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時事節目《60分鐘時事雜誌》資深記者、曾榮獲51 座艾美獎的佩利（Scott Pelley）被解僱，他發表的公開聲明指：「新管理層曾指示我，在一則政治敏感的報道中注入謊言與偏見。我被要求納入那些未經查證的斷言。迄今為止，在每一個案例中，我都成功地無視或拒絕了這些指令。」 《60分鐘時事雜誌》享負盛名數十載，以不畏權貴、鐵面無私著稱，一向被視為美國新聞自由的標誌，但在特朗普金主大衛艾里森去年八月收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後，新聞部不斷遭新管理層干預，編採人員被要求迎合白宮，導致多位堅守中立原則、拒絕為政府充當「喉舌」的資深新聞工作者近日被迫離職。 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委任出身地產巨富家族的比爾普特（Bill Pulte），兼任署理國家情報總監。普特完全沒有情報工作經驗，他是特朗普親信，有「小特朗普」稱號，是特朗普競選連任時的主要捐款人之一。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後，便委任普特做聯邦房屋金融局總監，他上場後積極運用房屋金融局的調查權力，針對特朗普的多個政治對手進行調查。 普特出任公職前，一直在家族的地産公司工作，普特家族是美國第三大房地產商。特朗普宣布讓他兼任國家情報局總監後，國會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內的民主黨議員強烈批評任命，指總統用人唯私，把獎勵政治忠誠置於用人唯才之上，鼓勵公權機構把手上權力變成政治報復武器，而委員會內的共和黨議員則不予置評。...
年初趁假期找個地方走走，剛好有一張英國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的免費門券，就一家去個小旅行。目的地是克萊夫登（Cliveden House） ，它位於英國英格蘭白金漢郡（Buckinghamshire）的一座大型歷史莊園，靠近泰晤士河。 出發前，只知有莊園樹林（woodland），和美麗園林。一心抱著投入自然景觀的心情到來。是的，我們走了二十分鐘泥路（連續二十幾天下雨後，首次好天），走近泰晤士河。有一段，我竟想起香港的流水響水塘。碧綠的水，和著美麗的綠色和天空的藍色。是，思鄉了。 而當我看到河口上邊的大莊園，我就知道此地不凡。莊園主人從大宅看下去，定必有「大河在我腳下」的感覺，有這樣氣勢的人，要麼有權，要麼有錢。 埋首重建大宅的富有鰥夫...
今屆世界盃即將在北美洲舉行。世界盃和奧運等大型國際賽事往往以國家作為競賽單位，國家隊的成敗常常被利用為民族主義的動員符號。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從外國入籍的運動員不停挑戰著誰才能代表國家出征的想像。許多人一邊喊排外反移民的口號，一邊又為入籍球員的表現喝采，兩者之間有沒有自相矛盾？兩者之間能否調和？ 首先說一說歷史。國籍、族裔，和比賽代表權的關係，從來都很難說清，世界各地一直以來都有利用制度的灰色地帶處理的案例。回到上世紀50、60年代，香港的一流球員大多是中華民國國腳，而不是香港代表隊成員，這本身就已可以是一篇論文的研究題目。同樣是來自上世紀50年代，綽號「金箭頭」的艾法度‧迪史提芬奴是阿根廷出生的意大利裔，長年效忠皇家馬德里，曾代表阿根廷、哥倫比亞，和西班牙的國家隊。 來到1962年，國際足協加入了國籍限制，各地的外來球員曾經一度減少。不過入籍程序本身是各國內政，國際足協無權干預，為了招攬人才總有方法可以開各種特例。有些國家例如卡塔爾更是在世界各地招兵買馬，過半球員都不是本國出生。於是到了2004年，為了對應越來越多的雙重國籍球員，國際足協再加入球員和代表隊之間必須要有「清晰聯繫」的規定。 法國隊的經驗 有學者研究過數十年來世界盃中入籍球員的數據。原來二次大戰前，入籍球員曾經相當普遍，不過後面的原因不一定是因為移民。例如1938年世界盃中有九名奧地利球員代表德國隊出賽，後面可是因為賽前德國對奧地利的吞併。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入籍球員只佔3%左右；到了1990年至2018之間的八屆世界盃，隨全球移民時代的來臨，參與的入籍球員也有所增加，平均超過7%。 在眾多案例中，我認為法國隊的經驗最為有趣。在1998年的世界盃，法國以主辦國的身份首次贏得冠軍。法國隊的勝利被輿論視為法國移民融合政策的勝利，文化背景多元的球員在法國國旗之下團結一致，更有“black, blanc,...
1950年代前後出生、1960-70年代於殖民地香港成長的一代，是香港從移民或難民社會發展成國際開放大都會的第一代本土香港人。 他們大多數在香港土生土長。當中那些就是在中國大陸出生，因為政治、經濟、家庭團聚等不同理由，於孩提時便已來到香港定居的，也多是視香港為家。他們的身分認同和對社會的關注及參與，和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的父母輩並不相同，且很明顯地是愈來愈以香港為中心，並在中西薈萃的環境下，希望將這個現代城市，變成他們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這大概是戰後現代香港本地意識開始萌芽和發展的第一代。 對現代自由思想信服和支持的一代 當然，由於文化、地緣、政治、經濟、血緣或家庭等種種背景原因，香港是不能避免地受到來自中國大陸以及殖民統治者英國的直接影響。其中以下兩方面的影響，對戰後成長的這一代香港人，特別是在知識和輿論界，是很明顯的。 首先，他們在成長時是很受到因避秦南來的父母輩和知識人的影響，對極權和威權統治，多是很有戒心。他們儘管因為文化影響並不曾懷疑自己的華人身分，但對國邦民族的認同，卻是和一時一地的統治政權區分開來的。加上那時全球正處於冷戰，殖民統治者英國是西方資本主義自由世界重要的一員，對屬於共產主義陣營的新中國，自然也是多方防範。這傾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塑造了香港戰後一代不少成員的世界觀。 其次，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對民主科學的追尋，對這一代的香港人，特別是好學深思、關心時局和人文精神的那一群，是很有吸引力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南來的中國知識人不少在戰前於大陸政界或知識界是有份量的自由思想者或反極權的人文學者，他們的思想和學問，在那個時候是直接影響香港的。另外，戰後一代的香港人在正規教育上 （特別是在大學）、西方流行文化上甚至在專業發展上，往往是直接受到殖民統治者英國的和西方的自由思想傳統和制度薰陶的。加上在香港那時相對寬鬆的環境下，這一代的香港人，可以同時看到在中國大陸和台灣被禁或受管制的關於自由民主等的中外著作，因此，不少這一代人，像我在上個月在本欄撰寫的〈香港戰後的自由開放傳統：讀王耀宗自傳想到〉一文中提及的王耀宗教授一樣，對現代的自由思想很是信服和支持的。...
每年進入六月，不論身處何方，總會讓人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沉重。那不只是因為某個叫人不敢忘記的日子，而是因為世界在這個時節裡，總會再次讓人看見權力如何被推到極致、暴力如何被複製、社會如何在沉默中被悄悄扭曲。這些現象從來不屬於某一個國家，也不屬於某一段歷史；它們像是人類共同的宿命，逼使我們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之中，重新思考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當權力走到極端 暴力便會成為語言 權力專制化與暴力循環幾乎成為當代社會的共同詞彙。從社區火災的回應，到跨境執法的爭議；由中東的戰火，到東歐的侵略；以至緬甸、蘇丹、剛果等被主流媒體忽視的武裝衝突，暴力一次又一次地被複製，像是某種被默許的治理方式。當權力不再受制衡，當制度不再保護弱者，暴力便會自然滲入日常，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語言。 這些事件的細節固然令人髮指，但更令人不安的，是它們的相似性。不同的地域、文化與政體，卻能在暴力的模式上呈現驚人的一致。權力往往先以「安全」或「秩序」為名擴張，進而是對異議的壓制，然後是對弱勢群體的去人性化，最後，暴力便能以「必要」之名被合理化。 暴力從來不是突然發生的。它往往始於一個小小的容忍，一次「算了吧」，一句「都過去了」。當社會習慣了這些微小的讓步，暴力便會找到它的空隙，並在其中生根。這些循環提醒我們：權力一旦失去節制，便會以最直接的方式落在人的身上，而人的身體與靈魂最承受不起的，往往就是這種看不清卻無法逃避的重量。 市井小民的共犯結構 在這些暴力循環中，最令人心痛的往往不是權貴的冷酷，而是普通人的沉默。歷史研究一再提醒我們：暴力之所以能擴散，不是因為加害者的兇殘，而是因為旁觀者的視若無睹。旁觀者不一定有惡意，他們只是疲倦、害怕、無力，或只是想過「自己的生活」。...
獨自徒步行走於庇里牛斯山脈（Pyrenees），一路走至黃昏。原打算回程時坐巴士，走到車站，儘管已到班次時間，巴士卻遲遲未見。車站張貼一紙告示，我反覆閱讀，猜不透究竟是改時還是減班。手機無訊號，幸好有 Google 離線翻譯功能。我早有準備，事先將 Google 翻譯所有語言的離線包悉數下載。不單如此，我其實連整個維基百科及維基旅遊都下載，行程途經國家的所有離線地圖亦一併備妥。手機資料齊全，即使斷網亦能查到大量資料，感覺非常無敵。（相關下載方法，文末簡略一說。）然而翻譯多次，始終未見結果。驀然想起，安道爾巴士站的通告文字並非西班牙語，而是加泰羅尼亞語（Catalan）。加泰羅尼亞語雖為歐盟境內最廣泛使用的語言之一，但安道爾卻是全球唯一以加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想起今年春季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某個蚊型書展，曾見一本以加泰羅尼亞語書寫的短篇作品，題材頗為有趣。若是從前，看過介紹便罷。現在科技便利，我先在某電子書平台購得該書，再以 AI 工具自製雙語對照版本，一段加泰羅尼亞語，一段英語，大致能理解其意思，體會到一種無有邊界的感覺。真正的西班牙語？那本加泰羅尼亞語的書名為《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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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臺灣文學在國際舞台迅速冒起，其中最受矚目的作品，莫過於在2024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及2026年獲得國際布克獎的《臺灣漫遊錄》。這部小說獲獎的英譯本由楊双子創作及金翎翻譯，前者是一位在台中烏日眷村長大、本名為楊若慈，但因紀念她逝世的雙胞妹妹，而延續使用楊双子發表作品的小說家，後者是在美國出生、台灣長大後再到美國留學，自我雙重認同為台灣人及美國人的小說家及翻譯家。 要了解這部小說獲獎的意義，必須超越小說本身的內容而探究作者和譯者的背景，以及她們創作的野心。她們毫不忌諱剖白了小說的定位：雖然看似是一部浪漫的後殖民小說，其實是台灣人在百年來殖民和專制壓迫中，尋找文化身份和追求自由的歷程。 台灣人追尋身份認同的辛酸 《臺灣漫遊錄》以罕有的「偽譯作」形式面世，虛構一部由日本作家留下，後來被翻譯成中文的旅行文稿。小說以1938年為背景，當時日本帝國如日中天，從長崎來的作家青山千鶴子受台灣總督府邀請到台訪問，由台灣人翻譯王千鶴陪同，從台中開始搭乘火車沿線漫遊，嚐盡各色地方美食。兩位以「千鶴」為相同名字的女性，一位是來自殖民宗主國的「內地人」，另一位是殖民地上的「本土人」，性格與背景迥異。儘管女性地位卑微，她們在旅程中不時質疑男權社會價值觀及當時剛開始的中日戰爭。 小說的張力不僅來自兩位主角對本島食物和風土民俗的探索，更來自語言的隔閡：「國語」是殖民者的日語，「本土人」以台灣話、客家話或原住民話等紛雜語言反映多元文化。兩位女性滋生了含蓄的情愫，但終究不捨地分手，不僅反映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隔閡，更隱喻台灣人追尋身份認同的辛酸。 在國際布克獎的頒獎禮上，楊双子致詞時說 ：「綜觀台灣文學發展史，百年來其實不斷地在探問，台灣人想要什麼樣的未來？台灣人想要什麼樣的國家？」並以此結語：「台灣文學的百年探問，實際正是台灣人對自由與平等的百年追求。」...
又到了翳焗的初夏，滂沱大雨隨時落下，這樣的天氣，有喚醒你的身體記憶嗎？曾經，香港人年復年地擠進維園，悼念六四，還有各界舉辦的各種悼念活動與儀式，你還記得嗎？ 2020年《國安法》生效後，主辦維園燭光集會的支聯會成為了煽動顛覆罪的被告；每年被學生洗刷的國殤之柱遭連夜拆走，港大太古橋的大字被厚重的水泥遮蓋，中大的民主女神像與嶺大的六四浮雕也相繼被消失。當一切曾經理所當然的物件和儀式被連根拔起，我們才猛然發覺，那份常被批評為「行禮如儀」的堅持，背後究竟承載著多大的重量。不過，與其單純慨嘆我們失去了多少，不如重新審視香港人在《國安法》生效之前，曾是多麼努力地用盡各種空間、形式與儀式，將這段爭取中國民主自由的抗爭歷史記錄下來，薪火相傳。 六四紀念館的創舉 聯合國「尋求真相、正義、賠償和保證不再發生問題特別報告員」在2020年提交的專題報告中明確指出，建立紀念碑與舉行紀念儀式，是社會保證歷史悲劇「不再發生」（Non-recurrence）的必要條件。報告特別譴責部分國家破壞或禁止民間設立的紀念物，強調摧毀實體記憶等同於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Secondary victimization），並會助長有罪不罰的文化。 同時，筆者亦要不厭其煩地提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19條不單只保障「言論自由」，它還訂明保障了所有人「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之自由」（freedom to...
六、《原法》：法律的本質與功能 在《原法》篇中，黃宗羲提出一個驚人的判斷：「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明夷：頁352》）秦漢以後有大量法典，這怎麼能說「無法」？黃宗羲所說的「法」，不是指具體的法律條文，而是法律的本質和功能。他區分的是「真正的法」與「名為法而實非法」的東西。 三代以上的法律，是為了滿足天下人的需要而設立的：為了讓人民有飯吃，所以授田給他們耕種；為了讓人民有衣穿，所以授地給他們種桑麻；為了讓人民受教育，所以設立學校；為了防止淫亂，所以制定婚姻之禮；為了防止動亂，所以徵收軍賦。「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為一己而立也。」（《明夷：頁352》）這些法律的目的都是為了天下人的福祉，這就是「天下之法」。但三代以後情況完全不同：「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這些法律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一家一姓的統治，以防範人民為手段，是「一家之法」。 黃宗羲以「藏天下」的對比來說明兩種法律觀念的根本差異。三代之法是「藏天下於天下者也」，讓天下的利益歸於天下人：「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法律越疏闊，動亂越不發生。後世之法則是「藏天下於筐篋者也」，把天下收入君主的私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明夷：頁352》）越是想要控制一切，就越需要繁密的法律；法律越繁密，反而越容易引發反抗。這不是法律技術的問題，而是整個體制的問題：當法律的目的是維護少數人的特權，它就無法得到真正的遵守，只能依靠恐懼和暴力來維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