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概念也涉及空間的問題，這一觀點無疑受到海德格的影響，特別是在理解「居所」（Dwelling）方面。除了感受，「家」還與環境息息相關，這並非僅限於物理層面，而是透過存在於世（Being-in-the-world）以及世界作為意義網絡（world as a web of meaning）來理解。

海德格認為，人類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生物，正是因為我們關心自身存在的問題，意識到存在是一個問題，並且這與世界息息相關。他因此創造了「此在」（Dasein）這一術語，「此在」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人類」（man），因為這個詞涉及對「人」的根本理解。「此在」屬於非反思（non-reflective）的狀態，世界也並非「存在集合」（collection of things）或「一切存在的總和」（summation of all things），而是對「此在」開放的，因為世界是一個完整的意義網絡。因此，我們不需要為自身的存在、所居之所乃至於整個世界進行反思，而是透過日常性（everydayness）來呈現。

家：事事就手

由此可見，人類絕非僅僅存在於物理空間的物理存在，而「家」作為居所的需求，不僅涉及空間，還包括集體回憶、價值觀和人情等。人類從原始狀態中創造文化，我認為，這同時也是生活環境從最初的單純物理空間，通過建築轉變為「家」的過程。空間與「家」的區別在於，後者是具文化呈現的居所。文化造就居所，而居所又呈現文化，彼此互為因果。「家」使我們意識到，我們不僅是存在於世（being in the world），而且是生活在家中（being at home）。

我目前居住在清華大學的宿舍，每次外出後回來，與他人告別時，我都只說「返宿舍」（回宿舍），而不是「返屋企」（回家）。無論其設備如何不足，即使設備足夠，我也不認為純粹由房間、客廳、廚房和洗手間組成的空蕩蕩空間可以稱為「家」。更何況，我明白在這裡的時間有限，終將有離去之日，因此不願意多添置物品；這種情況和心態使我無法視其為家。如果我真打算長期居住在這裡，自然會設法讓這裡變得適合我居住，從而成為「家」。

何謂適合居住？至少，它應該令你在其中感到（Ready-to-hand），完全為你的習慣而設。與我較熟悉的朋友們應該知道，我在香港的家書房十分凌亂，妻子經常要整理，但我卻拒絕，因為即使凌亂，卻也亂中有序，我在其中掌握一切，事事就手。這種掌握與就手的感受，屬於非反思的、日常性的，理所當然（Taken-for-grantedness），它們共同構成了「家」。每次回到家中，你都知道「家」會為你保留並提供什麼，這一切都是恆定、必然和可知的。同樣的道理，為何我們住酒店時不會將其視為家？因為一方面它具備宿舍的特質，我不會長期居住於此，而是暫時改變自身的習慣以適應它；另一方面，它不具備日常性、非反思性、理所當然性以及事事就手等「家」的特質，因為它不會遷就我的習慣。

「家」必然有「情」

「心安即是家」這一說法雖然無誤，卻只是自我安慰的表達，因為人類並非獨立存在。正如海德格所說，人類同時是為他人存在（being for others），即社會關係的體現。因此，「家」不僅僅是自身的居所，還包括所處的社會，而這個社會也具備一定程度的日常性、非反思性、理所當然性和事事就手的特質，這就是所謂的集體回憶與人情。例如，我在香港生活久了，自然知道哪家麵店的水準高、何處購買螃蟹最為划算，以及中文大學裡哪三四十家餐廳的奶茶和奶油多士最為出色，這一切都構成了我在香港七十年生活的回憶，它們都是「家」的一部分。

如果沒有這些，試問「家」還剩下什麼呢？因此，「家」必然有「情」的存在。於是，我們又找到了「家」之所以為「家」的另一個要素，而宿舍和酒店都不具備這一要素，那便是「情」。我常常說，人類是「授情者」，我們不僅為自身的生命賦予意義，也為他人的生命賦予「情」，而「情」正是在海德格所提到的「為他人存在」中所建立的關係中自然產生的結果。因此，社會是「家」的重要構成部分，而社會又因「情」而聯繫，因此「情」必然是「家」的要素。

談到「情」，我們不得不提到語言的問題。語言是「家」的另一個構成要素。為何我對台灣缺乏歸屬感？因為這裡並非以廣東話為主。語言是人類情感交流的主要媒介，若語言不通，或者不能使用母語暢所欲言，那麼「情」的建立自然會受到阻礙，從而使「家」無法圓滿形成。

流亡：主動卻不自由的狀態

粗略談過流亡的定義、「家」的定義及流亡與「家」的關係後，接下來我將進一步探討移民、放逐和流亡三者之間的不同，以及流亡所衍生的各種哲學問題。

移民並不需要反思，且隨時可以返回故鄉，隨著全球化的日益成熟，移民在二十世紀已成為普遍現象；放逐則是因政府迫害或犯罪而遭驅逐，這是一種身不由己的懲罰；流亡則是因為我自覺與當權者的立場不同，同時我的言行也不被政府所容忍，因此自願離開，並可能永遠無法回去。由此可見，流亡既不同於放逐的被動性，也不同於移民隨時可以回鄉的自由。換言之，流亡是一種主動卻不自由的狀態。

我的師長們，如唐君毅和勞思光先生，皆是從極權的中國或專制的台灣流亡來到香港。香港為他們提供了自由的空間，讓他們能夠發展學術事業，因此兩人都在香港度過大半生，唐先生最終在香港去世，而勞先生則在晚年離開香港返回台灣。我生於香港，正如開頭所述，於2020年決定離開，勞先生曾表示，除非共產黨與國民黨有所改變，否則他絕不再踏足中國和台灣的土地，我也同樣有此心態。這就是流亡者的態度。

「喪家」於世

1970年代，我仍在德國就學，那時德國的台灣人非常多，我有不少台灣同學都反對國民黨。其中一位同學在德國待了八年，卻始終未能畢業。我問他，為何不盡快完成博士論文以便畢業？他回答道：「寫完博士論文後，我去哪裡？」當時我並不明白這句話的悲哀之處，如今我已然明白，因為當時我取得學位後，香港是我的家，我可以回去。但他卻無家可歸。如今我自己成為流亡者，回想起他的話，才真正體會到其中的淒涼與悲慘。

在這個意義上，流亡並非只是喪失「家」，而是「喪家」於世。不僅是離開了「家」這個空間，而是與此地的一切情感、回憶和關係都被迫切斷，讓你在世上找不到回去的地方。以往無論外出旅行或公幹，都知道總有歸期，但自從2020年這次出發後，我明白這次可能永無歸期。我的這位德國同學雖然未明言，但顯然他也持有流亡之心，對於不變的台灣，他誓言不再回國。

確實，香港已經死去，如今的香港不再是Hong Kong，而只是Xianggang，就如上世紀神州大地從古華夏淪為中國一般。以前我們不曾知道香港的重要性，如今失去後，才明白它的珍貴。香港人正因為無家可歸（existential homelessness）而陷入存在危機（existential crisis）之中。這場危機在於，我們的存在同時受到外界與內心的批判與挑戰，既遭他人質疑，也自我懷疑。儘管流亡者因放棄家園而獲得了自由，尤其是思想與言論的自由，但也因此深陷存在的疑惑中，無法自拔。當然，留在香港的人並不代表擁有「家」，他們也失去了「家」，因為香港已死，如今他們所居之地僅僅是叫做香港，因此他們是在自身家園中流亡；同時，他們也沒有自由。

汪洋中的錨

談到存在的疑惑，讓我想起我曾讀過不少存在主義的書籍，存在主義者不斷質疑存在本身：人存在於世是否有意義？難道生命不是毫無意義（Meaninglessness）、空虛（Emptiness）、無聊（Boredom）、焦慮（Anxiety）、不真實（inauthentic）、缺乏安全感（Insecurity）、隨時可能死亡、未知的嗎？而最重要的問題是，為何有而非無？（Why is there anything at all, rather than nothing?）這是哲學中最根本的問題。種種疑問，皆是海德格所欲知並追問的內容。至於如何解答，則是哲學的責任。

與海德格相同，唐君毅先生也簡明扼要地描繪了現代人如何陷入存在疑惑的困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外不在人，內不在己。神明道隱（上不在天）、自絕於大自然（下不在田）、對人際關係或文明一無所獲（外不在人）、不自知為何物（內不在己），這便是所謂的四不掛搭，完整地道出了現代人的苦況。

面對這四不掛搭，唐先生雖然對於花果飄零感到感慨，但並未讓自己陷入疑惑與空虛之中，而是努力思考與生活。雖然他失去了四川宜賓的家，但他開放心胸，放眼整個華夏作為他的家，而他的所有著作也皆以過去的事物為依歸。這就如同在茫茫汪洋中找到一個錨，讓自己在驚風駭浪中穩立。唐先生借此悟得生命的真諦，哲學幫助他尋找到解惑脫困的道路。

如今的香港人正面臨著前人曾經遭遇的問題，我們的家園被侵略者以暴力手段摧毀，這導致了我們在自身存在上的困惑，身份受到質疑與挑戰。我們應該如何面對自己？又應該如何面對流亡的現實？前人的經驗與智慧，或許能為我們帶來一些啟示，成為我們思索人生的指路明燈。

最後，針對本次主題，做一個簡短的總結：「家」與「流亡」在當今的香港，正體現出無家可歸的流亡狀態，無論是對於留港者還是流亡者而言，情況皆是如此。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