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3日早上，香港政府突然刊憲並即日實施對《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實施細則》）的多項修訂（下稱《修訂》）。是次修訂大幅擴張執法部門在調查國安案件時的權力與程序規範。其核心目的之一，顯然是為了將當局過去在法庭或執法過程中遇到的「法律阻礙」徹底移除。具體的修訂條文影響深遠，包括：

• 強制解密與閹割保密權：容許警方強制「指明人士」交出電子設備密碼（違者屬犯罪），並為「法律專業保密權」聲請引入極嚴苛的14天時限及「視為撤回」機制。
• 擴充扣押與轉移舉證責任：賦予海關在毋須拘捕下，扣押涉嫌具「煽動意圖」物品的權力；在嚴重國安案件中，將財產充公的舉證責任強行轉移至被告身上。
• 無限期限制離港：允許對受查人士無限次申請延長扣留旅遊證件，每次3個月。
• 剝奪刑事抗辯權：重塑「境外勢力代理人」定義並降低定性門檻，更明文褫奪被告在刑事審訊中挑戰警方通知書合法性的權利。
• 擴大網絡審查：授權政府要求科技平台移除經篡改，或由不同帳戶發布的相同違規訊息。

面對這些嚴重限制個人自由、顛覆基本法律權利的修訂，我們除了關注其對社會各界的影響與憂慮外，更必須嚴肅質問：為什麼一部如此嚴苛的《修訂》，可以橫空而出，由行政長官與「國安委」閉門制定，完全繞過立法會的正常審議、修訂及表決程序，在公布後直接成為人人必須遵守的法律？

必須指出，這種立法與實施法律的方式，縱使在現實中具有強制的法律效力，但其獲取效力的過程，與正常法治社會的立法原則背道而馳，更徹底違背了香港一直運行的立法慣例。

《實施細則》猶如沒有限制的「附屬法例」

在香港現行的法律框架下，行政機關在立法會訂立「主體條例」後，可以制定「附屬法例」（如規例、規則及附例等），但這通常僅限於處理技術性或行政操作的細節。即使當局獲授權在附屬法例內訂立罪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其罰則不可超過 5,000 港元的罰款及 6 個月的監禁。若要在法律中施加更重的刑罰，必須在主體法例中訂明賦權條文，並經過立法會三讀程序方可生效。

反觀這次當局竟以修訂《實施細則》為名，透過刊憲直接創設了全新的刑事罪行——個別罪行最高更可判監禁 3 年。《修訂》的條文大幅改變了既有的法律權利，如削弱免於自證入罪的權利、顛覆普通法下的法律專業保密權程序，更展示了當局在國安法的授權下，可以隨時在不經立法審議、缺乏公眾監督的情況下，無限擴張執法部門搜查、限制離境、扣押財產與審查資訊的權力，這樣的法律根本無法保障個人的自由與權利。

褫奪立法程序，議會監督淪為裝飾

在正常的法治社會中，任何涉及實質剝奪公民自由、設立新刑罰的法律，都應交由立法機關進行嚴謹審議。當局直接「造法」，實質上已將立法機關架空。立法機關的存在價值，不僅僅在於最終的舉手表決，更在於首讀、二讀、法案委員會的逐條審議，以及召開公聽會讓各界持份者集思廣益。這些都是構成符合法治的立法程序的基石。

《修訂》由國安機關閉門制定並即日生效，令立法過程中最重要的「公開辯論」、「民意授權」與「專業檢視」機制被徹底抽空。在「愛國者治港」的格局下，即便公眾對現今立法會的制衡能力及民意認受性不抱期望，但當局連走過場的審議程序也予以省免，無疑是連法治的表象也不願維持。

官方論述的矛盾與法治的暗夜

當局在解說《修訂》時，念茲在茲地強調政府沒有擴大權力，聲稱法例只為打擊「一小撮」危害國安的犯罪份子，並保證不影響一般市民與機構的正常運作。然而，從當局黑箱的立法過程，到極度寬泛、削減權利的實質條文，當局的行事正向世界宣告：香港的法治權力平衡已蕩然無存。在「國家安全」的宏大敘事下，社會各界只能毫無防備地落入新設的法律風險之中，香港法治環境的暗黑時光莫過於此。

現實或許令人感到黯淡無光，但當我們依然看到有人願意為了人權、法治與自由，勇敢面對牢獄之災的威脅時，我們縱使一時之間無法扭轉大局，亦必須銘記並堅持我們所相信的價值與信念。

▌香港人權資訊中心 Hong Kong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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