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英國學者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形容哲人是「受思辨所害的不能自拔者」（victim of thought）。他的意思是說，哲學思辨是一種對所有思想內容背後的根據或前提的假定，不斷進行尋根究底式的知性拷問。任何結論，在哲學上都是臨時的。因為除非我們停止思考，否則，所有思辨在過程中達至的有關結論，其背後的根據或前提的假定，總是可以作出進一步和更深一層的探索。因此，嚴格說來，哲學思辨是個無涯涘的追尋。哲人對思想的拷問，是一種不斷啟航的知性釐清和加深認識的行為。哲人在這旅途到達的所有目的地都是過客。因為哲人會對到達了的目的地可能引發出的、未被探索的新路徑或潛在的通道產生不能自拔的好奇，於是便不能自已的再走上思辨拷問的征途，邁向無涯涘的思考。 哲人如果不能在他生活的所在地進行哲學思辨，或者他那不斷尋根究底式的知性拷問活動，受到了掌管公權者的禁制、懲處，甚至迫逼其思辨活動服務於當權者的政治目的，那麽，哲人為了忠於其無涯涘知性的追尋，便有可能被迫流亡。否則，哲人很可能從「受思辨所害的不能自拔者」，變成是被政治迫害成為工具者，因而無法繼續進行真正的哲學思辨。 被迫流亡在外的先輩 我和本書作者張燦輝都是在戰後香港成長的一代。張燦輝是我的學長輩，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我自己則畢業於香港大學，修讀的是哲學和政治學。我們這些在戰後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看到香港1949年後，成為了來自中國大陸不少哲者學人和文化先輩的流亡地。這些華夏知識人，基於種種政治或文化的因由，其思想或作為不容於掌控公權的黨國體制，因此只能避秦於這大陸南端的英國殖民地，否則便不能繼續他們在思想上和文化上自主的追尋。...

（編按 : 上文提到唐君毅先生1949年避秦南來後，與錢穆先生及張丕介先生共同創辦新亞書院。新亞書院承擔重振文化之大任，為華人建立文化基地，故唐先生於1958年，與張君勱、徐復觀、牟宗三諸先生，共同發表重要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們大力提倡，應重新肯定中國文化。） ============================== 唐君毅先生認為，為使中國文化重生，故必須重新肯定儒學，這個肯定首先在自由的香港，其後傳到台灣，以及美國，如今講中國文化與哲學，都在這三個地方。論重振中國文化與哲學成就，台灣是否最高，我不無懷疑。但如今台灣，正如過去香港，皆是華人世界中較為自由之地。因此，在台學者可藉此優勢，推動新儒家運動，正如當初唐先生利用香港這個特殊位置，實踐其理想，儘管這個理想與香港本土毫無關係。他似乎沒有思考過，如何運用此思想推動香港文化，因為他認為兩者完全無關。他所思所想，都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對立與融通，他的中國文化，從完全抽離香港此地之普遍意義上出發。 正因如此，《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雖由唐先生起草，並有幾位先生聯署，卻並不完全為當時學者接受，其中反對最力者，莫過於錢穆先生。他堅決不參與，且表明自己並非新儒家。不過這又是另一個問題。這宣言是「在」香港發表，但不是「為」香港而撰寫。在唐先生心中只有大中華，香港只不過是「借來的時間和空間」。 花果飄零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