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香港國安法》正式實施。同年夏天，我離開了生活超過半世紀的香港，流亡至英國。從此，我成為了一個流亡知識人、香港遺民、沒有家園的哲學人。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服務二十多年，其中1998年至2012年擔任大學通識教育主任，退休後仍以兼任教授身份繼續任教「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這兩門基礎課程。2012年正是這兩門課程正式成為中大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的一年，每一位本科生，不分學系，必須修讀合格方能畢業。儘管我已退休，我仍然有幸參與這些課程的教學工作。即使2020年離開香港後，疫情期間透過網絡授課，我依然能夠與中大學生保持這份教學的連結，直至疫情結束、網絡授課停止，我在中大的教學生涯才完全終止。 然而，好景不常。這兩門強調人文精神、研讀經典、自由開放對話的課程，在一個沒有真正學術自由的大學裡，終究無法繼續存在。當大學教育被要求承載國安和愛國教育的任務時，中大通識教育的理想便再不可能實現。據我所知，中大通識教育現正進行課程大改革，這兩門基礎課程面臨重大修改，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將不再如舊。 作為退休的前中大通識教育主任，面對這場政治主導的教育改革，我當然無能為力。但我多次在不同著述中強調，保留香港淪亡前的文化，是流亡知識人的責任之一。因為疫情期間的教學留有錄影紀錄，我決定以此為本，將我在「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的授課內容，整理撰寫成文章。 這兩門課程設計的精髓，並非文本導讀講座——那不過每週一小時——而是同學的導修課，每週兩小時。在導修課上，同學們提交文本報告，進行對話討論，這才是通識教育的核心所在。可惜這些珍貴的對話時刻，無法完整記錄在文章之中。 以下系列文章，以「重讀經典」為題，講述兩門課程所研習的經典文本，讓中大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的精神不會因即將來臨的改革而湮沒。這不僅是一份教學紀錄，更是一份歷史見證，見證曾經有一群教育工作者，在這片土地上，為培養能夠獨立思考的年輕人而努力過。 流亡者的責任...
In November 2025, the British Government...
我一直認為英國最好的地方是公園。你或會說花花草草有什麼特別呢？我只能說公園跟週邊環境關係密切，有些地方令公園顯得更有貴氣。用馬克思的講法，花草也有階級性。 其中一個我最喜愛的公園就是漢普斯特德荒野（Hampstead Heath），公園即荒野，荒野即公園，這不是我們可以輕易理解的。首先，我們先要明白什麼是 ‘Heath’ （不是health呀）。荒野或荒原是一種灌叢棲地，主要分佈於排水良好、貧瘠且酸性的土壤上，其特徵是開闊且低矮的木本植被。荒野地形起伏，多丘陵地。漢普斯特德荒野也不是全無人工痕跡，它擁有池塘、一座露天游泳池、遊樂場以及一條訓練跑道。 尋找歷史痕跡 夏天，人們就在草地上坐下來談天、看書、曬太陽。我則「別有用心」，我想尋找這裏的歷史痕跡。...
(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家庭、婚姻及個人之間的複雜性，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2025 年過得特別快。回望這一年，我接觸過不少因不同家庭狀況而前來求助的家庭。他們常常問我：家庭真的可以改變嗎？那些曾被不同專業反覆介入、問題看似已被定型的家庭，還有可能嗎？ 老實說，沒有人可以擔保改變一定會發生，甚至無法保證問題一定能被完全處理。但對我而言，工作的起點，並不是判斷家庭是否「有能力」改變，而是在困難之中，如何與家庭一起，尋找不可能之中的可能。...
我這次到訪格勒古夫，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想親身見證附近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遺址──奧斯威辛集中營。參觀此地必須提前預約，館方規定除了兩個地點，其餘均可拍攝，但嚴禁使用閃光燈。不能拍攝的地點，擺放著頭髮及人體遺骸。入場前需要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並要通過保安檢查，場方亦提醒參訪者手機必須設為靜音模式，還有嚴禁吸煙及進食。 「死亡天使」 首先經過營區正式入口處那道刻有「Arbeit Macht Frei」（勞動使你自由）的鐵門，充滿納粹式黑色諷刺。穿過雙層通電鐵絲網和崗哨塔後，到達一間囚室。牆上掛滿黑白照片，展示各年齡層的男女，其中大多數人在拍照後不久遇害。 囚犯擁擠地睡在三層床鋪，每層擠著二至三人，衛生環境極度惡劣，疫病肆虐。營區第十座為醫院，實際上是對囚犯進行殘酷實驗的案發現場。當時有「死亡天使」之稱的門格勒醫生（Josef Mengele），進行了大量違反人道的比較研究。他特別熱衷於雙胞胎實驗，因為研究需要，往往要為被測試對象提供較好的食宿，甚至帶來糖果，小孩親切地稱呼他做「叔叔」，轉頭就被送往毒氣室。...
2025年即將結束。駕車時收聽本地評論「烽煙Phone-in」，主持人和聽眾都就政府今年的政策主張、實踐成效特別是對民生、經濟的影響侃侃而談。 今年稍早時，先有執政工黨公布會設法令更多退休人士和長者，可以領取冬季燃料補貼，把剛上台時取消各季燃料補貼的做法改變。 七月時，財相企圖改革福利制度以控制支出，但後座議員威脅否決。結果，財相在議案臨表決前個半小時第二度轉軚下，收緊福利的法案勉強二讀通過，但原本預期可於2030年前大幅減五十億英鎊開支的算盤打不響。 節流算盤打不響，開源呢？財相的秋季預算，結果推遲到深冬（11月26日）才公布。之前吹風說可能加入息稅等，結果李韻晴被踢爆所謂「公共財政黑洞」並沒有預期中大，估算為何有誤？抑或是官員「狼來了」之策略？客觀效果似乎是，最新一季的國民生產總值不脹反縮，收縮0.1%，可能是人民聽到加稅之聲細思極恐，惟有節衣縮食應付。 在社會反對合法和非法移民人數大增的氛圍下，政府受壓在五月推出《重奪移民政策》白皮書，論調上呼應極右思潮之外，提出要求申請永居者需要住夠十年和證明對英國貢獻的政策方針。含混半年，被稱為50年來對合法移民機制最大改革的諮詢文件，終於面世。循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即BNO簽證申請永居的港人，將沿用「五加一」程序完成整個過程，並不納入今次諮詢當中。但申請永居的基本要求卻可能要大幅提升，現正諮詢意見至明年二月中。 特殊教育政策白皮書 另一份教育界和家長翹首以待的白皮書，就是有關特殊教育政策的改革。...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三位法官周一頒下判詞，裁定黎智英兩項「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罪」及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罪名成立。香港特區政府和北京領導層均指裁決彰顯公義，維護國家安全，但美英等西方國家的政要則指裁決所據法律不公，突顯香港失去自治與自由，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表示，他已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釋放黎智英。 高院頒布的判詞長達855頁，判詞摘要也有12頁，普通人或難以消化，《端傳媒》做的判詞摘要報道頗為詳盡；《綠豆》製作的即日分析節目，邀請法律學者陳文敏教授做的分析，也很有參考價值。（註一及註二） （一）高等法院如何詮釋法律以達致黎智英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結論？ 首先，高院解釋港區國安法中勾結罪的定義。根據國安法條文，控方不一定要證明被告與境外勢力有實質的協議去危害中國安全，也不一定要證明二者之間有主僱與代理關係，或者有利益輸送等勾結行為。只要被告人公開請求或呼籲境外勢力對中國採取敵對行為（如制裁其官員），便足以構成勾結罪。 高院更進一步，指請求境外勢力制裁中國，不一定要明確與具體，也可以是隱晦的。黎智英在國安法實施後，採取了較為間接和隱晦的策略，收斂了自己的激烈言詞，但其多次發表批評中國的言論，高院認為仍然足以構成請求外國制裁中國。 其次，高院判詞花了大量篇幅，羅列黎智英在國安法實施前公開呼籲外國制裁中國，以及資助一些國際游說團體，游說外國制裁中國。這些行為在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中頒布前都是合法的，但高院認為這些行為構成有用的背景，顯示當時黎智英與他控制的幾家出版《蘋果日報》的公司及報社若干要員，有串謀尋求外國制裁中國。 高院認為這個串謀在國安法實施後繼續存在，其依據是黎智英及《蘋果日報》繼續發表反中共言論，顯示黎智英沒有放棄運用其自身及報紙的影響力，來促使外國制裁中國。雖然國安法沒有追溯效力，但由於控方使用串謀罪來檢控，理論上串謀可以持續一個很長時段，可以橫跨國安法生效前後，控方藉此成功引進大量國安法生效前被告言行，配以少量國安法生效後言行，來推斷國安法生效後被告有犯罪，高院對此予以肯定。...
聖奧爾本斯（St Albans）是不少港人的心水落腳地，無他，景色好、學校好，「人傑地靈」。最後四個字不是隨便說。細心想想，這地方是以英國第一位殉道者冠名的。「St Albans」的意思就是「聖奧爾本斯的（地方）」，名字末尾的 「s」 其實是所有格的「s」，表示「屬於聖奧爾本的」。 聖奧爾本斯的前身是Verulamium，那是羅馬時期在不列顛島建立的一座重要城市。基督教殉道者聖奧爾本（St Alban）在此地被羅馬人處死，成為英國第一位基督教殉道者。但其實聖奧爾本做了什麼，要被處死呢？...
隨離散港人在外地的生活逐漸穩定下來，間中也會遇到有朋友開展異地情緣。相對日常生活與工作的接觸，感情關係的建立是另一層次的跨文化交流。而因為這些關係往往更為深刻和不易建立與維繫，帶來的回報和傷害也同樣可以更大。學術界對異地情緣有不少有趣的研究，值得在此情感路上的港人參考自省。 「相見好同住難」的放大加強版 異地情緣有時在移民前就已發生，又或移民反過來是異地情緣發展出來的結果。常見的例子是獨旅期間在路上遇到浪漫對象，確定關係後不想一直維持長期遙距戀愛，便決定移居當地共組家庭。有台灣學者就研究香港女孩來台旅遊結識到對象，及後決定結婚依親移民來台的經驗，相對有趣。簡單來說，因異地情緣而依親移民，往往是「相見好同住難」的放大加強版。即使一般在相同文化背景中長大的情侶，同居結婚後也會因生活習慣而爭執，跨文化關係則更甚。 首先，在旅途中觸發的戀情，往往都基於心情放鬆和身在異地警戒性降低下發生，換句話說就是帶有嚴重粉紅濾鏡下看對方；一旦離開了放假的心情，期望落差隨之而來，泡沫就會爆破。泡沫爆破的原因多不勝數，有個人的也有外在的。例如不少香港女性比較追求獨立自主，來到台灣才發現丈夫是個未長大的「媽寶」，對方家人還預期婚後會一同居住，新抱要服侍老爺奶奶……結果女方隨即拔足而逃。研究者還遇過一些嫁到台灣鄉郊的案例，對方家人對香港一無所知，在刻版印象下還以為香港女孩是貪錢還是詐騙才來到台灣，弄得女方哭笑不得。 說到刻版印象，也別忘記這事情是雙向的。有些港男受流行文化荼毒太深，幻想日台女孩必然都是溫柔體貼，歐美女孩必然都是熱情自由開放，那就是大錯特錯自找麻煩。僅僅是歐洲，東歐相對於西歐、北歐相對於南歐，交往文化已是大為不同。東歐與南歐仍然有相當傳統的交往文化，其中家庭的角色相對較深。與此同時，如果有港男抱有男尊女卑的性別定型走去結識視兩性平等為理所當然的北歐女孩，恐怕是沒搞清楚狀況。 故事反過來也一樣，有些嚴重大男人主義的歐美男性特別喜好亞洲女性（有時會被批評為「黃熱病」（yellow fever）），後面往往是假定了亞洲女人比較溫順、女性化、不會頂嘴，甚至乎是比較傳統、好控制等。學術討論中，這種族裔偏好（如果不是族裔性癖）的後面往往與殖民和冷戰歷史相關，建構於想像中的種族性別階序之上，甚至是白人男性把族裔本身當成主要甚至唯一吸引力。如果有亞洲女性明知對方有此想法還要走進這種關係當中，就要當心伴隨而來的結構性不對等，甚至是剝削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