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曾騎單車自泰國曼谷到西藏拉薩，及後屢有問者，詢踩車遊藏之事，我亦樂於網上分享經歷。一次在網上旅遊論壇，有人問到踩車遊藏建議，如實告知，不意惹來從沒騎乘經驗者批評，說我見人踩車遊藏而不阻止，反給意見鼓勵，是不負責任之舉。 批評者稱自己曾包車進藏，坐車時遇高原反應。他認為：坐車尚且如此，騎車將何以堪？其謬之處，在於以為乘車與騎車可相提並論。高原反應其一主因，正是進藏過於匆忙，未及適應。由四川包車入藏，連參觀只約五、六天，騎車則需月餘，而且逐漸走高，適應遠勝坐車。 凡事向人性好處去看，該人批評我分享騎車入藏建議為「不負責任」，雖然理據不足，但也算是懷有悲憫之情，關心他人安危。其欲勸止遊人騎車入藏，出於自身痛苦經歷。然以為一己所知，可施於眾，除自限對世界理解，更礙他人志向。 把話題扯遠，有朋友為在囚人士籌募書籍，使其猶有閱讀自由。熱心人捐出食譜，有人卻擔心被囚者無啖好食，看著美食照片更添憂傷。然而有曾受牢獄之災者立即指出，在獄中曾遇囚友因飲食單調，反想看美食照片，算畫餅充飢，空想亦能獲心靈慰藉。而且入書不是強迫，是牆內人主動要求。無相關經歷者，即使出於好心，但助人時只基於自己觀點感受，而非站在對方立場上理解其需要，一切以己度人，反限他人體驗。 天下不少事物、教條、道理等，表面相同，實際迥異。猶跳崖百米，螞蟻投崖應無大礙，大象一躍而下則必死無疑。只要稍微更改規模、重量、速度、心態、場景，一切就會分崩離析，難以為鑑。 ...
等持院，位於日本京都府京都市北區，是臨濟宗天龍寺派的寺院，自1334年由著名的禪僧兼政治家後醍醐天皇設立以來，便承載著豐厚的歷史與文化意義。寺院的成立初衷是為了供奉已故的親人，並通過佛教理念引導世人，這一精神延續至今，成為了無數信士膜拜的聖地。 隨著時代的推移，等持院逐漸成為了許多顯赫人物的安息之地，尤其是在平安時代與鎌倉時代之間，許多武士與貴族選擇在此安葬，以求靈魂得到永恆的平靜與安息。等持院也因此被尊為足利將軍家的菩提寺，其中收藏有足利尊氏的墓與足利歷代將軍的木像，這些文物見證了過去朝代的興衰與文化的延續。 等持院的建築風格秉承了日本傳統佛教寺廟的設計理念，院內設有庭園與各式建築，例如本尊釋迦牟尼佛的殿堂，設計精巧，彰顯了禪宗的簡樸與深邃。該寺的山號「萬年山」、開基足利尊氏及初代住持夢窗疏石的名字更具有歷史意義，標誌著該地的傳承與價值。 夢窗疏石，這位活躍於鎌倉末期及室町初期的著名佛教僧侶，不僅以其深厚的佛學修為著稱，還是一位才情出眾的詩人與作庭家。他自號「木訥叟」，被尊稱為「七朝帝師」，這充分體現了他在當時社會的崇高地位與影響力。夢窗疏石在建仁寺向無隱禪師學習後，成為元朝渡來僧一山一門禪師的首座弟子，並承繼了淨智寺高峰顯日之法，創立了夢窗派。 夢窗疏石在等持院的修行不僅促進了佛教的傳播，還推動了園藝藝術與詩歌的發展。他所創作的庭園不僅是視覺的饗宴，更融入了禪的理念，使其成為禪者靜思修行的理想場所。而他的詩歌作品則用字簡潔有力，體現了對自然與人生的深刻體悟。 我參觀等待院實在不合時節，沒有櫻花、紅葉和白雪，但因為這不是平常遊客所到之地，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上午，只有數位遊人，可以讓我單獨領悟禪宗之寧靜境界，暫時忘卻一切煩憂。 （部分內容來自不同網站）...
▌［狀態清寧］畫家簡介 隱姓埋名。人在野地流放，心為香港流淚。祈求一日香港團圓。
▌［城市亂彈］畫家簡介vawongsir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曾任中學視藝科教師。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政府指他的作品涉及反政府題材，教育局以此裁定他專業失德。出版插畫集有《假如讓我畫下去》、《我在老地方等你》、《加多雙筷》等，現居台灣。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是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人文詮釋者代表人物，生於德國的猶太人。其思想固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希望藉此解決人類問題，但他亦非單純共產主義者。二戰後，他流亡東德，長住該地，任教於萊比錫大學（Universität Leipzig），為哲學教授；直到一九六一年始返西德，復為圖賓根大學（Universität Tübingen）名譽教授。 在二十一世紀共產主義似乎已徹底失敗，談論及相信共產主義者日少，甚至仍然以共產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亦完全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極權式資本主義；但儘管如此，馬克思主義背後理想，卻仍相當重要。馬克思主義批評資產階級出現，造成種種問題諸如壓逼、剝削、異化（alienation）。在此情形下，無產階級沒法盡其天性，更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由此觀之，馬克思主義可謂人本主義，他極為重視人類尊嚴，在其思想中，人類最重要。可惜，自馬克思主義變成列寧主義起，經歷史太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乃至於如今習近平思想，以人為本此關鍵已然喪失，所有人的生命及人生，均由國家實施極權統治以牢牢宰制。 烏托邦不會被取代針對如此馬克斯主義脫離馬克思原意的現象，布洛赫主張，應將馬克思主義拉回正軌，重振其以人為本之關鍵部分，但他絕非天真而簡單的馬克思主義者。首先，他深知隨二戰結束，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加上自由主義盛行，世俗化益甚，以及大家對馬克思主義本身蘊含極權主義種子所作種種批判，如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烏托邦思想已逐漸煙銷雲散。 大家都不再相信人類有能力建立烏托邦，所以都不再討論相關主題，認為毫無意義，白費心機。甚至乎，早在二十世紀初，已然出現反烏托邦思想（Dystopia），此派人不止認為烏托邦毫無意義，且大力批判烏托邦為人類帶來更大災難。然而，相當弔詭之處，在於人類一方面努力忘記烏托邦，另一方面仍孜孜建立烏托邦。試問，如今大家都在努力追求自由、民主、和平、公義、公益、開放、多元的社會，此社會不正是烏托邦嗎？如果我們認為，社會應該具備上述條件，這個「應該」，不正是理想及烏托邦嗎？試問，反烏托邦者，他們可有想過，有何方案可代替烏托邦？ 與放棄烏托邦思想或反烏托邦者不同，布洛赫仍堅持烏托邦，但他是位非一般的烏托邦支持者。儘管二千年來，烏托邦似乎不可實現，但他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重新探討，認為烏托邦並不會被取代，因為無論人類遭受多少苦難與恐怖，仍不會失去希望，希望內在於所有人，只要我們不滿現狀，希望將來有所改變，它就會成為一股力量，推動我們朝理想前進，而希望正是烏托邦的根本。換言之，烏托邦思想正如同康德式道德，亦內在於人類，不可能消失，雖然它如今似乎一時沉寂。以此為基礎，踏入廿一世紀，我們應重新理解希望。 主動過活以上主張，皆於其最重要著作《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