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按 : 此專欄內容均為真實處境，旨在反映家庭、婚姻及個人之間的複雜性，以文字與大家一起走過荊棘。專欄文章經編輯在文字上修改處理，確保內文提及的人士身分保密。) 這是一個看似典型的家庭。爸爸外出工作，負責養家；媽媽留在家中，負責照顧孩子。兩人各有各忙，也習慣讓對方自行決定如何處理各自負責的事情。多年來這樣的分工似乎一直運作良好。然而，這一次，他們卻遇上一個無法自行解決的難題——15歲的兒子突然不願意上學。 媽媽小英說：「我們一直有共識。來到英國後我留在家裡照顧孩子，偉明就出外工作。沒有什麼特別原因，我也不想事事煩著他，所以一直都是用自己的方法處理問題。」爸爸偉明說：「也不是完全不理，只是工作已經很繁忙，有時即使想幫忙，也很困難。」...
補充一下摩洛哥之旅的最後一段行程。我離開阿雍，先抵達達赫拉（Dakhla），住了一晚，翌晨才去巴士站購票。車票一次過購買兩程，第一程由摩洛哥的達赫拉至邊境城市蓋爾蓋拉特（Guerguerat，或拼作Gargarat），另一程則由邊城前往努瓦迪布（Nouadhibou），即毛里坦尼亞第二大城。 巴士於早上 8:00 出發，抵達摩毛邊境時已是 13:30。不過未能即時過關，因關員要食午餐，待 14:00...
當法國10年期國債（OATs）收益率在市場的瘋狂拋售下衝破近20年來的最高關口，逼近5厘水平，而其與德債（Bunds）的利差擴大至150個基點以上的危險區域時，香榭麗舍大道與國民議會傳出的，卻依然是無休止的黨同伐異與民粹叫囂。 法國此刻正陷入一場體制性的雙重危機：一面是高達3.25億歐元、佔GDP逾115%的債務火山；另一面則是國會三足鼎立、政府動輒得咎的政治癱瘓。這種「政治無法解決財政，財政反過來壓垮政治」的惡性循環，正將歐洲第二大經濟體推向某種形式的「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困局，體制失去治理能力，民粹喊出荒謬口號，而財政的防線則在債市的狂風暴雨中岌岌可危。 債市發出的警號再明確不過：法國這座早已積重難返的「債務大山」須重新定價。更令人憂慮的是，隨著2027年4月18日（首輪）及5月2日（次輪）的法國總統大選日漸逼近，極左與極右兩股民粹力量步步進逼，加上近日全法爆發大規模抗議緊縮政策與削減公共服務的示威浪潮，街頭衝突與議會僵局交織，令債務危機與政治癱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爆發點。 ◾長期以債養福利 法國今日之困，非一日之寒，而是過去20年來「以債養福利」的苦果。2006年，法國政府未償還的債務尚屬可控，總額約在1.15萬億歐元，佔GDP比重為64.3%；彼時德國的債務比重為66.3%，兩者相差無幾。然而，經歷了低利率與負利率的「金錢免費」時代，法國非但未能藉機瘦身，反而發瘋般積累債務。到了2026年，法國公債總額已突破3.25萬億歐元，佔GDP比重飆升至115.8%。 反觀其他主要經濟體，表現優劣立見：...
1930年代的波蘭，擁有約 300萬至330萬猶太人，佔當地總人口約10%，是全歐洲猶太人口最集中、最龐大的國家。 1940年春，由納粹德國親衛隊領導人希姆萊（被稱「有史以來最大的劊子手」）下令在波蘭奧斯威辛鎮建造集中營。1942年初舉行的萬湖會議通過「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透過滅絕營實行有系統的猶太人大屠殺行動，估計約有110萬人魂斷此地。今次我們去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兩個營區，包括：一號營區——奧斯威辛、二號營區——比克瑙。 奧斯威辛集中營是我一直都想參觀的地方，故九月初出發波蘭前，早已訂好門票。我們找到有導賞安排的一天團，晨早就要坐巴士到園區，一個半小時抵達集中營展區入口，已經人頭湧湧。很多少年人一車一車的抵達。人雖多，但大多都保持安靜，尊重無數被仇恨偏見扼殺的生命。 集中營園區的保安極嚴，除了要展示入場門券，還要核對護照。外子證件檢查沒問題，但到我，因為買門票時填寫的名字跟護照有出入，工作人員檢查完再檢查，我要向他解釋一番才放行。奉勸想參觀的朋友，訂票時要跟足護照名字填寫，免得虛驚一場。...
俄羅斯爆肺鼠疫疑雲，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一名抗鼠疫研究所員工，懷疑感染肺鼠疫死亡後，中亞至少三個國家開始加強邊境檢疫。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事件表示強烈關注，將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討論並提供協助，國務卿盧比奧則敦促俄方披露更多細節。事件的起因仍有待查證，但已令外界驚覺，微生物實驗室可以產生高傳染性致命疾病，假若用於戰爭，有可能引發類似2019年的新冠病毒全球疫情。 另外，《華爾街日報》10月6日發布標題為「無聲的電子戰場正塑造未來戰爭形態」的報道，內容是描述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形態急速轉變、電子信號攻防不斷上演。從攔截超音速導彈到干擾大批無人機空襲，以及各種反干擾戰術，正逐漸成為現代戰爭核心技術，其進化速度直接影響戰場勝負，而人工智能發展也加快了電子戰爭的進化。 其實，有關戰爭形態丕變的報道和分析，從俄烏戰爭開始以來便不斷出現。焦點起初放在較簡單的無人機，像蝗蟲一樣大批集體空襲，令對方無法完全攔截，後來擴展至遠程轟炸無人機，可深入對方腹地，以及各種地面搜索、攻擊、救護的遙控機器。烏克蘭在這方面的進化較快，憑藉無人機優勢對抗俄羅斯的戰機和導彈，近來俄羅斯也大量使用無人機配合導彈，不停攻擊烏克蘭首都基輔，烏克蘭也摧毀眾多俄羅斯煉油及倉儲設施，令戰爭的人命死傷和經濟破壞在遠離前線的地方頻繁發生。 綜合以上的報道，我們看到一幅令人憂慮的圖畫，就是戰爭的風險正透過各種科技突破而質變，顛覆了許多傳統觀念，也逼使各個國家重新思考國防策略。防務預算的關鍵不只是銀碼多少，佔國內生產總值多大比例，同樣重要的是新增經費用在那裡，換取什麼設備、發展什麼武器、怎樣訓練人員。傳統戰爭利器如飛機大炮坦克航母已經不足倚恃，甚至會拖後腿成為戰靶，無人機空戰、電子信息戰、生化戰、網絡戰等新形式戰爭，逐漸具備大面積破壞或大規模殺傷效果，成為核武器以外不可忽視的大殺傷力武器。若果要防範戰爭風險、約制軍備競賽，已不能只著眼於裁減核武。 ｜俄羅斯肺鼠疫疑雲 回頭說俄羅斯的肺鼠疫疑雲，為什麼一個實驗室研究員病死，會引發國際關注，美國總統也強烈重視？俄國官方立場是研究員死於不明原因肺炎，民間傳播信息指她意外打翻試管沾上病毒。...
有皇宮（palace）不是給王室住的嗎？這不是IQ題，但也許是百萬富翁式的問題。「Palace」其實也可譯作宮殿，而布萊尼姆宮（Blenheim Palace）就不是英國王室居住的皇宮。它之所以叫 Palace，主要是因為它的規模、地位和建造背景。在英國，一般只有王室或主教（bishop）的住所才能稱為「Palace」。那我們倒可想像這宮殿該是十分不平凡了。不平凡，也因其主人非比尋常。它一直都是第一代馬爾博羅公爵約翰‧邱吉爾（John Churchill, 1st Duke of...
回到一百多年前，許多中國學生走到世界各地留學。他們親身體驗中國和外國的差異，並把外國的科學發明以至社會制度帶回中國。很大程度上，留學生曾經是中國推動民主共和體制的重要支柱，許多革命義士都是留學生出身。來到今日，又見到數之不盡的中國留學生到世界各地留學，卻見有小粉紅學生反客為主，要求當地學校按他們的意識形態授課。到民主國家留學，是否必然會變得更為自由化？上個月的《英國政治學刊》剛好有一篇文章討論到這個問題。追蹤近 1,000 名在中國及美國讀大學的中國學生四年。他們發現，留學美國的學生確實較自由派，但不應完全以留學經歷作為解釋。他們發現差別原來在出國以前就存在，會選擇去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本來就比留在中國的同齡人的社會觀念較為開放、更支持自由市場，民族主義的傾向也較低。所以留學美國的學生較為自由派，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選擇的結果。◾香港內地生情況以前在香港的大學教學，碩士班有九成的學生都是內地生，我的經歷和論文所述相呼應。不過也有一點值得補充：自我選擇的過程可以十分細緻，而且隨時間改變。例如過去嶺大文化研究碩士課程的學生曾經和一系列香港的本土社會運動連結，許多社運人士都是課程的學生或畢業生。後來課程開始招收內地生，這些學生也大概知道課程的「品牌」，我遇到的內地生都明顯比較有批判思考、渴望利用香港的自由環境探索自我。不過，現在香港已沒有高調的本土社會運動，社會環境的自由度也大不如前，「品牌」色彩會隨時間消退，課程能否繼續吸引同類型的內地生就變成挑戰。又例如我曾經在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任教多年，記得在2010年剛開始任教的時候，接觸到的內地生都是來自中國大陸最頂尖的大學，他們對香港社會也充滿好奇。當然，會來中文大學讀新聞的學生，本身也有一定的人文關懷。但到了2014年開始，我發現生源明顯改變，最好的學生都去歐美了，來上課的不一定是中國大陸一線學校的畢業生。與此同時，隨官方鋪天蓋地的「反佔中」宣傳，中國大陸對香港的社會印象走向負面，接觸到的內地生不少不再以學習的角度來觀察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制度分野。有些小粉紅學生，亦不會介意讓老師知道自己是小粉紅。來香港的目的，更大程度上是要為履歷鍍金而已。到了後疫情的年代，來到中大讀新聞的內地生卻又變得不一樣了。首先，也許是因為國際環境的改變，中國大陸的學生要去歐美變得困難，於是香港碩士課程的生源又相對變好。但我想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疫情封控對年輕人帶來了很大的衝擊，「白紙運動」在許多人心中埋下了對體制懷疑的種子。當他們來到香港之後，儘管面對的是相對2019年之前已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仍然會十分重視香港社會和中國大陸的差別。中國大陸在疫情期間的震盪為他們帶來疑問，而留學則為他們帶來回答疑問的機會。◾經歷帶來的改變這兒就回到文首所說的那篇論文。研究發現，在 2022-23 年間，無論中國大陸還是去了美國的學生，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支持與國家認同都有下降，但去了美國的留學生下降更多。換言之，如果留學生本來就對中國大陸自信滿滿，則很可能會輕視在外國所見到的不同的事物；但如果學生對中國大陸產生了信心動搖，則留學的經歷有可能成為思想改變的契機。當然，所謂改變，不一定就是走向自由化。留學生不是以一張白紙的狀態去留學的。來自專制社會的留學生，在出發前已積累了許多對自由社會的想像。這些想像可以是來自從小到大的負面印象，也可以是主觀幻想的理想化圖像。當到了一個真實的自由社會中生活後，第一次有日常生活層面的種種不同經驗，見過選舉、抗議和開放的媒體，有機會使用到政府的服務，和警察打交道，甚至是課堂中經歷到不一樣的教授與學生的權力關係，才能產生不是那麼抽象的比較基準。有些時候，如果這些經歷變成到埗後的水土不服，反而會產生抗拒反應。例如當留學生經歷種族歧視、排外、又或當地媒體對母國的負面評論，便很容易產生起防禦情緒。不少留學生都有這樣的經歷：以前會批評自己的國家，但外國人批評它時，又覺得要替它辯護。最後，留學的經歷到底會帶來多大的改變，也要看這個經歷有多完整。如果只是物理上離開了，生活上卻沒有離開，沒有和本地學生交往、參加學生組織和政治討論，主要生活在同鄉圈子裡，明明可以用google卻繼續用百度，活在所謂的「自帶牆」當中，那就沒有多大意義了。說起來，香港人移民之後，又有多少人會主動看當地傳媒的新聞報道呢？▌［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
英國是個重視社區的國邦，對社區發展的歷史、文物的保留、地方的特色，很多時都會著意的保存、整理、研究和保護。 上個月，我在本欄撰文介紹倫敦 East End（東區）舊唐人街所在地的 Limehouse（萊姆豪斯）和Poplar（波普拉）等地區時，提到由於二戰時這個碼頭貨倉區受到德國空軍的猛烈轟炸，大部分原有的建築和地標損毀嚴重，戰後的重建發展使該區變得和戰前面貌全然不同，原有的華埠也由於原居民的四散而消失。 ◾有血有肉的前人足跡...
週一，西班牙總理桑切斯（Pedro Sánchez）宣布提前於11月29日舉行大選，引發這場政治風暴的是房屋供不應求，租金大幅上漲。國會在投票中否決了左翼政府實施租金管制的緊急法案，隨即引發大規模群眾抗議。然而，將問題委過於業主「貪婪」，只是政客掩飾長期政策失當與漠視經濟規劃的掩眼法。 ◾ 樓房供應斷層 要理解西班牙今天的房屋困境，須追溯至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在這次風暴爆發前，西班牙曾經歷過狂熱的房產泡沫，當時每年新造住宅一度高達60萬至80萬伙。泡沫破裂後，西班牙樓價崩盤，大量建築商倒閉，銀行體系充斥壞帳，建屋活動隨即陷入長達十多年的「冰封期」。 然而，建屋量極速萎縮之際，西班牙人口與住房需求卻持續暴增。過去20年間，大規模移民潮以及邊旅居邊透過網上工作的國際數位遊民（Digital Nomads）與退休人士湧入，使該國總人口由2004年約4,300萬人增至超過4,850萬人；加上單身及小家庭增加，衍生出的住房需求呈爆炸式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