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一點也不抗拒戴口罩，口罩是我居家旅行必備的用品。有次飛機鄰座的乘客無遮無掩地打了乞嚏，當時全機滿座，不方便搬位置，那麼最有效的保護當然是口罩。我在2019年5月出版的《不正常旅行研究所》（白卷出版社）的書末附加了一個旅遊用品清單，在「藥物」一欄裡就包括了口罩。 我不是抗拒戴口罩，而是抗拒為做而做、形式主義的強制口罩政策。 有次跟朋友在公園野餐，過不多時，管理員前來遠距離不斷張頭探腦地觀看我們枱上的薯片，看得我們都有點不自在，頓時明白因為只有進食時才能豁免戴口罩，管理員正是要察看清楚我們是否還剩食物，如果沒有食物，我們就要戴上口罩。我立即跟朋友說：大家不要吃最後一塊薯片，因為吃光了薯片，會否增加感染風險就有待確定，但管理員就肯定會先來警告。 不是要怪責管理員，亦不希望他覺得有人在責怪他們，他們不是公務員或官員，職能上亦不算擁有公權力，其工作範圍也只是執行公園中的一些規定，而不是擴展到更廣泛的執法或政府管理範圍。如果管理員收到上司下達的指令，到處又佈滿監控電視，他們實在難做，不想他們難做。 但口罩的規定本到了後期已流於表面形式，好像我跟朋友在公園野餐，最近的另一組人也有五、六米遠，我們感染他人的風險有多大呢？而我們之間早就除罩相見，共吃零食，進食後就算不戴口罩，到底在我們之間又會如何增加感染風險呢？ 更甚者有人指出到餐廳用餐，落柯打後除口罩等開餐，卻遇上食環署突擊檢查，餐廳內沒戴口罩的食客居然被罰款，原因是「枱面上未有食物，不能除口罩」云云（註1）。到底下單之後等開餐期間，戴罩與不戴罩的感染風險有何分別，用常識去判斷吧，但因此而判罰，豈不予人形式主義、匪夷所思之感？而在47人案開審時，有人因短暫脫下口罩而判罰5000元，口罩令是抗疫工具還是政治工具（註2）？ 還記得疫症初爆時，當時香港人憑著多年以來的常識及習慣，馬上意識到口罩對防疫的功效，並發動國際網絡在世界各地搜羅口罩，但時任特首的鄭月娥卻一意孤行，聲言「戴咗都要除番落嚟」（註3）。而事後的研究亦表明，在疫情初爆的首百天（2019年年底至2020年4月8日），香港人的使用口罩的決定顯著降低了COVID-19...
第二封信下篇兩岸三地的際遇1977年我離開香港，初次見識到德國當地的學生運動，第一次經驗到他們的競選文化。同時期，香港的97問題還未出現，直至兩年後，香港前途始成為英國與北京的談判對象。但在這談判中，香港和香港人並不參與其中，我們香港人的命運不在我們自己的手裡。1997年中英租約期滿之後，英國再不能在新界有任何的統治權，在這個背景下，香港人為什麼從沒考慮這問題？在這環境下，香港究竟具備著甚麼意義？從少到成年，殖民地教育下，我們似乎自由的學習，在安樂窩中成長，但學校從來沒有真正的人文教育，香港歷史不是議題，中國和世界歷史和文化只是浮面的教過。在「借來的時間和地方」，我們「享受」這種割離大陸、台灣、亞洲和世界政治的「中立」環境生活。大部分當時的香港年輕人不知道也不太關心二次大戰後的政治危機、台海兩岸的戰爭狀態、冷戰帶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大陸50年代的殘暴政治運動和台灣「美麗島」事件，這些似乎對我們是太遙遠的事。1967年暴動後的香港，是現代香港的起點，在港的年輕人開始感覺到自己身份的問題。我當然也是其中一個。當時在德國，香港人不多。香港留學生通常到英語世界攻讀研究院，來歐洲德國或法國，首先面對的是語言問題。在自由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 ）唸哲學的亞洲學生，大多是日本和韓國人，他們慕名而來研究胡塞爾和海德格的現象學，但其中也有來自台灣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從台灣來的學生，有不少是台獨傾向。當時的台灣，仍是蔣經國的戒嚴時代，美麗島事件令很多台灣人受到很大的壓迫，反對國民黨便要離開家鄉到外地流亡。我當時便認識了幾位台灣朋友，有一位修讀博士學位的，讀了多年也未有完成，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不寫完博士論文，他帶一點悲傷的回答：「完成了博士，就要離開德國，但我沒有家可回！」那時我不明白他的感受，因為只知我拿德國政府獎學金，完成學位之後便可以回家！我不想留下成為德國人，因為有家人在香港等待我回來。到現在，我才明白這位台灣朋友的悲哀！香港淪亡了，再不能回去。我們是流亡海外的異見人士。隨後到了70年代後期鄧小平改革開放，逐漸有大陸來的朋友，他們是第一批文革後出國的內地人，在大陸以教德文為生，來西德（當時德國還未統一，仍分東，西德）考察德文作為外語教育。和幾位相熟，從他們口中得悉文化大革命對他們的傷害，殘酷政治鬥爭令他們生活在人間煉獄之中。1976年打倒四人幫之後，大陸似乎露出一點曙光，我的大陸朋友當時相信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後來認識一位同行來西德進修哲學，但他回想起文革時的慘痛經歷欲哭無淚， 他親眼看見中學校長被紅衛兵打死、英文老師被批鬥後得了憂鬱症，最後吊頸結束生命，他也被下放到農村再教育，過著飢餓無助的生活。後來他克服困難，文革後重返學術世界，並且到德國留學，之後成為大陸一個重要的海德格哲學學者。比起這些台灣和大陸朋友，我這香港人幸福得多！我們習慣自由，有法治保護、個人權利受尊重。我們不理解在獨裁強權下生活是怎樣的。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是看陳若曦的《尹縣長》而來，理論是從《七十年代》文章得知，但從這些朋友的敘述當中，文革災難是真實的，不是小説和報道。香港的政治打壓，從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再到今天，未見減褪，而且力度愈來愈大，愈來愈高壓，這股政治低壓槽在過去幾十年的香港從來沒有出現過。香港一直得天獨厚，擁有和平、安全和穩定的環境，反之，與我同時代出生的人，無論是大陸或是台灣，他們所面對的經歷都是我們從未想過，從沒經歷過，他們所受的痛苦，是我們香港人無法想像的，他們面對的悲慘景況我們亦無從感之。當然，2019年之後，我們便知道，這慘痛悲傷我們不能避免，而今都在我們的面前！ 公民參與塑造社會在德國我亦同時經歷了德國人的公民選舉，競選期間不同黨派的政治家和政客會走到大學及市集裡演講，給他們的選民講解自己的政綱和論點。在自由堡的競選演講，在電視看到國會的辯論等等，都是我在香港沒有經驗到的。那時我才發覺德國在戰後的發展裡，是一個真正民主模式的開放社會，公民參與政治這種現象我是從未感受過的。作為一名海外留學生，他們的政治活動我不能參與，但作為旁觀者，我深切明白到透過每個公民自身參與的重要性，讓德國人知道這個屬於人民的投票權可以如何改變整個社會。我還記得將近離開德國的時候，在電視中常看到當時西德總理舒密特Helmut Schmidt，在最後一天的國會演說中說：投票結果他的黨輸了，在他完成了這最後一天的德國總理工作後，第二天他就變回漢堡的一名普通公民。換句話說，參與政府工作的時候，他的身份是總理，當他完成總理的職責時，他就變回公民身份。他的這番說話對我感受殊深，至今依然歷歷在目，印象難忘。當權者是透過人民和憲法賦予權力，是要服務人民，而不是控制人民，更不能戀棧權貴。參與政治活動是德國人作為公民非常重要的部份，至今德國人對二次世界大戰為世界帶來無比災難和痛苦還存著深深的罪咎感。當時東西德還未統一，但前往參觀慕尼黑達豪（Dachau）集中營時，我發覺德國人從沒有忘記這段歷史。在對歷史不遺忘的同時，德國人對上世紀由專制政權製造出來的舉世災難、知識份子讓一個政黨以口號帶領人民步向災害，依然有所警惕，深深悔咎。現時德國境內還有不少集中營博物館開放予公眾憑弔：不能忘記歷史。獨裁者從來只是滿足一己的權力私利，永遠不會真正為人民建立自由和諧幸福的生活。中英談判下的香港一代我在80年代初中英談判開始時，對香港問題仍然一無所知，1979年到1980年期間我在德國才知道香港的情況，北京和倫敦即將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大學時代，唐君毅老師所說的花果飄零，再加上理解到過去一百多年來西方列強對中國帶來災難，我感覺到這個談判將會帶來一個結果，那就是香港是要回歸大陸：但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要回到共產主義的極權大陸。這如何可能？明慧,...
雲渺渺，水茫茫。征人歸路許多長。 相思本是無憑語，莫向花箋費淚行。 自晏幾道 《鷓鴣天‧ 醉拍春衫惜舊香》 天氣回暖，我又將在英國度過另一個初春。2021年12月某天的早上6時，經過了19小時的長途機，我隻身從台北飛到了英國倫敦Heathrow機場。拖著行李走到海關前，我把蘊藏在心底的恐懼壓下去，戰戰兢兢地用英文吐出一句：「我來申請政治庇護。」...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新聞有三則，其一是中美兩國藉俄羅斯攻打烏克蘭一周年的時機展開外交角力，對往後的中美關係有所啟示；其二是新一屆特區政府首份預算案出台，突顯了無力開源無法節流的財赤困局；其三是賀建奎雖有刑事紀錄，仍一度獲批高端人才來港通行證，反映特區管治起了質變。（一） 俄烏戰事一周年 北京主動出擊俄烏戰事一周年在國際外交上是重要時刻，西方國家要加緊動員及營造輿論，輸送更多高端武器到烏克蘭，希望在俄羅斯發動春季大反攻時可以擊潰俄軍，盡可能收復失地，在對烏克蘭較有利的條件下，逼俄羅斯同意終止戰事。至於公開或暗中支持俄羅斯的國家，則要按戰事形勢研判，或是繼續支援普京，希望俄羅斯憑藉總體資源優勢壓垮烏克蘭，實現吞併烏國四省，或是找下台階遠離漩渦，避免招惹歐美制裁。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中國高調發表和平立場書，又派遣中共外事代表王毅出訪歐洲及俄國，積極游說各國以外交談判終止戰爭，這個姿態相當特別，也相當突出。中國這次採取主動出擊的做法，肯定是基於對當前國際局勢的研判，認為被動地作壁上觀，並非最有利的做法，需要刻意營造中國正積極促成俄烏議和的形象，為俄烏戰事結束後的國際局勢作好準備，在最大程度上增加中國的話語權及影響力，抗衡美國的壓力，避免中國成為下一個西方陣營聯手打擊的對象。俄烏戰事雖然還未走到終局，但中國顯然已在籌算終局那盤棋該怎樣下。俄烏戰事的走向，大致有兩種可能情況，一是俄羅斯佔上風，春季反擊打得烏克蘭節節敗退，對烏國四省落實行政管控，製造既定事實，逼烏克蘭及西方接受重劃疆界；另一個是烏克蘭憑藉西方軍備援助，成功擊退俄軍，逐步收回被吞佔土地，俄羅斯元氣大傷，被歐洲強力箝制。中國如果判斷俄軍將佔上風，靜觀其變、坐收漁利，是最明智選擇；中國如今站出來積極促和，反映其對戰事的判斷，正走向對俄不利的結局，而一旦俄羅斯戰敗，普京可能被迫下台，屆時西方國家騰出手來，接著要對付的，很可能就是華盛頓視為眼中釘的北京，習近平曾大力支持普京，將成為西方聯手制裁中國的理據，所以中國要積極洗脫挺俄侵烏的外界印象，但中俄關係親密是抹不掉的事實，因此只能以中國積極促和來代替中國挺俄侵烏，這就解䆁了中國為何突然高調地主動出擊。中國擺出和事佬姿態，美國和歐盟的反應負面居多，王毅外訪最後一站是莫斯科，這就成了西方反駁的依據，指北京中立促和是假，最終還是投向俄羅斯懷抱，與普京攬頭攬頸，西方陣營還放出消息，指俄軍的伊朗製無人機將用完，正尋求中國供應以百計的無人機，供俄軍投擲炸彈及偵察敵情，這些消息反映北約成員國對中國既不信任，也充滿顧忌，所以不斷警告北京，逼北京表態絕不對俄提供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北京這次表態，反應最積極的竟然是烏克蘭，澤連斯基甚至公開說，希望盡早與習近平見面，談論怎樣實現和平。西方國家批評中國的立場書，指全篇隻字不提俄軍需退出烏克蘭原有領土，澤連斯基對此不可能不知情，但他還是給予積極回應，這個取態顯示，他判斷中國正在調整立場，從原來表面中立暗中援俄（例如提供軍民兩用設備、大手買進俄國能源），調整為實際中立積極調停，所以要打蛇隨棍上，只要鎖定北京在充當和事佬，就不可能再私下援俄，自然就斷掉俄軍重要後援，這是烏克蘭出於功利的計算，並非澤連斯基格外信任北京。（二）香港財政預算案回過來看香港新一份預算案，製作預算案的財政司長陳茂波已經是赤字預算老手，頒布了多個所謂逆周期的預算案，即在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稅收減少下，非但不加稅，還大派福利，不惜承擔巨額赤字蠶食儲備，來維持企業不致倒閉、市民繼續消費，等待經濟走出低谷。今年的預算案，主旋律仍是這個，什麼努力開源節流、按《基本法》量入為出。今年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叫馬會每年貢獻24億特別稅為期五年、加煙草稅鼓勵戒煙、消費券只派五千不派一萬，就算是開源節流了，相對於直逼1400億的財赤，這些開源節流措施只不過是杯水車薪。開源無力節流無方，就會入不敷出，赤字颷升，但赤字估算若太大，蠶食財政儲備過多，北京是會有意見的，所以要粉飾太平，掩蓋危機。而掩蓋的方法就是調高未來數年的經濟增長假設，由原來的每年3%增長，上調至每年3.7%，因為政府未來數年稅收的估算，是按照經濟產值來推算的，只要把GDP估高一些，預計稅收就會增加，赤字就會變小，這樣財政儲備便不致於連年逾千億下跌，中期預測就可以勉強維持在八千億元、僅僅夠政府12個月開支的水平，這就是今年預算案的最大特色。至於香港未來數年憑什麼實現3.7%的本地產值增長，預算案並沒有提供確切答案。假如經濟增長不達標，財赤持續惡化，特區政府可以怎麼辦？陳茂波在預算案出台後，於公開解說和答問中給了一些提示，例如停止派錢、縮減逆周期的特殊惠民措施，這是節流措施；開源方面，他說會考慮改革差餉，能者多付，暗示可能向貴價樓宇徵收較高稅金，而非按物業租值徵劃一稅率。此外，深受內地富裕家庭歡迎的投資移民計劃、高才通、優才專才等「搶人才」計劃，也有可能在短期內引進較大額的投資，政府或會指定部分用於認購政府債券，藉此充實庫房。（三）高端人才來港通行證高才通計劃本意不差，內地亦確實有較多具備博士或博士後資格的科研人才，香港要發展高新科技，自然要引進境外人才，內地或海外都需要，但賀建奎事件令人震驚之處，是申請流程竟然沒要求申請人申報是否有刑事紀錄，在事件曝光後才急忙修訂，加入必須申報刑事紀錄的條款。香港入境處過去處理過大量移民計劃，審批準則須包括申請人的犯罪紀錄，這是基本常識，初級入境人員也知道，怎可能一個引入高端人才的移民計劃完全不問刑事紀錄？唯一合理假設就是，這個計劃是交由沒有經驗的人負責，並且排除了有經驗人員參與，或者雖然有具經驗下屬參與，但他們實際上沒有發言權，明知有錯誤也不敢糾正，而高層決策人員只考慮宏大政治，例如計劃有助大灣區融合、計劃可填補香港人才流失、實現人口改造、更有利國家安全等等，根本沒有細察審批準則，最終產生了一個不問刑事紀錄的高才通申請流程！這是管治制度的重大質變！▌［ 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
2021年1月28日是「數據私隱日」（Data Privacy Day），美國、加拿大、以色列及47個歐洲國家都有群眾舉辦相關活動，旨在提升對私隱和數據的保護。但那年的「數據私隱日」翌日，即2021年1月29日，香港政府放風表示，要就SIM卡實名登記制進行公眾諮詢。法案在同年6月4日刊憲、6月9日以「先訂立、後審議」方式提交立法會（註1），並在9月1日正式生效，連親建制的媒體也稱之為「極速通過」（註2）。 極速通過SIM卡實名制，其聲稱實名制的目的是甚麼呢？ 按政府在2021年1月29日舉行的實名登記制度「公眾諮詢」記者會，官員表示，實施實名制是為了防止「層出不窮的不同類型騙案中」，例如電話騙案、引爆土製炸彈、販賣毒品、偷運人蛇、集團式爆竊案、走私、科技罪案，以至與入境事務有關的欺詐案件、禁止恐怖活動、避免不法之徒用儲值卡隱藏身份等（註3）。 我們逐點去剖析： 一．禁絕太空卡，未能防止電話騙案...
收看節目 在香港連根拔起，來到英國落地重生。找工作應是大部分移英港人遇到的問題。「英文程度不賴，又高學歷，在這裡工作就沒有煩惱？」莫宜端告訴你，即使是重操香港的故業，這些其實都是假象。 搵工要有一份「屢敗屢戰」的念力，有工做的，亦要學「做鹽」，香港人，加油！ ...
攝相是將外在三維空間加時間，轉變成二維的平面上。時間本指拍攝曝光速度，但亦可以是相片內的人物移動的情景。這輯相便是將靜止的畫面配上行動的人，形成靜與動的對比。 最尾一張在夏威夷海邊拍攝的相片，主角從上邊跳下，浮在半空中，現實世界是不可能如此的，因為這人一定會插入水中，但相機能將時間凝住在這一刻，這就是攝相的獨特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