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

經典 15文本自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哲學手稿》

《與人文對話 ── 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第一版，2011，頁435–448

我們先談談《國際歌》，那低沉旋律、雄渾之中帶著未盡的悲愴與召喚，從十九世紀末一路響到二十世紀，曾經喚起無數工人、學生、知識分子的熱血。但當我在課堂中播起這旋律的時候，課堂裡有些同學微微抬頭，有些則露出疑惑的神情，似乎在猜想這是甚麼樂章。這正是今次專欄展開的起點：那個曾經震撼整個世界、塑造了二十世紀政治版圖的思想體系，對許多今日的年輕人而言，已經是隔代的記憶。

馬克思這個名字，大家都聽過。沒有哪一個哲學家比他更頻繁地出現在新聞、教科書、街頭塗鴉、紀念碑與紀念鈔票之上。但聽過名字與真正讀懂他的文本，卻是兩回事。本文我想帶大家回到一八四四年，回到馬克思二十六歲那年在巴黎寫下的、生前並未發表的一份手稿，那便是《一八四四年經濟哲學手稿》。我們不會花太多時間糾結於後來那些以馬克思之名展開的政治運動的功過，雖然這些功過真實而沉重。我們的重點放在文本本身：馬克思在這裡究竟對人、對勞動、對資本社會說了甚麼？這些診斷在二十一世紀是否仍然有效？問題的答案不容易，但每一個身處資本社會的人都值得認真思考。

一、馬克思其人與手稿的特殊位置

馬克思一八一八年生於普魯士萊茵省的特里爾（Trier），父親是一位律師，家族原屬猶太傳統，後因應反猶法令而改宗基督新教。他在波昂與柏林研習法律與哲學，博士論文寫的是古希臘哲學中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差異。換言之，馬克思的學術養成本是徹頭徹尾的哲學科班出身。他後來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並非離棄哲學。要回答人何以為人這個古老的哲學問題，在馬克思看來，必須走出純思辨的領域，深入到生產與勞動這一最基本的人類處境之中。

馬克思在一八四〇年代初期擔任《萊茵報》主編，因撰文觸怒當局而被迫流亡，先後輾轉於巴黎、布魯塞爾、倫敦三地。一八四八年與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在當年歐洲革命浪潮中發表，開卷即以「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這一名句震動全歐[1]。其後幾十年，馬克思幾乎一直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閱覽室裡，撰寫那部巨著《資本論》。他於一八八三年逝世，葬於倫敦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墓碑上刻著兩句話，一句出自《共產黨宣言》末句「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另一句出自《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2]。兩句話放在一起，恰好概括了馬克思一生思想的兩極：一極指向被壓迫者的解放，一極指向哲學自身的自我超越。

馬克思晚年自己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所確知的是，我自己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3]。這句話放在後人以教條形式僵化馬克思思想的脈絡中，特別需要記住。今日我們讀馬克思，並不是要做某一個流派的信徒，而是要讓這位思想家能對我們的時代發言。

手稿的出土與兩個馬克思之爭

那麼，《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在馬克思龐大的著作體系中佔據怎樣的位置？這份手稿在馬克思生前從未發表，直到一九三二年才由蘇聯與德國學者整理出版，距離寫作時間已近九十年[4]。手稿出土之後立刻引起西方思想界的震動，因為人們從中讀到一個與《資本論》中那個冷峻嚴密的政治經濟學家風貌迥異的馬克思：一個關懷人的整全存在、書寫異化與類本質、引用席勒與歌德、深受黑格爾與費爾巴哈影響的青年哲學家。

正因如此，二十世紀後半段出現了所謂「兩個馬克思」的爭論：早期的人本主義馬克思與晚期的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是否屬於同一思想脈絡？阿圖塞主張兩者之間存在「認識論斷裂」，弗洛姆與馬庫色等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則強調手稿中的人本精神貫穿馬克思一生。[5] 我自己的閱讀傾向後者：手稿中對於勞動、人性、自由的關懷，並沒有在《資本論》中消失，只是從哲學語言轉化為政治經濟學的論證形式。如果說《共產黨宣言》是革命的號角，《資本論》是資本主義的解剖，那麼《一八四四年手稿》就是這一切批判工作背後的人學基礎，是馬克思站立其上的哲學地面。

為甚麼今日仍要讀馬克思

我們今日為甚麼仍要讀這份近兩百年前的手稿？這個問題在這幾年特別值得問。柏林圍牆倒下已經三十多年，蘇聯解體也已三十多年。福山一度宣稱「歷史終結」，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將是人類最終的政治經濟形式。但是眼前的世界並未如此安穩。資本主義在新自由主義的推波之下，造成了空前的貧富懸殊；金融危機、房地產泡沫、零工經濟、平台勞動，種種新形式的剝削與不安，讓「異化」這個老詞重新獲得迫切性。馬克思未必能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他敏銳地指出了問題所在。當代英國哲學家伊格頓（Terry Eagleton）說得好：我們也許對馬克思的解決方案沒有信心，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所指出的問題不嚴峻[6]。

這份手稿寫成於一八四四年，馬克思年僅二十六歲。他剛剛離開德國，與恩格斯建立起終生的合作關係，從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過渡到一種以勞動為核心的人類學唯物主義。手稿因此同時兼有青年人的熱情、哲學家的精細與革命者的視野。讀這份文本，最珍貴之處乃在於：可以看到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在尚未被自己日後體系所凝固之前的、那種仍在摸索、在開放的思考狀態。一份未完成、未發表、甚至有些段落寫得磕磕絆絆的手稿，比起後來精雕細琢的《資本論》，反而更能讓我們看到馬克思思想的內在張力與思考過程。

二、資本主義的人類學批判：金錢、工資與商品化

從哲學手稿到政治經濟學批判

《一八四四年手稿》並非一部完整的著作，而是一系列筆記、摘錄、評論與哲學沉思的混合。馬克思在巴黎期間大量閱讀亞當·史密斯、薩伊、李嘉圖等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一邊摘抄一邊批註。他發現，當時的政治經濟學雖然詳盡描述了財富生產與分配的法則，卻把工人僅僅視為勞動成本的一項，從未真正追問：在這套生產體系中，人究竟發生了甚麼？人作為人的存在意義何在？

這正是馬克思的切入點。他要從哲學的高度去質問政治經濟學的前提。為甚麼勞動會生產出敵對於勞動者本身的財富？為甚麼工人愈勤勞，反而愈貧困？為甚麼人類在創造一個物質繁榮的世界的同時，卻把自己變成了這個世界中最廉價、最可替代的存在？這些問題，亞當·史密斯的學說無法回答，因為它已經把當前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當作自然的、永恆的事實來接受。馬克思要做的，正是揭穿這層自然化的迷霧，讓人看見：當代的勞動關係並非天經地義，乃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人為產物，因此可以批判，改變。

資本主義的本質：以錢生錢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極為簡明：資本主義就是「投入金錢以製造更多金錢」的社會體系[7]。這句話聽起來像同義反覆，其實道出了資本主義最關鍵的結構特徵。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金錢主要是交換的中介，人們生產和交換商品，是為了滿足具體的需要，包括糧食、衣物、住所、工具等。馬克思借用後來在《資本論》中發展成熟的術語，把這種生產稱為「為使用價值而生產」。然而在資本主義之中，生產的目的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人們生產商品，目的並非使用，而是換取更多金錢。錢進，錢出，中間經過商品這個媒介，最後落回到資本家口袋裡的，是擴大了的金錢。

這個結構意味著甚麼？意味著一切事物，只要能進入資本流通，就都會被估算為「交換價值」。一張木椅，作為椅子，其使用價值在於可以坐；作為商品，其交換價值則是若干元。前者關乎人的需要，後者關乎市場的供需。在資本主義之中，幾乎所有事物的使用價值都被它的交換價值所遮蔽、所重估、支配。我們不再問這張椅子坐起來舒服嗎，而問這張椅子值多少錢。不再問這份工作有意義嗎，而問這份工作月薪多少。馬克思把這個過程稱為「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原本不應該以金錢衡量的事物，紛紛被納入金錢的尺度之下。

金錢的腐蝕性

在《一八四四年手稿》中有一段關於金錢的精彩論述，馬克思借用莎士比亞《雅典的泰門》與歌德《浮士德》中的詩句，描繪金錢如何顛倒一切價值[8]。他寫道，金錢使醜的變美，使蠢的變智，使弱的變強，因為金錢購買甚麼，金錢的擁有者便擁有甚麼的力量與美德。這段論述聽來像是道德詩篇，其實是對人際關係徹底貨幣化的精確診斷。

我們可以把這個診斷帶到二十一世紀的具體場景之中。月薪十萬的人與月薪兩萬的人，在飯局上、交友軟件上、婚姻市場上，所獲得的對待截然不同。這並非個人偏好的差異，而是整個社會的價值排序問題。當我們說某人「很有價值」時，我們到底是在說甚麼？是說他人格高尚？學養深厚？還是名下有幾棟房？在一個以交換價值為主導的社會中，這幾種「價值」往往被混為一談，最後一種會壓倒前兩種。馬克思敏銳地指出，這個現象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這個結構本身的內在邏輯，而並非源於某些人特別貪婪。錢，作為普遍等值物，把一切異質的人類關係都翻譯成同一種冰冷的數量語言，於是人與人的關係退化為人與物的關係，再退化為物與物的關係。

工資鬥爭與工人作為商品

馬克思把工資視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永恆的鬥爭場域。這場鬥爭的力量從一開始就嚴重不對稱。資本家擁有生產資料、資本、時間去等待；工人甚麼都沒有，只有自己的勞動力，而勞動力一旦不出售，他與家人就會餓死。在這種結構性的不對稱之下，工資的決定機制看似是「市場議價」，實則是強者對弱者的條件設定。馬克思在手稿〈工資〉一節中尖銳地總結：

工人在資本家獲利時不一定獲利，但在資本家失利時必定一同失利。[9]

這句話今天讀來仍然刀刀見骨。當公司業績飆升、股價翻番時，員工的薪酬未必同步增長；當公司虧損、被併購、被裁撤時，員工卻往往是第一個被犧牲的群體。

更深一層的問題是：在資本主義之中，工人本身已經淪為一種商品。馬克思指出：

對人的需求，正如對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樣，調節著人的生產。如果供給遠遠超過需求，那麼一部分工人就淪為乞丐或陷入飢餓。[10]

這幾句話需要慢慢咀嚼。它的意思是：在勞動力市場上，人退化為供需的對象，喪失了目的的地位。當市場需要工人時，工人才有存在的位置；當市場不需要時，工人就被拋棄。馬克思並援引亞當·史密斯的判斷加以延伸：依史密斯之見，正常工資的水平只是「合乎一般人道」之最低限度——而馬克思將這「最低限度」進一步詮釋為「即一種獸性般的生存」[11]。一個社會根據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調節著人的「生產」。這「生產」不只指人口繁衍，也指人才培養、教育投資、移民引進等一切製造可用勞動力的機制。當高科技產業興起時，社會就「生產」工程師；當金融業擴張時，社會就「生產」分析師；當某行業被淘汰時，原本「被生產」出來的工人就成了多餘人。

我在課堂上引用過兩則新聞，可以把這抽象的批判帶到香港的具體現實之中。一則是二○一三年的洗碗工短缺：某餐館招聘洗碗工，外判時薪達到五十三點八元，比當時的法定最低工資三十元高出八成[12]。乍看之下，這是工人議價力量提升的好消息。仔細看，這位洗碗工每月須工作三十一日、每天十二小時，幾乎沒有休假，沒有人格生活的空間。表面上工資略高，實際上是另一種形式的剝削：用較高的時薪，徹底壓榨工人的身體與時間。另一則更為苦澀：以同期教資會的統計觀察，二○一二年大學畢業生的初入職月薪中位數，較一九九七年水平不僅未有增長，甚至略見倒退[13]。換言之，香港的大學教育在二十年間擴張了好幾倍，年輕人的勞動報酬卻在實質上倒退。這正應了馬克思的判斷：勞動力作為商品，其價格由供需決定，與人的尊嚴無關。

技術、自動化與「人的可拋棄性」

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已經預見了這個問題的擴大版本。他指出，對於資本家而言，「節省勞動的創新」是利潤的關鍵。每一項節省勞動的技術發明，都意味著用更少的工人完成更多的產出，從而提升資本家的利潤率。十九世紀的紡織機、蒸汽機如此，二十世紀的流水線、自動化機械如此，二十一世紀的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學習更是如此。手稿中已有此判斷的雛形：當資本積累時，

工人愈來愈完全依賴於勞動，依賴於一種特殊的、極其片面的、機械式的勞動。他既在精神上又在肉體上被貶抑為機器的處境，由人變成了一種抽象的活動和一個肚皮。[14]

讀本將其放在「工資的鬥爭」一節之中，作為對工人境況之尖銳描繪。我們今天走進機場，幾乎看不到傳統的櫃檯職員了，自助辦理登機手續機替代了大部分服務人員。我們去餐廳，平板點餐取代了侍應；進銀行，自動櫃員機與手機應用程式取代了櫃員。下一波，是無人駕駛、是醫療診斷的 AI 替代、是法律文書與基本程式編寫的自動化。

當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力不斷削減對人類勞動的需要時，那些被削減掉的工人怎麼辦？他們並未真正消失，而是淪為「過剩人口」、「結構性失業者」，在福利體系的邊緣勉強維生。馬克思這個診斷的力度，在二十一世紀的人工智能時代恐怕只會愈來愈尖銳。

三、人的本質與勞動：類存在的哲學意涵

甚麼樣的生活才配得上人的本質？

《手稿》中最具哲學深度的部分，是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反思。他追問：怎樣的生活才稱得上是真正屬於人的生活？這個問題乍看與政治經濟學無關，其實是整本手稿的軸心。唯有先確立一個關於人的本質的判準，我們才能評斷現存的勞動條件究竟是「人性的」還是「非人性的」。

馬克思這裡的思路深受費爾巴哈影響，又對費爾巴哈作了重要的修正。費爾巴哈說，人是「類存在」（德文 Gattungswesen，英譯 species-being），意思是人能夠把自身所屬的「類」當作思考的對象，從而對自身的處境有自覺[15]。動物只是個別地存在，不會反思「狼這個物種是甚麼」；人則能夠思考「人是甚麼」。費爾巴哈認為這就是人的特殊性所在。馬克思接受了這個基本框架，又補充了一個關鍵的維度：人之所以為人，除了思考的能力之外，更在於勞動的能力。馬克思在手稿中寫道：

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會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這種活動。而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識的對象。[16]

唯其如此，人才是類存在。換言之，人通過自由的、有意識的、創造性的生產活動，把自己的本質對象化在世界之中。一個工匠製作一張椅子，那張椅子凝結著他的構思、他的技藝、他的審美、他的生命力。透過勞動產品，人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記，世界也因此成為人的世界。

動物功能與人類功能的顛倒

馬克思接著作了一個令人驚心的觀察。在資本主義的勞動條件之下，這個高貴的人類學圖像被徹底顛倒。他在手稿中寫道：

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人（工人）只有在執行其動物機能，亦即吃、喝、生殖，至多包括居住與裝飾的時候，才感到自己是自由活動的；而在執行其人類機能時，卻覺得自己只是動物。動物變成了人的，人的卻變成了動物的。[17]

這段話極為深刻。在資本主義的工廠之中，工人在工作時感受不到自己是人，只有在下班、回家、吃飯、睡覺、與家人相處時，才感到自己活著。本來應該最能體現人之為人的活動，亦即創造性的勞動，反過來成了最像動物般機械重複的時刻。在常理之中，工作應該是人實現自我的場所，是「人的家」；如今工作反成了異鄉。在常理之中，吃喝拉撒只是動物層次的維生活動；如今這些反而成了人少數能感受到自由的時刻。這個顛倒便是異化的最深刻表現。當人連在自己的本質性活動中都感到陌生，人這個物種便處於一種根本性的自我背離之中。

自由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

那麼怎樣的勞動才符合人的本質？馬克思的回答是：自由的、有意識的、發揮多面才能的生產活動。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與恩格斯描繪了一幅著名的圖景，來形象化這種理想：

在共產主義社會裡……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18]

這段話常常被當作烏托邦的浪漫想像，甚至被人嘲諷為業餘哲學家的空想。它表達的核心洞見並不浪漫，而是極為深刻：人之所以為人，正在於人的潛能是多面的、開放的、不可被任何單一職能所窮盡的。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鎖死在「打字員」、「程式員」、「會計師」、「司機」這個身份裡，從生到死只做這一件事，便是對人的本質的根本扼殺。馬克思並未要求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每個人都得學會打獵與捕魚，他真正主張的是：社會應當提供足夠的條件，讓人可以隨自己的興趣、能力、機遇，去發展自身多重的潛能，不必被某一個謀生的工種完全定義。

這個理想在馬克思那個時代或許聽起來遙不可及。若我們審視今日的所謂「斜槓青年」、「跨界工作者」、「終身學習者」這類概念，會發現馬克思的人類學理想其實悄悄地以變形的方式重現。問題在於，這種多面發展目前仍然是少數有資源、有時間、有資本的人才能享受的特權，絕大多數工人仍然被釘死在單調的崗位上，重複著同一套動作，直到退休或失業。

（待續）

註:

[1]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第一章開卷句：「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中譯依中央編譯局譯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

[2]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一條（一八四五）。原文 Die Philosophen haben die Welt nur verschieden interpretiert, es kömmt drauf an, sie zu verändern。倫敦海格特公墓墓碑現存形式立於一九五六年，由 Laurence Bradshaw 設計，刻有兩句馬克思銘文：一為《共產黨宣言》末句的英譯 “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直譯「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宣言》德文原作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另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為〈提綱〉第十一條。本講為與墓碑英譯一致，採「勞動者」之譯。

[3]馬克思對其法國女婿拉法格（Paul Lafargue）所說之語，原句為法文：「Ce qu’il y a de certain c’est que moi, 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所確知的是，我自己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並非馬克思親筆書信，而是恩格斯事後轉述。權威出處為恩格斯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二至三日致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信，後於一八九〇年八月五日致施密特（Conrad Schmidt）信中重申其意。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譯本相應卷次。

[4]《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原為三冊筆記，馬克思生前未刊行。一九三二年由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梁贊諾夫（David Riazanov）團隊整理，先後在莫斯科與柏林出版（前者收入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3 卷），距寫作時間已近九十年。本講所用英譯為 T. B. Bottomore (trans.), Early Writing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亦即《與人文對話》讀本（頁四三五至四四八）所採之譯本；中文對照採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二）。

[5]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在《保衛馬克思》（Pour Marx，一九六五）中提出「認識論斷裂」（coupure épistémologique）說，主張一八四五年前後馬克思的思想出現質變，前期人本主義為意識形態，後期為科學。法蘭克福學派的弗洛姆（Erich Fromm）、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則持連續說。本講作者傾向後者立場。

[6]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全書之主旨可在導論中見：作者並非要為馬克思的所有處方背書，而是要強調其診斷之尖銳性在後冷戰時代仍未失效。本講之引語為作者對 Eagleton 之概括式中譯。

[7]資本主義以「投入金錢以製造更多金錢」為運動公式，後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發展為 G–W–G′ 公式：貨幣（Geld）—商品（Ware）—增殖了的貨幣（Geld′）。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央編譯局譯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頁一七二以下。

[8]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金錢〉一節，廣泛援引莎士比亞《雅典的泰門》與歌德《浮士德》中的詩句。Bottomore 英譯本對應段落見 Early Writings (1964), pp. 189–194；課程讀本未收此節。

[9]課程讀本《與人文對話》第一版，二〇一一，頁四三六，第七段：「The worker does not necessarily gain when the capitalist gains, but he necessarily loses with him.」中譯為本講作者所譯。原英譯出自 T. B. Bottomore in Early Writings (1964)。

[10]讀本頁436，第4段：中譯為作者所譯。

[11]讀本頁435-436，第3段。須注意：「a bestial existence」（獸性般的生存）一語並非斯密原文，而是馬克思對斯密的闡釋性歸結；斯密在《國富論》第一卷第八章原文僅作 “the lowest rat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common humanity”。馬克思藉此將斯密的工資下限分析推進為對資本主義之哲學批判。

[12]《蘋果日報》2013年10月20日報導〈天廚菜館外判洗碗工 月薪20000元〉。樊小姐受訪原文：「畀多幾千蚊都要，起碼我唔使擔心員工休息又要搵人頂。」依其工時計算（每月31日、每天12小時），時薪達53.8元，較當時法定最低工資30元高百分之八十。

[13]2012年香港大學畢業生初入職月薪中位數約13100元，1997年的水平（約15000元）有所下跌；參新青年論壇《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2013、2018）。當年《蘋果日報》及多家媒體曾以「大學畢業生不馨香」為題作專題報導，並引教資會（UGC）統計資料說明文科畢業生境況尤為窘迫。

[14]讀本頁437-438，第14段；此段位於〈工資的鬥爭〉一節中，對工人在分工與資本積累條件下之精神與肉體雙重貶抑作了集中描繪。

[15]「類存在」（德文 Gattungswesen，英譯 species-being）一語源自費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一八四一），意謂能將自身所屬之「類」當作思考對象之存有者。馬克思在《手稿》中接受其框架，又補入勞動維度，使類本質同時是思考的與生產的。讀本頁443-445。

[16]讀本頁444-445，第46至47段。

[17]讀本頁443，第39段。

[18]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章〈費爾巴哈〉。中譯依中央編譯局譯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二），頁三七。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