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譚蕙芸近日出版的新書《家鎖》廣受好評，送到各書店的首刷書均被搶購一空。早前她分別在台北和東京的飛地書店舉行新書發布會，兩場活動也是座無虛席。《家鎖》的副題是「華人家庭這個巨獸」，不少到場讀者也分享了他們與原生家庭的種種糾纏，說明此主題有強大的共通性。然而在新一波的移民潮下，此書也帶出了另一個重要的主題：移民的衝擊如何擴大原有的家庭矛盾。相對於「華人家庭這個巨獸」，要直視的還有「移民家庭這個巨獸」 過去熟悉的譚蕙芸，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同事，擅長於以輕鬆活潑的方式教授新聞寫作手法。在公眾領域的她，則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以細膩的筆觸，紀錄街頭和法庭的人與事。而在這本書當中，她打開了另一個被埋藏的身份：她有中風的父親、失智的母親，還有思覺失調的哥哥。在疫情期間，當香港人都在趕緊移民離開，她一個人把全家從加拿大搬回香港，找辦法活下去。 故事的起點是八九六四後，一九九七前的那一波移民潮。他們一家過去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一下子連根拔起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然而哥哥在離港前已有的徵狀，在移民後進一步加劇，結果被診斷為思覺失調。可是他的精神健康卻沒有得到適切照顧，父母把他藏起來與社會絕緣，成為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移民環境成問題催化劑 事情發展至此，固然有華人家庭中的疾病污名和社會禁忌。然而在譚蕙芸的筆下，很明確看到移民家庭的環境如何加劇了各種問題，一步一步的走到無尾巷。 精神問題和其他身體問題不一樣，不能依靠外在儀器診斷，需要患者願意告知醫生潛在的徵兆；其中首要條件是建立和醫生的信任關係，在此之前又要先跨過語言的障礙。自問在台灣看醫生，明明已是說華語，有時要描述自己到底怎樣不舒服還是覺得隔了一層；換成英語，再加上各種沒聽過的醫學專有名詞，難度可想而知。書中就提到要在當地尋找懂粵語的精神科醫生的各種障礙，即使身處港人社群聚居的大城市也不易辦到，求醫路上又帶來更多拖延。 移民也會帶來家庭崗位的改變，而這點又可以延伸出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書中提到母親對家居整潔十分執着，移民後成為退休人士，一天到晚就在大屋中料理家務。對她來說，維繫這個家的整潔成為了她的「工作」甚至是生活價值，甚至演變成某種「控制慾」；然而兒子本來已是精神緊張，家中還要有各種規條，對病情沒有好處。可是也正正因為成為退休人士，她有時間照顧兒子生活所需，真的可以把兒子從社會中隔絕起來，雖然這也同樣不見得對病情有好處。...
曾聽過一位移居歐美的港人朋友分享了這樣的故事：鄰戶遷來黑人家庭，父母立即擔心起來，還未有機會認識對方是誰便堅拒往來。這當然是種族主義，因為這完全是一個基於生物外觀的判斷，也就是以貌取人。 與關心港人離散社群的學者和組織者談移民議題，不時會談到這個現象：不少港人往往不為意自己原來嚴重地種族主義，而這點在他們移民後沒有減退，甚至變本加厲。這觀察的前半段不難理解：香港是華人社會，同種族佔九成以上，社會中的隱性種族主義不易被察覺，大多數人亦不會自視為壓迫者或被壓迫者。至於觀察的後本段，即港人移民後，特別是在歐美社會中成為可見的少數後，為何卻會維持甚至強化種族主義取向，卻很值得深究。 種族主義與殖民歷史 種族主義在香港一直存在，南亞少數族裔租屋困難，在媒體上如何被標籤醜化，早已屢見不鮮。不過香港的種族主義還有另一個面向：對歐美白人的崇拜。舉個例，香港有很多自稱「國際」的名牌幼稚園，標榜「西人」教英文。這些「西人」當然不是西班牙人，而是「西方人」的意思。之不過，並非所有來自「西方國家」的教師都可以教英文，一定要是白人才可以；哪怕你是義大利人，英文其實不是你的母語，家長看起來像就行。但如果你是英國土生的第二代亞裔，就算你能說完美無口音的英語也沒用。這就是赤裸裸的種族主義。 香港社會的種族主義是從何而來的？種族構成單一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我十分懷疑這點和港人移民後在當地融合情況，有很多隱藏的關聯。 說說我自己的經驗。我是從何時開始意識到甚麼是種族的呢？我成長於九七前的香港，記得有次在電視中看國際新聞報道，畫面中出現一位在當地街上打掃的白人，年少的我腦海中浮現一條現在回想起來相當荒謬的問題：原來白人也會掃街的？ 這問題很不合理，白人當然也會掃街的。但在英殖香港長大的我，又真的從來未親眼見過白人做清潔工。當時的香港，首先街上不會隨意見到的白人；如果在中環商業區見到，則大多數是西裝筆挺的外企代表或專業人士；新聞中見到的政府高官，在一九九零年代以前大多都是英國來的白人；電視劇集中高級管理人員或者高級警員等角色，例必安排白人飾演（很多時候都是河國榮）。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潛意識中很容易以為凡是白人就必然是高級一點，甚至是聰明一點。直到很多年後我在美國的大學講課，遇到資質相當一般的白人學生，腦中某個角落還是會有點不協調。...
近期聽到不少赴加港人不滿加拿大政府未能及時處理永居申請，導致大量案件積壓。類似的問題，之前赴台港人也經歷過，亦引發不少怨言。與此同時，赴英港人則面對永居申請門檻從五年增加至十年的陰霾。三地政治環境和當地政府背後的盤算固然各有不同，卻同時折射出這一波港人移民潮的一個核心問題：在當地政府眼中和在港人移民自己心目中，港人到底算不算「走難」？ 這條問題重要，除了是心態不同外，更是現實政策問題：如果是「走難」，那當地政府該套用的政策邏輯應從人道及恩恤出發，看重的是香港情勢的特殊性；如果不是「走難」，則會比較從當地本身的需求出發，重視申請人本身的能力如學歷、專業能力和資本貢獻，而且不用談「道義責任」。我發現各地出現的爭議，往往源於兩種想像之間的模糊性，和港人對自身定位的游移與期望落差。 人道救援？ 首先，不得不得說有些誤解是港人自己造成的。例如加拿大針對港人的「Hong Kong Pathway」，香港傳媒常稱之為「救生艇計劃」或「避風港計劃」，但這從來都不是加拿大政府的官方翻譯，直譯應該是「香港通道」。然而語言有影響力，許多赴加港人習慣了「救生艇」這情感豐富的說法，面對申請延誤時便出現了不少認為當地政府「背信棄義」的慨嘆，實情是政府從來沒用過如此形象化的說法來描述此政策。 話說回來，港人自己想不想被視為人道救援的對象，有時也顯得難以說清。例如早前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的網頁改版，...
原自香港的美國諧星 Jimmy O Yang 日前回港並在紅磡體育館表演多場棟篤笑，風頭一時無兩，有評論稱之為移民美國後的「衣錦還鄉」。與此同時，其移民和港人身份也引發了不少議論：他說的段子和香港本土文化有多大的距離？他還算不算是香港人？這些問題並不獨特，每一位移民第二代都要面對。風潮面前，各地港人移民也不妨趁機提早思考：如果你的孩子要當Jimmy O Yang，你會怎麼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