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看不見的手：自利如何促成公益

亞當·史密斯最被引用的概念當屬「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許多人以為這個比喻在《國富論》裏反覆出現，其實不然，它在全書七十餘萬字裏只出現過一次，而這一次出現在第四卷第二章一個關鍵位置：

「每個個體……一般來說，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促進了多少。他偏好支持本國工業而非外國工業，只是出於自身的安全考量；他指導本國工業以求產品價值最大，只是為了自己的收益；他在這件事上，如同在許多其他事上一樣，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去促成一個本不在他意圖之內的目標。社會並不一定因為這個目標不在他意圖中，就受到較少的好處。透過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往往比真正打算促進社會利益的人，更有效地促進了社會利益。我從未聽說那些自稱為公共利益做生意的人，做出多少好事。」[1]

這段話解釋了一個古老的悖論：為甚麼一個沒有總設計師的社會，可以運轉得如此有條理？中世紀的歐洲人會說，因為上帝在背後安排；近代以前的中國儒家會說，因為聖王制禮作樂；亞當·史密斯的回答，則是市場本身有一種自我調節的機制。價格作為訊號，引導資源流向最被需要的地方；競爭作為紀律，逼使低效者退出、高效者擴張；自利作為動力，使人不必依賴別人的善心也能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看不見的手」由此包含兩個分量相當的元素：自愛（self-love）與競爭（competition）。自愛是推動每個人辛勤工作、思考、創新的內在動力，但僅僅自愛本身並不會自動帶來社會和諧；一個人賣假藥、賣劣質食品，也是出於自愛。所以競爭不可或缺：在自由市場上，自利者不止一個，他們彼此競爭。買家有選擇，賣家就必須提供更好的產品、更低的價格、更周到的服務；否則買家會走向他的競爭對手。一條街上不會只有一家賣電腦的店，香港的街市裏也不會只有一檔賣魚的；正是這種多樣的並存，逼使每一檔做出更好的東西。

六、看不見的手不總是溫柔的：亞當·史密斯的另一面

亞當·史密斯這套理論在現代世界發揚光大。海耶克（Friedrich Hayek）、佛利民等二十世紀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把「看不見的手」舉為反對政府干預、反對計劃經濟的旗幟；從戴卓爾夫人的英國到雷根的美國，從九十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到香港長期以「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自詡，這套思想塑造了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然而，把亞當·史密斯簡化為「市場萬能論」，是對他極大的誤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鄭重寫過：「想把史密斯看成純粹資本主義的鼓吹者，把他理解為主張完全依賴純粹追逐利潤的市場機制，這種努力是徹底的誤解。」[2] 沈恩這句話值得每一個讀《國富論》的人記在心上。

（一）勞工的工資

亞當·史密斯本人對純粹的市場有兩種重要保留。第一個保留，是關於工資與勞動者的處境。他在《國富論》第一卷第八章寫：

「一個人必須靠他的工作活下去，他的工資至少要足夠維持他自己。在大多數場合下，工資甚至應該稍多一些；否則，他就無法養家活口，工人這個族群就無法繁衍下去。」[3]

勞工的工資有一個道德與生物學上的下限。光是讓他「活著」並不夠，還必須夠他組織家庭、養育子女。這已經暗含某種「最低工資」的概念。亞當·史密斯並沒有把工資完全交給市場，他知道在資方與勞方議價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市場可能把工資壓到不人道的水平。

不妨拿幾個對比想想這件事。香港一名清潔工的月薪在七千多港元，洗碗工約八千多港元；同一時期，英國足球員朗尼（Wayne Rooney）的周薪是三十萬英鎊，折合月薪超過一千四百萬港元，相當於兩千個香港清潔工的工資。再比一比李嘉誠，他當年位列福布斯富豪榜第二十位、身家三百一十億美元；朗尼若想憑踢球賺到這個數，得踢一千三百多年。差距為何如此懸殊？簡單的答案是：朗尼憑自己一個人之力踢球，他的時間是有限的；而李嘉誠擁有的是一張龐大的企業網絡，包括地產、零售、電力、港口、電訊。每天千千萬萬人使用他的服務時，都在支付極小的金額，匯聚起來就成為龐大的現金流。資本主義的核心邏輯，正是讓資本（capital）取代勞動（labour），成為財富累積的主要槓桿。這個邏輯本身並非惡的，它解釋了為何現代社會能創造前所未有的財富；但它也帶來一個結構性的後果：財富會自動地、加速地向資本所有者集中。如果沒有稅收、福利、勞動法、最低工資、教育補助等制度性對沖，貧富差距就會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

（二）樓價與「低增值」之說

再以香港樓市為例。二〇一一年，有一位投行的研究主管出來說，根據「數字分析」，香港樓價依然健康，還會在兩年內再升百分之三十三。他甚至補充：「低增值人士」應該離開香港，以騰出空間讓「高增值人士」進來[4]。這話一出，激起不少憤慨。但仔細看，它完全符合一種把市場邏輯推到極致的思維：把人按照他能在市場上「換到」多少價值來分等，凡是換不到高價值的，就應該被市場「優化」掉。如果亞當·史密斯聽到這番話，他會覺得不舒服。在《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之間，他始終堅持一個底線：經濟是為了人的，人不是為了經濟。一個社會的繁榮，不能光看 GDP 數字，還要看最低層的人能否體面地活下去、能否養家、能否讓子女得到教育。當「低增值人士離開」這種話被當作政策建議，當清潔工的工資維持在掙扎於生存線上時，當公屋輪候名單上的家庭一住就是十幾年劏房時，我們應該認真問：這個被讚為「最自由」的經濟體系，究竟自由了甚麼、為了誰？

七、政府的角色：小，但並非無

亞當·史密斯被視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思想的鼻祖。但若仔細讀《國富論》第五卷，他對政府的看法絕不是「政府甚麼都不要做」。他明確列出主權者的三項基本職責[5]：第一，保護社會免於外來暴力與侵略，即國防；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中每一個成員，免遭其他成員的不正義或壓迫，即司法、警察、法律；第三，興辦並維持某些公共工程與公共機構，這些工程與機構對整個社會極為有益，但對任何個人或小群體而言，其利潤都不足以補償其支出，即公共建設與公共服務。第三項職責尤其值得注意。亞當·史密斯明確支持以公共經費維持道路、橋樑、運河、港口，以及最關鍵的一項：基礎教育。所謂「夜警國家」（night-watchman state），即只負責保衛邊界與街道的最小政府，並非亞當·史密斯本人的主張，只是後人對他的簡化。

更深一層，亞當·史密斯還主張政府應該防範壟斷、規範銀行、徵收累進稅。他寫：「不平等的稅是不公的；有錢人應當為公共開支貢獻得不止與其收入成比例，而是稍多一些」[6]。這句話放到今日的政治光譜上聽起來像是某種「左派」言論，但它出自《國富論》本人。可見亞當·史密斯不容易被任何當代政治標籤輕易收編。他的立場可以這樣總結：相信市場的活力，也警惕市場的失靈；主張小政府，但承認政府不可或缺；歡迎自利，但不忘人類本性中那份對他人命運的同情。

值得補充的是，亞當·史密斯對商人這個階級其實有相當不信任的觀察。他在《國富論》第一卷末尾留下一段擲地有聲的話：來自這個階級的任何新法律或商業規例的提案，都應該以最謹慎的態度對待，並且只能在經過長期、仔細審查之後採納；因為這些提案來自一個其利益從來不會與公眾利益完全一致、甚至常常與公眾利益對立的階級[7]。這幾句話可以說是對「捕獲性監管」（regulatory capture）、對「政治獻金扭曲立法」、對「行業遊說集團」的最早期、最尖銳的批評。當代許多受亞當·史密斯旗號之名而行壟斷之實的勢力，如果認真讀過這幾頁，大概會覺得不太自在。所以說，讀亞當·史密斯一定要讀全本，不能只挑出「看不見的手」那幾行字反覆引用，然後用它來合理化一切的市場結果。

八、二百五十年後重讀《國富論》

亞當·史密斯寫《國富論》的時代，英國工業革命剛起步，世界人口不到十億，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約280 ppm。他無法預見今日的世界：八十億人、地球資源緊繃、海洋塑膠、氣候變遷、人工智慧、跨國金融。但他奠定的那套思考框架，即分工、交換、自利、看不見的手、競爭、政府的有限角色，仍然構成現代人理解經濟世界的基本工具。我們重讀《國富論》，並非要把它當作教條；要學的，是史密斯那種既看見市場奇蹟、也看見市場代價的雙重視野。

市場的奇蹟，在當代世界已經見得太多。曾經奢侈如電話、汽車、抗生素、機票，如今普及到全球大半人口；以前要靠王公貴族贊助才能流通的書籍、音樂、繪畫，今日透過網絡幾秒之內傳遞到地球任何角落。然而市場的代價，這些年也變得難以忽視。氣候變遷是最大的代價之一：當每一棵砍下的樹、燒掉的油、排出的二氧化碳，在市場裏都被計入「價值創造」，而其外部成本（externalities），即下一代要承受的乾旱、洪水、森林大火、生物滅絕，不被計價，看不見的手就會引導我們走向集體的災難。另一個代價是社會撕裂。皮凱提 （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以大量數據指出，過去四十年西方國家的貧富差距已經回到一八九〇年代的水平。我們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民粹主義浪潮、極右政黨的抬頭，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撕裂的政治表現。

還有一層代價，我想特別提一下，是它對人的內在生活的塑造。當「人是商人」這句話成為社會的主流邏輯，每一個關係都被金錢化，朋友變成「人脈」、家人變成「資產」、休閒變成「自我投資」，我們是否失去了甚麼？亞當·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裏寫過一段令人深思的話：當我們把目光「從自己自然的位置移開」、「從遠處」看自己，試著「以他人的眼睛看自己」，我們才能形成真正的道德判斷。這需要一種距離，一種反省，一種不被自利完全俘獲的能力。今天的我們，在無休止的競爭、消費、KPI、流量裏，還有沒有這種距離？如果連反省的距離都失去了，經濟自由再大，我們可能仍然不自由；這裏的不自由，在於無法看清自己究竟在做甚麼。

九、經濟自由與其他自由

最後想回到香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長期以「經濟自由度世界第一」為傲。自一九九五年以來，連續二十五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這個排名意味著：在香港做生意自由、設立公司自由、跨境匯款自由、進口出口自由、僱人解僱自由。經濟自由曾是香港這座城市最重要的招牌之一。但近年情況變了。新加坡超越香港成為第一；翌年，連這個排名榜本身也把香港從原本的類別中除名，理由是「香港的經濟政策已不能與中國的政策清晰區分」[8]。經濟自由的退場並不是孤立的事件，它與另一些自由的退場同時發生：集會自由、新聞自由、學術自由、言論自由，這些自由在過去幾年同樣經歷了急遽的萎縮。看似屬於不同領域，實際上深深相連。

亞當·史密斯當年寫《國富論》時，英國正處於一個獨特的歷史窗口：有限的君權、初步的議會、新教倫理、普通法傳統、剛剛萌發的言論自由。這些政治與制度條件共同構成了經濟自由生長的土壤。沒有這些政治條件，光有經濟自由是站不住的；因為經濟自由背後需要穩固的產權保障，需要可預期的法律，需要可信的合約，需要獨立的司法，需要不受權力任意干預的市場。一旦這些前提開始動搖，經濟自由也很快會跟著動搖。

一個無法批評政府的社會，終究無法建立真正獨立的監管、真正透明的市場、真正公平的競爭；一個學者必須自我審查的社會，終究無法產出真正創新的知識，也無法為長期的經濟競爭力提供基礎。今日香港學術自由排名跌到全球倒數，跟一些受戰亂影響的非洲國家相若；對曾經被譽為「亞洲華爾街」的城市，這是個沉重的警號。

結語：在自利與同情之間

我們從紐約華爾街那頭銅牛的圖像開始，經過一七七六年的雙重革命、亞當·史密斯的生平、製針工廠的小寓言、麵包師的自利、看不見的手、沈恩的批評、香港樓市的弔詭、政府的三項職責，一直走到當代世界經濟自由的退潮。這趟旅程的用意並不是要把亞當·史密斯包裝成一個完美無誤的先知。他不是。他是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哲學家，他的著作裏有時代的偏見、有未盡的論述、也有後人在發展中容易被簡化的地方。

但他留下的核心洞見，經得起二百五十年的考驗。第一，財富並非既定的數量，它來自分工、交換與創新的動態增長。第二，人類社會大規模合作的可能性不必建立在普遍利他之上，可以建立在自利與制度結構的相互兼容之上。第三，自利加上自由競爭可以形成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資源走向更有效的配置；但這隻手既不全能也不全善，它需要法律的約束、政府的補位、教育的支持、道德的浸潤。第四，經濟自由本身並非終極價值，人的尊嚴與幸福才是。市場是手段，目的在人。

亞當·史密斯自己晚年最看重的，並非《國富論》，反倒是《道德情操論》。他在去世前不久仍在修訂後者，反覆思考人類同情的本性、道德判斷的形成、公正旁觀者的角色。這個事實或可提醒我們：真正完整的亞當·史密斯，既包括《國富論》裏那位冷靜分析市場機制的經濟學家，也包括《道德情操論》裏那位沉思人類道德的哲學家。把兩者割裂，就割裂了亞當·史密斯本人；把市場與道德、自利與同情、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割裂，也就割裂了一個健全社會所需的整體圖景。

下星期我們將讀馬克思。馬克思對亞當·史密斯所建立的這套商業社會，提出了根本性的批判。他說，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下，工人勞動著卻被自己的勞動產品所異化 （alienated）：勞動本來是人實現自我的活動，卻變成了被資本驅使、外在於自我、令人厭倦的東西。馬克思的批判沉重而深刻，必須認真去面對。但讀馬克思之前先把亞當·史密斯讀清楚是必要的；只有真正了解他建構了甚麼，才能理解馬克思在拆解甚麼，也才能在兩者之間，形成自己的判斷。

聲明

本文據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香港中文大學 《與人文對話》講座錄音，經AI轉成文字，參考課堂講義、PowerPoint材料及The Wealth of Nation原典撰寫，然後由本人修訂。文章內容全部由我確定，文字確有AI輔助，特此聲明。

註:

[1]WN, IV.ii.9。「看不見的手」一語在《國富論》全書七十餘萬字中只出現一次，正在此節。Glasgow Edition Vol. I, p. 456。

[2]Amartya Sen, “Adam Smith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Erasmus Journal for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Vol. 3, Issue 1 (Spring 2010), pp. 50–67. Sen 同樣的論點見其 The Idea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第二章。

[3]WN, I.viii.15。教材頁433–434。

[4]王震宇言論見《蘋果日報》、《明報》等香港報章2011年1月25日相關報道。本段論述根據《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的整體精神回應。

[5]WN, V.i。Smith 將主權者(sovereign)三項基本職責於本章開篇即予列出，分別於 V.i.a（防衛）、V.i.b（司法）、V.i.c–f（公共工程與公共機構，包括基礎教育）詳論。

[6]WN, V.ii.e.6。「富者為公共開支貢獻不只應與其收入成比例，而應更高於此一比例」一句的原文：‘The rich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public expense, not only in proportion to their revenue, but something more than in that proportion.’

[7]WN, I.xi.p.10。最末段對商人階級提出新法案應「以最謹慎態度審視」的著名警告。引文 ‘any new law or regulation of commerce which comes from this order, ought always to be listened to with great precaution …’

[8]Heritage Foundation,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該機構於2021年將香港自榜單除名，理由是「香港的經濟政策已不能與中國的政策清楚區分」。香港在此之前曾連續二十五年位居全球第一。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