲學。我比很多朋友都幸福和幸運，能夠以學術興趣為生，不需要每天出賣時間去做一份與自己興趣或跟學問無關的職業，而是將興趣放在工作中。更幸運的是我在中文大學開設的課程全是自由自主去創立。二十多年來沒有任何審查內容，只要系務會議同仁通過，符合學術標準便可開課。為回應《將上下而求索》，我構思一系列通識/哲學課程。存在和生命意義問題絕對不可以簡單回答，而需要認真在中西哲學和思想史中尋求解答。我們可以不知道什麼是相對論或資本論，不需要探討創世論和進化論的矛盾，但我們不能不面對作為人存在的種種問題：生老病死、情慾、友誼、幸福、痛苦、人生意義和價值等問題。我正在這特殊空間和時間，有幸在學術自由的中文大學任教，哲學系又容許我發展這「存在問題」課程。上世紀末已經開出五門哲學課放在通識教育課程內。五個通識科目著重處理人生的意義，同時彼此亦有緊密的關聯：《死亡與不朽》探討的是生命的問題，是對生命價值、人生方向的醒覺和理解。我們從死亡中探索人生的意義，當中必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情愛」問題因此而起。愛情是人生重要的課題，同時也是年青同學的最大關懷。而《愛情哲學》就希望同學能對愛情或情愛有所反省，掌握中西文化對愛情的不同觀念；既理解柏拉圖之愛慾、西方浪漫之愛，也領悟到中國之「情」，從而取得啟示。談到「愛」，自然要提及「性」。「性」是現今社會很重要的問題。《性與文化》就是要從中西文化的不同角度，探討「性」在文化上建構的意義和其中的演變、傳統中西方對男女性別的看法。此外，我們還會討論「性」在當前文化中趨向商品化，成為消費品的問題。現今社會以物質享受為主流，以享樂為人生目的，但是人生價值是否就是如此？幸福的意義是甚麼？《幸福論》嘗試從不同角度探討快樂與幸福的問題，追尋幸福之道。從個人幸福推展至社會及世界層面，那就是烏托邦思想的課題。《烏托邦思想》嘗試從人類歷史以及哲學思想的角度，探究完美社會和理想世界的問題。及至中大哲學碩士學位課程成立，我將這些課題提升到碩士班程度：《生死愛欲》、《情、愛、性的哲學》、《痛苦與快樂》、《烏托邦及其不滿》和《死亡與年老哲學》，分別在長達十七年的教授碩士學位課程中展開。以上列出的課程，我在求學時期從未上過，沒有老師教授我有關生死愛欲等問題。《死亡與不朽》沈宣仁老師似有教授過，後來沈老師指定我開拓此課。《幸福論》是何秀煌老師請我發展的。也由於老師的鼓勵和支持，我可以提出這「存在問題」的課程。整體來說，我之前沒有一位老師開授這系列，之後也可能沒有。相信我在香港是第一個教授這系列存在課題。明慧，我在這封信開始時問讀哲學所為何事？就是為了解答我們作為人面對的種種存在問題，我覺得我從未有確定的答案，是以我仍然是哲學學生，仍然需要繼續研讀和思考；與此同時，我是哲學老師，將我所讀所思和同學分享，提供哲學理論，協助他們自己理解這些議題。但我沒有真理，從沒有教導任何「正確」的生活方式。從古希臘哲學開始，「認識自己」 （Know Thyself） 是讀哲學的任務。哲學有沒有用處，在乎你和我如何認識自己，不是一個抽象的自己概念，而是有血有肉，苦樂參半和充滿矛盾的自己。明慧，如此將哲學運用在生命問題便足夠嗎？我仍需要進一步思考和分析。待續▌［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第四封信4.3明慧，第四期：「新香港」的哲學系2000年後，中大哲學系在任命或招聘教授方面，表面上好像很國際化，客觀上聘用的都是有成就的學者。著作方面亦有份量。國際招聘強調經過嚴格的挑選過程，不過，大學有可能忘記，或是有意識地忘記，他們聘用的大多數都是學術上正面意義的「知識僱傭兵」，如希臘時代辯士（Sophists）販賣哲學知識作為職業的人。蘇格拉底批評雅典的辯士唯利是圖，柏拉圖垢病他們只懂推銷知識，只關心自身利益而不關心人的存在、文化或使命。（註1）我沒有懷疑哲學系老師的學術能力，尤其是外國教授，他們大部分是專業學者，但我質疑他們對香港這地方的承諾，能夠保存香港文化、關心學術的傳承，對香港基本價值的肯定。當然，他們入職條件除了學術能力之外，並不包括對香港負責任。隨著我們這些香港本土教授退休後，換回一批著重學術成就的教授，哲學知識便如商品交換，中文大學哲學系慢慢就會與其他大學無分別了。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大學不是對「學術宇宙」負責嗎？要求哲學系教授對「本土」有關懷是不相干的。事實上，香港沒有哲學課程是必需教的。德國、英國、法國有內化的哲學傳統，所以有徳國、英國和法國哲學。我們沒有「香港哲學」，只有「哲學在香港」。我們的哲學課程當然有嚴格規定，這是以學術標準為基礎。同時以我們三個研究方向為主導：中國哲學、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我們沒有「香港哲學」傳統讓我們去維繫或發展，我們繼續教授康徳或朱熹哲學，是從純粹學術觀點去處理，不需要問這些思想對現實世界有何意義。由1970年我加入中大，到2012年退休，期間我從未感到學術自由受到打壓或挑戰。任何教授和同學做的學問和研究、寫的文章以及教學上從來都沒有審查，我們相信每位同事的學術能力，標準都是以他們自己的專業為依歸，不願意開的課從來都不會勉強。但是，這個傳統還能持續多久就不知道了。大學日漸與大陸同化，黨委書記會否如北大一樣出現在中大？當整個思想要跟黨走的時候，我們的學術自由便會喪失。隨著第三期的本土教授們達退休年齡，慢慢地離開中大哲學，這便進入第四期，是「後本土」哲學系的時期。這時期領導哲學系工作和發展的，落在大陸出生的「國際」或外國學者身上。他們沒有，也不需要對傳統中華文化或香港本土有任何關懷，只需要對「學術產業」負責。學術自由和自主隨著新香港成立，變成不相干，哲學教學是一份工作而已！自我審查和研究禁區從而出現，批判性思考只容許在哲學內部運作。批評政府和大陸的思想不可以出現，同時要小心是否被指責為「教育界黑暴溫床，部分教師學者被稱為西方代理人，將反中的政治觀點帶入課堂。」(註2)哲學系不教授西方哲學思想，還有甚麼可教？註文中作者根本忘記共產主義的老祖宗，不是姓「馬」的華人，而是在徳國出生的西方哲學家馬克斯！當然這論述沒有意義，因為「真理」由現時統治階級決定！白色恐怖下的哲學系會變成什麼？相信「純粹」學術研究是允許的，只要是抽離現實，研究「普遍」哲學課題便沒有問題了！但這是哲學真正的任務和責任嗎？第四期的哲學系將會成為大陸學術產業一部分。以往的課程必會修改為馬列毛習思想是必修課程，所有反對權威和倡議自由民主人權的哲學將成為禁區；教學語言也一定慢慢變成普通話或英文，香港話必被取代。黨委書記是系的重要位置，可能和大陸大學一樣，任命為副系主任，任務是檢查系內教學和研究是否合乎黨的規定。這些現象似乎仍未全部出現，但相信是遲早的事情。2020年國安法的確立，新香港的出現，思想、學術和出版自由已成過去。中大哲學系隨著中文大學和香港，同樣成為歷史。明慧，我對中大哲學系歷史的四期分析，再強調是我主觀的理解。每期都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切入。第四期是否「衰落」肯定引起不同的反應。當前的中大哲學系教授陣容和學術成就，學術活動和出版仍媲美世界其他一流大學的哲學系，在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仍在首百名內。(註3)「衰落」從何説起？「衰落」顯然是我作為香港人的主觀和悲觀的看法。我在信首已説過哲學是要反省和批判人生和世界，不接受欽定的真理，拒絕思想禁區。哲學能夠真正運作是預設思想自由！中大哲學系第一至三期都是在完全學術自主和自由中實現，第三期是由本土香港人領導和教學的哲學系。這一切隨著「新香港」的成立而消失。我所謂「衰落」就是這意思。香港人的中文大學哲學系再不可能出現。在白色恐怖下，教授哲學是危險的。我深信中大哲學系同仁必然受到無比壓力。哪一位唸哲學的人不知道思想自由的重要性？那一位願意做幫兇？教授一些未經反省的指定思想？甘心接受極權專制統治？埋首純粹學術研究是唯一出路，畢竟哲學理論內部仍有無限的研究課題，可以完全和現實政治無關，高水準的學術著作仍可以出版。當這些「不自由」變成常態之後，獨立的批判思考便不相干，教授哲學只是傳遞哲學知識，外在任何不合理不公義的現象與教學沒有多大關係，哲學系教授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接受如此命運，噤聲不表達任何對校方，香港和大陸荒謬的不滿，無可奈何繼續任教下去。當然，每位學者仍然可以在自己的範圍內自主自由的研究和寫作，但這些都是私人的，不公開發表的言論，留待有一天真正自由重回時才刊出吧。這就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衰落」。明慧，我寫這封信是懷著悲憤的心情，我在中大哲學系成長，大半生在中大渡過，目睹教育我成才的大學淪落如斯，由盛而衰，能不悲夫！也因為自己的言論不容於當權者而遠走他鄉，不能再踏進中大哲學系，不亦哀夫！相信唐先生、牟先生和勞先生等中大哲學先賢在天之靈，看到他們共同創立的哲學系變成共產黨控制的學術機構，也必哀痛不已！他們的人文精神和反共意識如何能繼續存在？這封信主要仍是談中大哲學系由盛而衰的過程，我還未論述唸哲學和教哲學的意義何在，和作為哲學老師和知識人的關係。因為我相信，一如這信開始時提出，哲學教學不單單是份工作，而是一種使命。這需要更詳盡的討論，不能在此信開展，留待我在下一封信《哲學與知識人》再和你細説。明慧，以往太平盛世的自由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現在處於危機重重的世界中，也許正正因為我們要面對危機，也許我們不能渾渾噩噩的生存下去，也許我們不想衰失自決的自由，哲學更來得重要！保重淩漸2023年4月註1「辯士流派」(The Sophist) 是古希臘思想流派。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對辯士的批評是頗有偏見。辯士不一定是貶意。▌［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第四封信 4.2第三期：本土哲學系上世紀80年代，除了香港中文大學以外的另一家哲學系就只是香港大學。不過，這只是殖民地的哲學系，當中不單沒有對中國的關懷，更遑論對香港的關切。記得80年代香港大學哲學系教授曾對我說，香港大學從未聘用過中國人和女性為教授，並引此感到驕傲。依我的觀察，香港大學只算是英國大學哲學系的分店，哲學系教授是將香港工作當成是悠長假期，既不用寫學術文章，亦不需要做課程檢討，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內，無論他們在波士頓、倫敦、紐約的大學教授康德都是一樣，沒有對時代文化和社會關懷的哲學，與其他自然科學沒有分別，學術和生活都是毫不相關。中大前兩期的哲學老師都是關心中國文化的，儘管唐先生牟先生對香港及香港文化不大重視，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懷抱是不容置疑。當我由港大轉到中大哲學系讀書時，發覺中大哲學教授，唐先生或牟先生，不單是講哲學思辨的技術，也不會把哲學當成純知識或商品，而是蘊含深遠的文化關懷。日後勞先生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是面對香港97回歸而創立，對共產黨的感受遠比香港大學的英國教授那種對香港無關痛癢，形成很大落差。1998年劉述先退休，當時系主任石元康下放權力，關子尹成為第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擔任中大哲學系系主任。這是個重大改變，亦是香港哲學系本土化的開始，加上劉國英於1995年從法國回港。「劉關張」出現，一度成為中大哲學系的「傳説」。當時系中的老師，超過一半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在中大唸本科，然後到歐美澳洲，獲得博士學位回來任教。第一次由香港人主政的哲學系，改變了一路以來哲學系的發展格局。1996年是重要的一年，我們舉辦了首次的現象學國際會議，是哲學系發展的重要里程，令我們覺得現象學可以有所發展。早於80年代中，勞先生曾經主辦在香港第一次涵蓋中港台政治社會經濟的聯合學術會議。大陸當時仍處於文藝復興期，時任中共國務院學者嚴家其都有獲邀出席。勞先生任命我為會議統籌員，負責會議一切的行政安排，這次活動的經驗對我們日後舉辦各種學術會議及研討會打下很好的基礎。作為本土人做哲學系領導，我們關心的是香港在此特殊環境下可以做些甚麼？當時的香港大學、嶺南和浸會沒有一個哲學系系主任是香港人，他們沒有關心哲學在香港發展究竟有著甚麼可能性，香港沒有「香港哲學」，只有「哲學在香港」。要哲學在香港有所發展，大學裡如何「做」是很重要的。因此，關子尹出任系主任，我全力支持他的，劉國英回港加入團隊亦很重要，那時「劉關張」的合作，勞先生對此感到驕傲。此時的哲學系開始以三條腿走路：中國哲學、分析哲學和現象學。關子尹90年代出任系主任8年，我於2005年接任此職位，學系著重學術在國際與香港方面的連繫。2004年我們偶然得到超過二千萬港元的捐助，為哲學系的發展打開缺口，多了資源我們可以在通識教育、中國哲學和現象學學術研討會及出版等投入更多的工作，慢慢地中文大學哲學系並不只局限於香港，而是放眼世界。二千年後陸續成立的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和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會議開個不停。2003創辦的唐君毅訪問教授計劃更令不少著名哲學教授來中文大學訪問一個月。我們希望讓世界認識及接受香港現象學和中國哲學的研究。香港的大學教育在港英殖民地年代，和97年回歸後的首20年仍享受著學術自主和自由。是以我們透過學術會議和出版將中港台日韓英美哲學界連接起來，不到十年中文大學哲學系慢慢被世界學術界接受和肯定。但重要的是這期在哲學系擔任主要教學和行政的老師，差不多全部是香港人或從美國研究回來的華人學者。在這期間，外國教授只有兩位。從1998年開始到2018年左右，相信應該是中大哲學系的黃金時期。創新嘗試 • 哲學碩士兼讀課程如果不是哲學系的本科生，在上世紀90年代的香港，要進修讀哲學有一定的困難。我在「香港哲學會」接觸到的民間社會，不少朋友都對哲學很感興趣， 很努力的尋找不同渠道修讀哲學，可惜苦無機會，被拒諸於哲學的門外。當年唯一可以選讀的是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校外進修部有關哲學的課程。香港政府從來沒有提供任何輔助課程，修讀人士亦沒有專業的哲學老師指導，很多人都不得其門而入。見到社會有這個情況，我們希望可以為對哲學有興趣的在職人士提供機會，讓他們能夠修讀哲學，我們參照了倫敦大學校外哲學課程開設學士學位課程，初時中文大學沒有興趣開課， 後來香港大學接受了我們的意見，...

第四封信4.1 明慧， 感謝你的回信，你指出大部分人的生命不能自主，沉淪在渾渾噩噩日常生活中，面對人生種種危機顯得無助無力。這些現象在過去幾年的香港，更是明顯。你的觀察與反省其實是哲學思維最重要的根源。幾十年前我面對的不是政治和社會的問題，而是父親的突然死亡，令我追問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不確定性，在極度困惑中盼望尋求答案。研讀哲學便成為我的出路。 這麼多年的哲學研讀中，我發覺所有重要哲學家，無論中西，都有一共同特點：他們全是「反叛者」——不接受命運、不同意已有對現實的理解、不認同唯一真理、肯定思想自由、上窮碧天，下落黃泉的求索精神，不只是想了解宇宙萬物，而是安頓生存的意義。我相信哲學如法國哲學家Pierre Hadot所言，是「生命的道路」(...

凌漸， (承上篇） 當年你那位議員老闆對我來說正是低俗的典型，「Democracy（民主）由Democritus而來，因為發音相近」，其文化水平一定不低，還可說是相當高：要知道有一位希臘哲學家叫Democritus、知道民主發源於希臘、還知道用字首猜度字源，肯定認真讀過一些經典，不過讀死書，到底還是彌漫社會的低俗氛圍害的：獎門人式食字、奧數式小聰明、學霸式芳心竊喜，一樣也沒少得。讀書本來很好，但需要讀者內在本身的常理（common sense）以理解及應用書本內容，若常理欠缺或偏差，讀者就會不求甚解或穿鑿附會，如想當然認為Democracy由Democritus而來，且背書言之鑿鑿，是為讀死書。 為何會常理欠缺或偏差？問一萬個人有一萬個原因，他們的原因與他們的常理差不多。若你問我，我會說是低俗的氛圍混亂和枯竭了活在其中的人的常理：不合邏輯、不符認知、不及人性的理論和事情不斷重覆。不過就是劣幣驅逐良幣，謊言變成真話，常理是生活所見所聞的鏡子，别奢求每晚關上房門探頭進抽屜裡讀書可以對抗白日為自己重建常理。無論多有意識，常理也很難不受生活影響，給這種生活影響了的常理，就算讀抽屜裡的書，理解也不能避免有所偏差，何況大部分人讀書跟做甚麼一樣無意識，那就是讀書死，這個飽讀詩書的僵屍之城！...

凌漸： 其實是我要感謝你，世上有許多問題，不得不問，問又如何？不過發發牢騷而已，難得你給我這大半生我從未有過的空間。自大學畢業落入蜘蛛網中，一去何止三十年，多少問題，都付生活中，沉埋蒿萊，我看到堅持認真生活的人，走到最後，問題總比答案還多，直至問者或答者其中一位舉手放棄為止。 八十、九十年代的我，正如你形容的模樣，前途和生命都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快轉至千禧年代，無力感蛻變成習慣性失助，更甚者，一種集體感染的一生不可自決，我也不免。想起中六當年的國文老師教過，窮則獨善其身，實行起來，其實是習慣性恐慌抓住所有還能抓住之物。於我是在牀上讀牀下底的藏書，於朋友是在桌上作曲給下面的抽屜欣賞，於鄰居是散盡積蓄換得三百杯酒一晚飲完。隨著兼濟天下的理想越來越不可及，自身之善也很易隨時間變質。 猶太人在集中營前排隊 你在德國許久，不知有沒有人跟你談起這個問題：探討德國人如何以超乎人性的服從和秩序運行集中營的人眾多，卻沒甚麼人探討為何當時的猶太人以超乎想像的服從和秩序進入集中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