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無國界記者每年公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近年排名被歸類為「狀況艱難」等級。隨著《蘋果案》開審，記者被帶進法院、政府全速前進的廿三條立法，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工作越見險峻。

楊健興（Chris Yeung）是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來稿破土，從個人在業內40年的反思，道出留下來的新聞工作者，如何在已不認識的香港與自我審查這惡魔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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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024年，從事新聞工作已接近40年，由老牌「大報」《南華早報》、《信報》，轉而與傳媒朋友創立網媒《眾新聞》，一直沒有離開新聞業。《眾新聞》2022年 1月初停運後，個人三月底在Youtube設立「新聞點評」節目，每天繼續評論時事。前後快將共40年的新聞工作，後半部分以評論分析為主。

新聞涉及人和事、事實與觀點，往往真偽難辨、是非對錯不易分清楚，充滿矛盾、爭議。記者的角色和責任是報道事實、發掘真相，讓公眾知情，分析事件涉及的法理情，幫助公眾了解，自行判斷是非對錯。

與「惡魔」共存

過去不少港人認識的香港，無論是英殖民地管治期間及九七回歸後的一段長時間，雖然未有全面民主制度，但生活自由，法治及獨立司法制度保障人權自由，新聞採訪及評論自由度高。新聞工作待遇普遍不及其他專業，但從發掘真相、講真話得到的滿足感和市民的認同，無法以金錢替代。過去一段長時間，雖然傳媒行業經營日益困難，自由空間不斷收窄，仍有不少記者努力堅持，年輕人加入記者行列。

2020年7月，港區國安法生效實施，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環境面貌全非。危害國家安全、煽動罪「紅線」隨時飄近，社會瀰漫恐懼不安，自我審查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成為記者、編輯的「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對信奉新聞基本原則、堅持求真、講真話的記者，自我審查是惡魔，但眼前的選擇，一是放棄新聞工作，一是與「惡魔」共存、周旋，兩個選擇同樣艱難，我選擇了後者。

《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及一批前高層人員，被控違反國安法及煽動法。案件正式開審後，我在一月初到法院旁聽案件，在中段休息期間踫到一位參與辯護的大律師，他見面第一句是：「我以為你走咗（離開香港）！」過去兩年，在「新聞點評」節目的留言版上，亦間中有網民問，「你在香港嗎？」亦曾經因為工作忙碌、外遊等原因，一般在平日晚上播出的節目沒有出現，有網民留言查詢，「近兩天未見節目播出，祝願平安！」心裡往往泛起一分莫名的感嘆。

我當日沒有追問律師朋友為何誤以為我已經離開香港，相信原因並不複雜。國安法出台後，新聞自由度懸崖式下墜，獨立媒體聲音微弱，大批老、中、青新聞工作者移民，有政治評論員轉到海外較「安全」地方繼續評論，留港的選擇收聲、擱筆或被擱筆。離港變成常態，留港繼續敏感新聞工作是異數。

還可以評論嗎？

近40年在新聞崗位上報道香港，自以為較了解昨日的香港，會較明白今天發生的事情，較能估計明日的香港。惟香港近年出現的變化，政治制度、政府運作、官員做事方式、權力的運用與制衡、社會基本價值和原則，變得無從辨認、無法理解。舉一個例子，警方近年「抄牌」數字大幅增加，是反映「法家治港」？或庫房「欠水」？抑或同樣有關？一直感到是一個謎。不少日常事，似乎沒有人可以弄清楚是甚麼一回事。過去觀察香港變化累積的知識和經驗，在經歷大風暴後的香港，開始懷疑是否已不再適用。新聞分析從何入手？

「紅線」難以拿捏，風險無法評估，記者嘗試觸踫政治敏感議題，只有危，但看不見機會。走過近40年新聞工作，踫到不少不同年代入行的記者，因為一份正義感驅使，希望為民發聲、揭真相、講真話，逆風而行。自由環境遽變，新聞報道取向要配合主旋律，不能成為「雜音」，避免製造當權者不想挑起的社會話題。評論風險增加，批評聲音容易觸動掌權者神經，引發維穩者胡思亂想，一旦被點名，是惡夢的開始。還可以評論嗎？如何評論？

兩年前《眾新聞》宣布停運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我會否從此擱筆。當日之前，《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先後結束，評論人擱筆，我在記者會前準備了如何交代《眾新聞》的決定，沒有考慮個人的未來。浪濤洶湧，《眾新聞》只是一隻小船，也無法安然渡過，個人是否仍有空間，已無法想像，當時腦海一片空白，只憑直覺回答說，並不感到自己的新聞道路已走到盡頭。

《眾新聞》平台結束，新聞評論工作暫停，但新聞不會等待，每天仍有很多人和事需要記者記錄、分析評論。從沒有高估個人的影響力，更不期望能夠改變社會，只相信多一把聲音，比少一把聲音好，多一個記者，比少一個記者好。仍然是幾年前在《眾新聞》平台上寫下的一句話：能走多遠，便走多遠。

評論自由 事實神聖

業界常引用英國《衛報》著名報人C.P. Scott的一句名言，”Comment  is free, but facts are sacred”。以故《明報》創辦人查良鏞曾將它翻譯為「評論自由，事實神聖」。新聞必須基於事實，但同一樣的事實，也可以有不同觀點，同樣半杯水，有人認為是一半滿、也有人說是一半空，觀點不同，沒有對錯。

現實生活的新聞事實，並不一定是事實的全部，記者的責任是盡力查找真相、事實，如實真誠報道。基於事實，對各方面議題作出分析、解讀事件背後，協助公眾了解事情，點出議題重要性及影響，令公眾關注，發表意見，提出解決問題辦法。透過新聞報道與評論分析，傳媒發揮社會功能，讓公眾知情、分析問題、提出不同觀點，對社會弊端及黑暗面、政府施政不足、人權自由、法治等保障，發揮監督及推動作用。

投身新聞工作時的八十年代香港，「有自由」、「沒有民主」，媒體、社會仍有「左、中、右」，親共、親台聲音和平共存。殖民地管治進入倒數，自由化、民主化步伐加快，公民社會亦走向成熟，傳媒行業進入黃金時代，五光十色，百花齊放，百無禁忌。法例內仍有「惡法」，但政府自我克制、傳媒自我制約，是新聞自由美好的時代，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惡法」亦是具效力的法律，過去沒有動用，不代表不存在、失效，一旦運用，煽動罪、危害國家安全罪「紅線」彷彿無處不在，新聞工作者感到眼花瞭亂、難以適應。

政治是眾人事，有人便有不同意見，爭議自然引起話題，挑起話題也可能令政權不安，香港社會變得很脆弱。官方形容香港進入由治及興，但又怕亂、不斷警惕要防亂。在開放自由社會，矛盾衝突本屬平常事，傳媒按專業準則、新聞價值等因素處理新聞報道、評論文章，亦屬一貫、正常做法。

不會埋沒良知講假話

2019政治風暴後，中央強調香港不能再亂，親中人士歸咎香港社會、傳媒過去「太自由」，媒體擴大矛盾，部分更興風作浪。管治者「防亂」思維主導下，媒體角色變得更敏感，社會氣氛表面平靜，官方神經繃緊；新聞工作者每日面對不少敏感議題，如何處理，過去只須考慮新聞價值，今時今日，要反覆計算政治風險和後果，報道內容敏感題目風險比過去高，政治評論風險更高。

前年三月底開始在Youtube設立「新聞點評」時評節目後，曾在一個場合踫到一位前立法會議員，她認為言論空間萎縮下，撰寫政治評論已不能暢所欲言，意義已不大；亦有新聞工作者認為，只有離開香港，才能在沒有風險下報道新聞和評論。她們的看法不無道理。

傳媒環境急遽變化後，不少不同年代的新聞工作者面對移民、留港；離開行業、留在行業的選擇。繼續留下、不想放棄、仍然加入新聞行列的一群，各有自己考慮。仍然相信有不少新聞工作者深信記者的角色和價值，不會因為惡劣環境而改變。面對既不能迴避敏感議題，又不想跌入「紅線」，無奈接受能夠暢所欲言講真話已非必然，但仍秉承真誠新聞工作，不會埋沒良知講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