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政治對西方自由民主邦國的挑戰，除了間或爆發像今年7、8月間，在英國多個城市因惡意散播假消息引發的反移民暴力騷亂之外，更為根本的是，傾向極右政治的政黨及其政治，在今天這些邦國中，似乎已日漸成為主流和常規政治的一部分。

最近期的一個例子，是今年9月1日德國的地方選舉，其極右政黨AfD（德國另類選擇黨）在東部的Thuringia邦成為得票最多的政黨，取得88個邦議會議席中的32個，成為該邦的最大黨，比佔第二得票最多的中間偏右的CDU（基督民主黨）多出9個議席；在鄰近的Saxony邦，AfD的得票率也僅以些微的差距屈居第二，取得120個邦議會議席中的40個，比排首位的CDU僅少了一個議席。AfD在德國東部兩個邦各取得約三分一的選票，比不少主流政黨還要多。這更是自納粹德國以來，首次有極右政黨在德國的議會選舉中，成為得票最多的政黨。

數天前奧地利極右的Freedom　Party（自由黨）在全國大選中取得29%的選票，成為得票最多的政黨。這一發展比AfD在德國的地方選舉勝出更具意義。

此外，今年6、7月在法國國會大選的二輪投票中，極右的RN and allies（國民集結及聯盟） 贏得了超過37%的選票，也是比其他單一政黨都要多。

雖然上述這些極右政黨未能取得過半數的選民支持，加上其他政黨聯手在議會中拒絕與他們結成執政聯盟，這些極右政黨因此未能執政。但如果我們判定，現在極右政治已在這些地方變成了主流政治的一部分，似乎已是不爭的事實。就是在英國，相對激進的右傾政黨Reform UK （英國改革黨） 在今年7月的國會大選中，也取得了超過14%的選票，成為繼工黨和保守黨外得票第三最多的政黨。其會員人數，在大選後也以倍數的增幅達至8萬人，使傾向極右的政治在英國也變得愈來愈重要。

愈來愈跟主流政治分不開

以研究極端政治為主的歐洲學人Cas Mudde於2019年出版的The Far Right Today （《今天的極右派》） 一書中，在對極右政治的歷史、意識形態、組織、成員、活動、目標、後果，反覆作出了系統的分析後，在書的最後一章中，以12條命題來闡述目前極右政治的情況。命題中的其中7條，都是指向極右政治已愈來愈跟主流政治分不開的分析。

Mudde的第二條命題認為，民粹極右式的政治在不少邦國已變得主流化，原因是在例如移民政策這些衝擊著西方民主邦國的議題上，極右傾向的政黨和中間主流的政黨所採取的立場已愈來愈接近，而且以身分認同作為政治立場分野 （identity politics）的趨勢也愈來愈強。以英國為例，保守黨在7月大選落敗下野之後，目前正在選舉新的黨魁，其中當選呼聲最高的Robert Jenrick和Kemi Badenoch，他們都傾向採取強硬的移民政策，包括考慮封閉邊境以杜絕非法移民的湧入。這立場和更右傾的Reform UK已經是很接近，只是Reform UK批評保守黨在這方面的政策是口惠而實不至，堅持只有Reform UK才真的會下決心，貫徹落實封閉邊境的政策。

基於上述這類的現象，Mudde的第三條命題指出，民粹極右式的政治，已不再只是局限於極右政黨之間。因此，Mudde的第四和第五條命題分別是：右翼政黨和極右政黨彼此的政治立場和政策界線變得逐漸含糊 （命題四），而民粹極右式的政治也因而變得是常態化了（命題五）。

Mudde進一步分析，隨著民粹極右式政治的常態化，這也意味著主流政治的激進化，因為極右政治和政黨把社會上的主流關注、意念和價值拉向了較極端和反多元的一方。這樣使得民主邦國的政治，與反民主法西斯式的終極右派 （extreme right） 的距離，變得不比從前（即第二次大戰結束後）般遙遠，使到法西斯式的終極右派，從原本是絕不可接受的禁忌，變成只是民主邦國中正常的病態 （pathological normalcy）。這就是Mudde的第六條命題。

Mudde還相信，極右政治在可見將來是不會消失的了（命題十），他並且估計，沒有民主邦國可以免疫於極右政治的衝擊。就算是像加拿大和葡萄牙這些目前受影響較少的邦國，他認為也是充滿了培植極右政治的土壤。他們欠缺的，只是會利用這些土壤的政治力量和政治領袖而已（命題九） 。

所有公民的政治責任

我在上個月發表於《綠豆》的文章〈極右政治的挑戰〉中提到，由於不同的民主邦國的歷史和政治環境不盡相同，因此，各邦國發展出來的極右政治及其政治力量也不太一樣。加上有執政雄心的極右政黨為了擴大選民支持的基礎，在政治策略和政策立場上也不斷作出調整。因此，極右政治是非常駁雜的。這正是Mudde的12條命題中的第一條。不少極右政黨儘管都是立場激進，並實踐身分認同式的政治，但它們彼此間卻不一定能合作或放下分歧。例如法國的RN不能跟德國的AfD走在一起便是一例。

Mudde的第七條命題還指出，目前看來，極右政治在民主邦國的興起，與其說是因為邦國內不同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所做成，不如說是選民對傳統主流政治力量失去信心或忠誠，因此而流失出來。他們對主流政治既不滿、又感到無力，由此而轉向支持民粹的極右政治。但這種支持，不少是對現狀不滿的抗議多於對極右政黨的忠誠，這導致極右政黨在不同大選中所得到的支持，根據當時的政治氣候是可以變得大起大落的。

基於上述的變數，Mudde的第十一條命題相信，並沒有單一應付極右政治崛起這威脅的普世良方。不同的邦國及其政治環境，需要不同的具體應對方法。歸根究底，Mudde的第十二條命題總結認為，堅持自由民主制的價值和實踐、強化其公平開放的制度、用文明有原則但果斷的方式，來應對民粹極右政治的挑戰，是愛護珍惜民主邦國的所有公民，需要共同努力的政治責任。

在Mudde羅列出來的12條命題當中，第八條還提到，儘管現在一些極右政黨已有女性（例如法國的RN和德國的AfD） 甚至是屬於性少眾者出任領導的地位，但總的來說，極右政治明顯還是雄性主導的一種政治現象。這現象在極右的社會運動和激烈的政治行動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對自由民主制的強大威脅

民粹極右式的政治在不少民主邦國變得主流化，意味著激進政治的抬頭，其傾向極端的立場既鼓勵非此即彼的敵我思維和行動，對「非我族類」者除了極度不信任外，更會把他們視之為是導致邦國遇上的政治、社會、經濟的困難的始作俑者。極右的同情者因此輕易的把責任都推到這些「非我族類」身上，實質上便是把他們視為是一切困難的代罪羔羊。故此，民粹極右式的政治，除了很容易是激情蓋過理智之外，對「非我族類」的不信任，更讓各式各樣的陰謀論和不確實的政治訊息大有市場，讓懂得操控政治的領袖菁英能在此大展拳腳。

自由多元的社會必須求同存異、互相信任和尊重各人的權利。但民粹極右式的陰謀論政治，以及「非我族類」的敵我思維，正是破壞求同存異和互信尊重的利器。「非我族類」的敵我思維對自由民主制的另一致命矛盾點，正是在政治上為了不能讓「非我族類」得逞，便必須在政治行動上必然的把他們擊倒。因此，在意識上，極右傾向的政黨在民主選舉中便是許勝不許敗。如果他們在選舉落敗，他們會認為，這是選舉出現了問題（例如出現了舞弊） ，而不是他們自己有問題。這樣一來，自由民主制的共同規則便遭受到破壞，選舉變成了是輸打贏要的手段。

明乎此，我們也許較容易了解，為什麼根據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 的報道，現在依舊有70%美國共和黨的支持者認為，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的落敗是選舉舞弊的結果。儘管美國的法院把特朗普對選舉舞弊指控提出的訴訟都判定為不成立，但這也無改眾多特朗普支持者的看法。

這種毋視客觀事實和事態的風氣，加上立場主導和訴諸陰謀論式的思維，除了讓政治變得越發激進極端之外，也使假新聞偽訊息大行其道。隨著數碼社交媒體和AI時代的到臨，我們發現，依賴共識互信、求同存異、公平地尊重和服膺共同的規則，恪守防止濫權的責任政府和權力分立的自由民主制，正受到激進政治的嚴峻挑戰。雖然極右政治只是激進極端政治的一種類型，其他類型的激進極端政治，同樣可以對自由民主制造成強大的威脅。但觀乎目前極右政治的不斷崛起，關心自由民主制前景的人，實在是不能不提高警覺的。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