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結束了，人大常委會應特首要求解釋了港區國安法，把是否容許海外大律師代表國安案被告出庭這皮球，一腳踢回特區政府那邊。與此同時，內地居民出境旅遊的限制即將解開，多個國家宣布限制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美國的限制包括香港和澳門；因應大量內地旅客可自由訪港，有市民擔憂疫情惡化，趕快注射疫苗，有市民恐怕發燒感冒藥被搶購一空，預早囤積物資，也有地產代理歡喜雀躍，期盼內地買家刺激樓市復陽，這些憂喜交集的景像，描畫了一幅新的一國兩制圖畫——壓縮兩制差異使香港盡快一國化，與維持兩制差異突顯香港價值，這兩股對立的思維，正在各個政經現實處境中不斷角力！ 特區政府為什麼要提請人大釋法？因為終審法院判政府敗訴，裁定黎智英聘請英國大狀並沒有違反港區國安法，是行使《基本法》賦與的正當權利，特區政府不接受這個結果，要求人大常委會出面，推翻終審法院裁決。北京領導層對這個請求反應冷淡，最終雖然答應了，但䆁法公布讓人啼笑皆非。 動不動就找人大常委出頭 據電子傳媒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表示，今次釋法有利於釐清有關法律規定的含義和適用法律的依據，及時妥善解決《港區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重大爭議問題；對香港居民依法正確行使選擇律師的權利，對香港特區正確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將帶來正面及積極的效果，不存在損害香港高度自治權問題。 負責人又指出，《港區國安法》第7條明確規定，特區應當盡早完成《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完善相關法律，這一規定應當認真落實到位。人大常委會今次審議有關議案時，有意見明確提出，香港特區應當及時修改完善本地相關法律，包括《法律執業者條例》等，充分運用本地法律解決《港區國安法》實施中遇到的有關法律問題。這種意見是有道理的，應當引起有關方面足夠重視。 這樣看來，人大常委會的公布其實有兩個重點，其一是國安案件若被告要聘請海外律師，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應該由特首或他主持會議的國安委判定，這是明裏幫著特區政府去壓法院，讓特區政府有下台階。另一個重點是說，國安案可以聘請甚麼律師、具體規限和程序如何，應該盡早由特區立法規定，這是暗裏給特區政府打臉——若要改變法院裁決造成的海外律師來港執業安排，根據普通法制度由立法機關修訂相關法例，不就可以了嗎？為什麼動不動就找人大常委出頭，替中央戴上不尊重香港法治與司法獨立的帽子？...

踏入2022年12月，北京的防疫政策一夜巨變，清零名存實亡，封城封區解禁，健康紅碼消失，老百姓突然嘗到久違的自由，卻也迎來了一波凌厲的新冠感染大爆發，醫院擠滿病患，停屍間遺體堆疊。這次防疫政策大逆轉，與連串外交姿態調校，以及宏觀經濟措施同步出台，反映北京正全面調整其國策路線，重振經濟似已成為新一屆政府開局之年的首要目標，但二十大前後的政治角力餘波未了，政經路線的交鋒在2023年相信還會不斷出現。與此同時，香港的政局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特區政府一貫地落力執行北京制訂的港區國安法，對蘋果日報案寸步不讓，儘管被告黎智英獲終審法院批准，聘用英國資深大律師出庭，前律政司長梁愛詩亦認同終院裁決，認為符合《基本法》和《國安法》，但特首李家超在裁決頒布後立即宣布提請人大常委釋法，同時拒發簽證，誓要阻止黎智英聘用英國大狀，此一政治忠誠表現，雖獲港澳辦、中聯辦等支持，卻得不到人大常委會的正面回應，釋法與否一直懸而未決，造成了罕見的尷尬局面。這次京港取態分歧，反映北京對港政策為追隨國家外交及經濟策略需要，也進入了調整階段。令外界對中國經濟重燃盼望北京的防疫政策突然大變，導火線相信是政治因素，即全國多個城市爆發群眾舉白紙示威，抗議封城封區太久太密，嚴重影響民生，顯示民眾已集體抗疫疲勞，累積怨氣甚深，原先以清零為目標的政策已無法執行，調整事在必然。「新十條」迅速出台，從時間和內容上看，主要考慮是全面解封，盡快恢復經濟生產和民生消費，解決二十大召開前積下來的危機，為二十大後的政治班子打開新局面。防疫新政策出台前，北京在外交上積極緩和與西方的關係，習近平親自出席國際峰會，向西方元首釋出合作信息，撤消對澳洲的貿易禁制，其後又召回捅了馬蜂窩的駐英使節。在宏觀經濟方面，央行和國營銀行向大型房地產企業注資，穩住了垂危的樓市，領導層又公開表示支持網絡平台企業，改變了過去一年不斷加強管控科網企業的口徑，共同富裕的口號也低調處理。這些信號出台，明顯是為了令外界對中國經濟重燃盼望。不過，防疫政策急轉彎，欠缺鋪墊和配套，引起的危機相當巨大，其一是國民注射疫苗加強劑的比率偏低，尤其老齡人口連一半也未到，全面解封後新冠病毒迅速擴散，欠缺保護力的民眾容易出現重症，醫院難以應付短期内急增的重症病人，許多本來可以挽回的生命勢將一去不返，這個悲劇在新政出台後兩個星期便成為事實，令全世界震驚不已，許多關注中國的人都在問，中國的舉國體制向以執行力著稱，為何在防疫退場上會如此草率粗疏？其次，國家媒體為了解釋新政策，安排官員和專家講話，把新冠病毒說成毫無威脅，不用擔心，甚至不叫新冠肺炎，改稱新冠感冒，這些說法與過去三年反覆宣傳新冠殺傷力巨、後遺症多，可謂南轅北轍。老百姓很自然會問，若新冠病病毒變種後已不足懼，過去數月那些封城封區、強遷隔離、禁止出行、撲殺寵物等嚴苛措施，到底是為了什麼？調整治港方針政策防疫政策一夜突變，客觀效果就是令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影響相當深遠，沒有資源離開的，只能以各種各樣的躺平來消極抗議，有經濟條件的卻會積極「潤」（run），把資金和家人送出境，令二十大後的穩定經濟措施能否奏效平添變數。加上二十大前後的官員大執位，造成了許多重要政策由新官主理，其經驗與能力是否足以拆解當前危局，也是未知之數。還有，共富的政治目標與創富的經濟方針能否調和、如何調和，亦有待觀察。這些都將成為2023年分析中國走向的重要指標。中國的大氣候，直接影響香港的小氣候，這是分析香港時局者的共識。二十大後北京的治國措施既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央的治港方針政策也必然會有所調整，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特首提請中央釋法，會忽然吃了一記悶棍。黎智英是否聘用英國大狀，本來並不重要，在國安法指定法官監理下，誰當辯方大律師都不影響案件勝負，但特區政府卻要千方百計阻止，層層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敗訴便尋求釋法，不顧終院尊嚴與法治精神，這明顯是出於中央治港官員的指示，作用是向高調關注黎案的美國白宮表態，香港問題不容西方勢力插手！但如今北京調整外交政策，戰狼暫時退場，換上親和合作姿態，既要修補親俄致疏遠歐洲之誤，又要減慢美中經濟脫鈎步伐，換取時間空間發展自主科技，此時此刻，在香港問題上該向西方發出什麼信號，便須重新思量。▌［ 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