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宣告著香港的公民社會進入一個人人動輒得咎的階段。短短數年間，由《香港國安法》到俗稱23條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以國安為名的權力網正迅速擴張，從原本聲稱只針對極少數人或嚴重威脅國家安全的罪行，發展成為日常生活無所不包的控制工具。儘管聯合國人權專家反覆警示國安法律衍生的人權問題，但五年後的今天，香港政府繼續以「國家安全」為名進行社會改造工程。我們的日常生活，無論是餐廳經營、公共服務、文化活動，都成為威權統治的戰場。

「食環23條」：連坐法的現代版？

六年前，港人仍可在收據上印一句「香港人加油」。如今，一張收據可能已經足以觸發當局吊銷牌照的「冒犯行為」。今年6 月初，食環署在餐飲和其他商業活動的許可證條款中加入了嚴苛的國安附加條款，規定只要證照持有人或其「關連人士」涉及所謂「冒犯行為」，許可證便可被即時撤銷，更不容申訴程序暫緩執行。

然而所謂「冒犯行為」曖昧難測：從收據標語，到支援性小眾的社媒貼文，甚至僱用曾服刑的反修例運動示威者，會否都被視為「不利公共道德或公共安全」？條款的模糊定義，沒有明言的執行標準，以及完全由當局主導及決定的詮釋權，提供極大的彈性供當局任意使用，成為打擊政治反對聲音的工具。聯合國人權專家早前指出，《國安法》以及「23條」多處欠缺清晰的定義，而廣泛的定義必然涉及任意和歧視性的執法風險。香港的發展正逐步引證人權專家提出的質疑。

無「署」不國安：骨牌的下一張

國安條款的影響絕不止於餐飲行業。香港的國安規則已深入社會各個領域，包括教育、社福、工會、公共集會乃至文化生活。教師和公務員的招聘考試中，都必須通過「國安測試」；工會和社福機構的註冊審批過程中，也被強制加入國安審查程序；學校和公共圖書館內，被視為不利國安的書籍資料被強制移除；甚至持續進修基金、長者牙科服務項目、郵政設計、運輸服務合同也被要求加入國安條款。國安條款如此細密地滲透，香港已幾乎沒有任何公共領域是免於威權監視的。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特首李家超將此舉描述為香港行政機構「恰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義務。這種「恰當」背後所反映的，是透過權力擴張和法律運用，將政治意識形態全面貫穿於日常行政管理當中，藉由繁密細緻的管控條文，製造出無所不在的監控壓力，迫使人們自我審查、自我約束，以防觸及所謂的「紅線」。

這種 （pre-emptive compliance）在威權國家屢見不鮮，透過製造不確定性去營造寒蟬效應，讓整個社會習慣自我審查。威權政府透過行政手段重塑社會往往是循序漸進的。從食肆牌照到圖書館的書籍清單，從教師聘用條件到長者的牙科服務津助計劃，這些措施個別來看似乎只是小小的規定，但疊加起來便是意圖壓垮整個社會的公共空間，引導市民接受和遵循官方主導的論述，並且扼殺質疑、討論的空間。

面對威權，我們並非無能為力

面對如此廣泛、以制度壓制人權和自由，我們或許會感到無力。但歷史和其他國家民主運動的經驗提醒我們，即使在最艱難的威權環境下，思想仍然是自由的，人們仍然能找到堅持人權價值與捍衛自由的空間。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個地方的言論空間被封殺時，資訊往往會透過各種渠道尋找出口，例如最近台灣公共圖書館就收藏了大量香港被禁書籍，成為海外的「離散書庫」。這種跨境的記憶保護與文化保存行動，提醒我們只要仍有人堅持守護，資訊就能找到它的出路。

雖然我們必須承認現實的情況確實嚴峻，但同時也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讓自己陷入無力消極之中。我們的韌性正是來自於我們堅持保持善良，在能力範圍內為受壓迫的人送上關懷和支持，以及不放棄批判思考與堅持自由的信念。我們並可在日常生活中，以安全的方式傳播人權資訊、支持獨立媒體及海外資訊渠道，來對抗威權管治的資訊操控，共同耕耘微小卻相關重要的公共空間。只要資訊仍在流動，只要香港人的故事仍繼續被記錄，威權的高牆便無法徹底封鎖所有的出口。

香港人權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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