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的我走就了，正如我輕輕的來」。來劍橋怎會不瘋狂朗誦徐志摩這首〈再別康橋〉？他再別，我再來——但已事隔廿年。

今次旅程更有人情味。太太有三個學生在劍橋就學，分別在不同書院，我們就可借機進去一探精英學子的讀書生活。在香港教書本是好的，不只是薪金，而是你學生會變成你的朋友。而在英國，若跟學生做朋友則因為「safeguarding」的緣故，還是保持距離較好一點。

我特別要提基督書院（Christ’s College），因為有演化論學者達爾文作為星級校友！書院也有資料板講述這位校友，更點出達爾文家族不少人物都與學院有關連（不過其實維多利亞時代上流家庭「父子同校同院」並不罕見）。

學院大廳中也掛有達爾文肖像，是畫家華特‧威廉‧歐萊斯（Walter William Ouless，1848–1933）於1883年畫作的複製品，是1875年達爾文家族委託繪製並作為生日禮物送給達爾文的。達爾文曾打趣說這幅肖像讓他看起來像「一隻非常莊嚴、敏銳又憂鬱的老狗」。順便一提，偉大的自然神學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1743–1885），其肖像在大廳中與達爾文的肖像遙遙相對，掛在大廳南窗的彩繪玻璃中。佩利是以理性捍衞基督教，曾提出著名的設計論證。筆者就想，這位演化之父跟基督宗教之關係，是註定衝突的嗎？

達爾文的大學生活

其實達爾文的父親一直希望他走教會道路，而達爾文對此並不完全反感，原因是他有追求科學興趣所需的自由與閒暇。也許如此，達爾文的大學本科時期成績並不特別好，他多與騎獵社交圈消磨時間。不過玩物未必喪志，在基督學院期間，達爾文成為狂熱的甲蟲收藏者，還訂製了一個六抽屜的標本櫃來收藏他的標本。他也用上十八世紀的藝術版畫裝飾房間，還熱愛射擊。似乎，他對世界充滿興趣。

談談他的射擊趣事。在劍橋，他常在鏡子前練習把槍迅速舉到肩上，觀察自己是否動作筆直。他也會請朋友揮動一支點燃的蠟燭，以便他在裝上底火的情況下練習射擊：若瞄準正確，氣流會把蠟燭吹熄。

路易士一直覺得，那些傑出的英國人都是有超乎常人的耐性。當學院生活結束時，達爾文曾出現抑鬱，但他戲稱這是大自然的美妙安排。他也曾說：「我對劍橋這個母校既愛又恨，我對它作為教育場所深感厭惡，但仍懷有許多愉快回憶。」

有如現在Z世代畢業生一樣，他不願進入所謂「現實世界」；他加入小獵犬號（Beagle）航行，可說是現代人「先去旅行再搵工」異曲同工。

尋我們是誰的冒險家

說回他的宗教信仰吧。1851年，達爾文10歲女兒 Annie 不幸去世，根本地動搖了他的信仰，他不再上教堂，即使妻子與子女仍然持續參與教會活動。達爾文的態度也非一刀切，他仍支持教會及其活動，並繼續參與地方學校委員會，關注教堂風琴事務，並終其一生資助南美傳教會（South American Missionary Society），達爾文亦努力維護教會在社區中的地位。

但1859年《物種起源》出版後，達爾文的理論在宗教界引起強烈反應。要我們用理性相信人類是上帝照自己的樣子創造，似乎很困難——只能訴諸信仰（faith）了。

我理解的達爾文是一個冒險家，出版《物種起源》後則帶領全人類來一場更大的冒險，找尋我們是誰，我們會變成怎樣的答案。而在基督學院也有達爾文年輕時期的雕像，我也有跟雕像「打打卡」。

與一般人對達爾文「年老、蓄鬍」的形象不同，這座雕塑描繪的是1831年5月那個22歲的達爾文，這也是他在基督學院最後一年。雕像手中拿著一本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個人敘述》（Personal Narrative），這本書激發了達爾文前往遠方旅行、觀察地質與自然史的渴望。而在他外套衣擺的下方，則藏有他在基督學院時期閱讀的書籍，包括威廉‧佩利的《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約翰‧赫歇爾（John Herschel）的《自然哲學初論》（Preliminary Discourse on Natural Philosophy）和詹姆斯‧史蒂芬斯（James Stephens）的《英國昆蟲圖誌》（Illustrations of British Entomology）。有空間給學生從甲蟲看出一個世界，我想這就是英國書院了不起的地方。

來到英國的香港學生，又會在此地作什麼探險呢？

 

▌［英史補習班］作者簡介

路易士老師，移英港人。在港教通識，現於英國公立學校教歷史和地理。閒時愛讀書和遊山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