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到1980年，我就讀於香港大學哲學系。過去幾個月，當時學糸中教導我們的一些老師相繼辭世。讀了同窗余錦波對老師的悼念文章，勾起我對當年承教經驗的一些反省。現在回想起來，發覺對自己實在是终身受用。

撫心自問，我在香港大學就讀學士課程的三年，並沒有認真讀書。

記得大學一年級時上頭一堂哲學課，老師 Mr. Griffiths （格里菲斯） 開宗明義的對我們說，哲學思考最重要是學習dialogue （對話），lecture （講課）式由老師單向講授的溝通是不理想的學習模式。他認為學生如果有更有意義的事情去做，或懂得自己學習，不上這些大課也無妨。

老師這樣說，其用心當然是要我們向好的學習模式學習，但這卻成為了我當時不去上課的藉口。那時是1970年代香港學生運動火紅年代的後期，我和運動的活躍同學一樣，把大部分時間放在學生會的「放、認、關、爭」（即：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的活動中，只是花最低度的時間在功課學業上。但即便如此，我在香港大學哲學系的承教經驗，還是讓我深受啟發。這經驗協助我建立個人的自主意識，明白到自由的人文精神對人之所以為人、對文明的發展，真是至為重要。

求學，學甚麼？

英國Eton （伊頓）公學校長William Cory（科里）曾經說過：「你到一家了不起的學校，最重要的就是學會自我認識。」要認識自我，便得既要有自我，同時也要學好認識的過程和要求。正是通過這過程和有關要求，主體的自我才得以逐漸確立。

Cory認為，求學，不光是要取得知識，因為一般人大多能記取到相當份量的資料和知識。對他來說，求學，主要是在面對批評的挑戰下，磨練心智的認識。科里說：「到一家優秀的學府，是去學習藝能和習慣。學習專注的習慣，表達的藝術；學習短時間內，把握好新的知識立場；學習很快理解到他人的思想，養成接受自己的立場被責難和否證的習慣，同時懂得有分寸地表示同意或異議。學習同時是要學會就是毫釐之差，也能準確分辨出來，並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可能範圍裡能達致的成果。學習就是學會有品味，分清優劣，既保持清醒頭腦，心智上又能勇而不懼。」（引文來自 Michael Oakeshott 奧克肖特“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詩在人類交談中的聲音〉）

儘管香港大學哲學系和伊頓公學沒有關係，但我 1977-1980年在哲學系的學習經驗，使我對Cory那番話，大感共鳴。

那時，哲學系是個細小的部門，老師好像就只有六、七個，全部都是英國學者。他們大概不是頂尖哲人，但在其專注的學術範疇內，個個都稱職，對相關學科的傳世經典和最新有份量的文獻都很熟悉，並且擁有自己的見解和有理據的立論。

這小小的學系有個優良傳統，就是在學期進行時，每週都舉行自由參加的討論會，由老師或研究生輪流宣讀論文，然後大家一起去討論其內容論據等。我後來聽說，這傳統一直保持至 Dr. Goldstein （戈爾茨坦）2005年退休後才終止。

老師們之間的觀點和立場並不相同，有時更會公開辯論。有段時間 Goldstein和 Professor Moore （摩亞）便就著一些課題，在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南華早報》） 上分別發文，互相詰難。爭議的課題我已不記得了，但作為學生的，便學習到思考重視的並非意見一致，而是得努力把問題和有關概念釐清，並從有理有據的對話、詰問、辨識中，尋求最經得起考驗的論據。記得教授我們政治哲學的 Mr. Fisher （費雪）說，他在英國時是 Gilbert Ryle （賴爾）的學生，認為清晰的概念，是哲學思考不可或缺的。他上課時多穿著T恤牛仔褲拖鞋，遇上複雜或艱深的課題時，他會在課室內來回踱步低頭沉思，這讓我想到 Wittgenstein （維根斯坦）在深夜思考到哲學難題時，跑去 Russell （羅素）家中，在他的大廳不發一言來回踱步沉思的景况。

從具體而根本的問題出發

在我修讀的哲學課中，系內學習的方式和風格，現在回想起來，是有以下幾個重點的。

首先，老師們授課或進行討論時，多是從具體而根本的問題出發。例如在知識論的課程中，開宗明義的一個問題，很可能就是：「我們是如何真的知道的呢？」

接著，從探索這問題出發，老師會引導我們去認識對這問題的各種不同但同樣是經典——也就是受得起時間考驗，到今天還是最有份量和相關——的回應。

例如，以心物二元為前提的經驗論者，認為要把求知的主體和被認識的對象截然區分開來。於是，對他們來說，回答這問題的關鍵，便是主體的認識和所知，如何真的反映或把握住那客觀存在的、被認知的對象的真實。但是，不認為心物最後是二元的唯心論或唯物論，卻會發展出完全不同的思考。前者認為所謂反映和把握住那客觀存在的、被認知的對象的真實，說到底還得依賴認知的心靈主體去進行。因此，問題的重點反而是，心靈主體如何才能內在並整全地，尋得認識上最連貫、通透的認知模式。至於唯物論者，他們指出，認知主體的視野和前提，不是憑空抽象地爆出來的，而是受其身處的種種外在的客觀條件和規律影響甚至決定。所以，怎樣發現、展示和掌握這些外在的條件和規律，對他們來說，才是最重要。

從面對批評到自我認識

再者，在這學習過程中，老師要我們直接閱讀有關課題的經典文獻，並特別重視導修課同學的論文表述，以及由此引起的討論。在論文表述及其後的討論中，不管我們採納了哪一種觀點立論，包括是老師自己或經典大師的觀點立論，老師都會採取批判的角度，挑戰我們各人的主張，迫使我們進一步澄清或提出更強的論據，捍衛及改善自己的立場，否則便得另覓蹊徑，重新探索自身對有關問題的理解和再建立自己的看法。

Cory說，求學，主要是在面對批評的挑戰下，磨練心智的認識。在哲學糸的學習讓我第一手接觸到這經驗。

從具體而根本的問題出發，我們在學習如何有焦點地作出清晰和尋根究底的思考。以經典為參照本，是要求我們向文明目前達致的最高標準學習並作出回應，以建立自己的看法。在這情况下，我們面對到的批評和挑戰，往往是最有力又難以一筆勾銷的。著重導修的討論，不斷學習努力聆聽，不怕批評，同時又得嘗試清楚發展自身能站得住腳的觀點。這樣的「自我認識」的學習，意味著人是應該努力通過認識這個世界，以建立自身的主體自覺和觀點。其中最經得起考驗的探索方法，是要我們站在文明巨人的肩膀上，了解世界和接受批評，並和一同學習的人互相詰難討論，認為個人觀點的建立，得向文明最好的標準作參照、補充、甚至超越。個人觀點的建立，離不開學友間相互批評和開放辨解的討論中發展出來，當中不能唯我獨尊，更須不卑不亢地「既保持清醒頭腦，心智上又能勇而不懼。」

這種建立「認識自我」的個人主體性，尊重和承傳文明那和而不同的多元成果，強調自由開放的批評討論和學習，以建立自己的觀點，大概很難用直接的方式，展示是怎樣促使戰後的香港逐步變得自由、包容、充滿自我的性格和創意。但這種學習精神，就其風格和特色說來，顯然是和人文博雅教育以及自由思想很是一致，也是開放社會的基石。

香港大學哲學系的教育讓我發現自我。通過學習經典，從批評詰問中，鍛鍊自主的心智思想，嘗試建立站得住腳的個人觀點，進入人文教育的殿堂，站在文明巨人的肩膀上認識世界，提醒自己要開放心靈，謙卑地認識人之所以為人光輝之處。就個體而言，這是人自主性的建立。從推己及人的層面看，是自由文明社會基點的確立。在殖民地大學有此學習經驗和反思，許是始料不及。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