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我在2023年初在綠豆《鏡遊集》刊出第一封給年老明慧的信，差不多要三年才完成二十封信，最後結集成書，今年二月台北國際書展面世。這篇短文是我一些反省，也在此感謝綠豆給我空間發表我的文章。）

一九七七年我和周兆祥合寫《將上下而求索》，那時我二十八歲，剛從中大哲學系畢業不久，正準備赴德國攻讀博士。我們虛構了一個叫明慧的年輕人，把自己對人生的困惑與思索寫成二十封信。那本書後來成為香港高中的參考讀物，陪伴了幾代年輕人走過迷惘的歲月。

近半世紀過去，我在英國聖奧本斯的書房裡再次提筆。窗外是異鄉的樹林，不是馬料水的山色。我已過七十，父母早逝，師長凋零，連我深愛的城市也面目全非。這一次，我要寫給年老的明慧——也就是寫給同樣走到人生晚年的讀者，寫給我自己。

書名從屈原換成了晏殊。「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少年的壯志，前路無盡，時間充裕，什麼都可以慢慢來。「夕陽西下幾時回」卻是暮年的喟嘆，日頭已斜，問的不是路有多遠，而是天黑之後還有沒有明天。

兩本書的距離不只是五十年

當年寫《將上下而求索》，我談人生處境、痛苦幸福、生命意義、愛情本質、自由超越，題目很大，口氣也大。那時候我相信人可以選擇面對命運的態度，可以在荒謬的宇宙中自我賦義。存在主義的教科書都是這樣說的，我也這樣轉述給明慧聽。

但那些話說得輕巧，因為我還年輕。死亡對二十多歲的人而言是抽象的概念，是哲學課堂上的議題，不是每天早上照鏡子時逼視你的現實。我父親五十四歲死於車禍，我當年以為那是意外，是命運的捉弄。現在我比他活得更長，才明白死亡從來不是意外，而是必然。差別只在於你什麼時候真正意識到它。

海德格講「向死而生」，我在德國讀了好幾年他的原著，以為自己懂了。其實沒有。那時候懂的是概念，不是體驗。現在我每天吃藥，聽力衰退，記憶模糊，走路比從前慢，爬山要喘好久。身體用它自己的方式告訴你：時間不多了。叔本華說得對，年輕人擁有無限的將來，老年人只有無限的過去。我孫兒的人生硬碟才剛開始寫入，我的已經快要爆滿。

《將上下而求索》基本上是一本可以放在任何地方閱讀的書。我們談的人生問題是普遍性的，香港只是背景，幾乎沒有進入正文。那時候的香港政治上風平浪靜，殖民地管治下自有一種安逸。九七問題還沒浮現，八九六四更是遙遠的未來。我們這代人在「借來的時間與空間」裡長大，享受著自由卻不知道自由的代價。

我後來回想，當年對世界的無知到了可笑的地步。文化大革命我是從陳若曦的小說和《七十年代》雜誌讀到的；台灣白色恐怖、大陸政治運動、冷戰核武危機，對我來說都是別人的事。一九七七年我去德國，在自由堡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個沒有國籍的人——手持英國護照卻不能自由進入英國，說自己是中國人卻只踏足大陸一次。那種尷尬，在香港是感覺不到的。

《夕陽西下幾時回》完全不同。這本書從頭到尾都是香港的書。我寫一九四九年——我出生那年，也是共產中國建政那年；寫一九七七年離港赴德，第一次見識什麼是民主選舉；寫中大哲學系七十年的盛衰，從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到今天；寫二〇一四年雨傘運動、二〇一九年反送中抗爭、二〇二〇年國安法降臨；我寫我為什麼離開香港，為什麼不能回去。

這些不是題外話，而是存在問題的具體內容。哲學如果只在概念裡打轉，不碰觸你活著的這個時代、這個地方，那算什麼哲學？伊壁鳩魯說得好：哲學如果不能治癒人的痛苦，就是徒然的話語。我們這代香港人的痛苦，不是抽象的存在焦慮，而是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城市淪陷，看著年輕人被捕入獄，看著同代知識分子集體沉默。

說到沉默，這是我寫新書時最痛苦的反省

舊書談教育和知識，強調的是個人修養——通過學習來認識自己，通過反省來建立價值觀。那套說法沒有錯，但不夠。余英時先生晚年提出「知識人」的概念，強調擁有知識的人同時是一個「人」，要對公共社會負責，不能躲在書齋裡自了漢；沙特講「介入」，講知識分子必須參與時代，用文字對抗不公義；哈維爾講「活在真實中」，在謊言橫行的社會堅持說真話。

這些道理我教了幾十年，但我有沒有真正做到？

勞思光老師生前告誡我們：不做幫兇。這是底線。但底線之上呢？在學術自由還存在的年代，我和大部分同事一樣，安安穩穩地做研究、寫論文、開會議、帶學生。薪水優厚，生活無憂，偶爾參加遊行示威，以為這就是盡了知識人的責任。

二〇一九年之後我才明白，那些年的安穩是假象。學術自由可以一夜之間消失，法治可以淪為統治工具，你教了一輩子有關正義、平等自由的理論，忽然變成不能公開講的東西。那些還留在香港的同事，現在每天活在自我審查之中。他們不是不懂自由民主的道理，而是懂了也不能說。這種處境比無知更痛苦。

《將上下而求索》的最後一封信鼓勵年輕人認識自己，在無意義的宇宙中創造自己的意義。那是存在主義的標準答案，我現在依然相信，但覺得不夠。

《夕陽西下幾時回》最後談的是「生命敘事的完成」。好友美國現象家學家卡爾（David Carr）有一套敘事身份理論，大意是說人的一生就像一個故事，有開頭、有發展、有結局。年輕的時候你忙著往前衝，沒時間回頭看；到了晚年，你終於可以停下來，把散落的經驗整理成有意義的敘事。這不是被動的等死，而是主動的完成。

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完成我的敘事。寫《我城存歿》、《山城滄桑》、《香港已死？》、寫這本給年老明慧的信，都是同一件事。我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但正因為時日無多，所以要把該說的話說完。作為流亡海外的知識人，我至少還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那些留在香港的朋友沒有這個條件，所以我要替他們說話，替這個時代留下紀錄。

這是舊書沒有的向度。五十年前我和周兆祥寫信給年輕人，教他們如何面對自己的人生；現在我一個人寫信給老年人，告訴他們生命的最後階段還有責任要承擔。從「認識自己」到「見證時代」，這是我這五十年走過的路。

有人會問：這麼悲觀的書，讀了有什麼用？

我不覺得悲觀。悲觀是放棄，是犬儒，是明知不對卻假裝沒看見。我寫的是悲愴，是清醒地承認現實的殘酷，然後繼續做該做的事。卡繆說過，在荒謬的世界裡，反抗本身就是意義。你不能保證會贏，但你可以保證不投降。

尼采有一句話我很喜歡：知道為何而活的人，幾乎可以承受任何事。我這一生問了無數次「為何而活」，現在終於有了比較踏實的答案。不是為了功名利祿，不是為了學術成就，而是為了在這個黑暗的時代留下一點光。即使只是微光，即使照不了多遠，也比什麼都不做好。

夕陽西下幾時回？老實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還有人在問這個問題，只要還有人拒絕遺忘，天就不會永遠黑下去。

這本書是我留給明慧的最後一份禮物，也是我留給自己的交代。願你讀完之後，不管處於人生哪個階段，都能找到繼續走下去的理由。

張燦輝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台灣新北市林口晴空樹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