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師勞思光有異於唐先生，他1955年來港，至1989年受邀於李亦園教授而返台，執教於清華大學；之後往返香港和台灣之間，直到2012年於台北逝世。他在香港生活長達57年。勞先生家庭背景相當顯赫，他祖上勞崇光，歷仕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先後出任雲貴及兩廣總督，1860年，代表清廷與英國簽訂《九龍條約》。勞先生父親勞競九，為革命黨人，與蔣介石似乎關係匪淺。因此，勞先生可謂貴族出身，屬於上流社會人士。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勞先生亦跟隨其父赴台。勞先生自始至終，都對於共產黨的專制相當警惕，並不斷反省，故此其時他離開中國，前往台灣，多少亦有不願生活於專制政府治下的因素在內。順理成章，他亦不可能願意在蔣介石政府威權統治下生活。當時台灣仍處於大殺異己，鎮壓民眾之白色恐怖年代，故勞先生於1955年，離開台灣前往香港。 殖民地究竟是殖民地離開時，他寫下《六年心倦島雲低》一文。六年，就是1949到1955年，在此六年間，他生活於台北與台南，而無論在南還是在北，他只覺得這地方政治壓力太大，所以他必須離開。對於香港，他又作何感想？他認為自己「不是長住香港的人」，而且與唐先生一樣，「殖民地究竟是殖民地」，殖民地先天就有問題，是個原罪。似乎當時在避秦南來的知識份子眼中，沒有誰會覺得殖民地是好地方。殖民地就是殖民主義（Colonialism），就是邪惡（evil），這是他們的見解。香港雖然市里井然，街道漂亮，但勞先生不為所動，這個地方對他影響不大。不過，亦與唐先生相同，因為此地允許他自由生活，故其餘一切原罪、邪惡、問題，就瑕不掩瑜了。此外，從另一角度觀察，香港自1842年變成英國殖民地後，影響中國發展極大，康有為與孫中山都是住在香港。孫中山就讀於香港大學醫科，他之所以萌生革命念頭，正因為他身歷目見英國政府治理香港之良。可見香港對現代中國發展，影響何等巨大。正如上文所引述余英時之言，香港不止有自由，還有法治（rule of law），這是最重要。儘管香港沒有民主，但其整套制度，基本上屬於保護群眾，而非保護政府。不過，勞先生當初畢竟認為，香港「雖信美」，「卻非吾土」，故「何足以少留」。當然，勞先生1955年寫此書信時，絕不可能知道，往後57年，他都會留在香港。這基本上與唐先生相同。《六年心倦島雲低》一文情理皆備，是理解勞先生當時的心境最好的文章。 「家」的看法勞先生出生於西安，在北平長大，後來輾轉去過成都與台北，再來香港。談到成都，則不得不談其《憶巴州》一篇短文。勞先生曾在四川巴州住過一年，他認為此地是他生平居住過最寧靜、寫意、舒適的地方，其餘任何地方都不能比擬。在此文章中，勞先生雖未提及，但已隱然透露出他對於流亡與「家」的看法與情懷。在巴州，雖然如是其寧靜、寫意、舒適，但這種寧靜、寫意、舒適，決非現代化大都市那種。他在文中提到，巴州沒有汽車，出入都用滑竿，而在城內都是騎馬，不過通常以步行為主；巴州亦沒有供電，只有由燈草點燃的桐油燈；房屋沒有地板，全部是濕土地。身為世家子弟，又常年居住在西安與北平等名都大都，養尊處優，按道理，勞先生應甚不習慣巴州生活。然而，從其文章可見，並非如此。他在這些不便中，尋找出種種樂趣。例如，沒有汽車，馬匹亦不多，只能以步行為主，他就養成與二三鄰里踏青郊遊的新生活方式。由此可見，勞先生雖處於流亡中，似乎無一處是家，然其隨遇而安的性格，卻使他所在皆是「家」。這與唐先生不同。唐先生流亡到香港，從不以 為家，他一直認為，其家在中國，祖籍四川宜賓，他希望回去，儘管一生都再沒回去。勞先生一生去過不少地方，最後定居於台北市，長眠於宜蘭櫻花陵園。我必須再次強調，勞先生並不覺得任何一處是其家，因而處處可以為暫時的「家」。 痛批香港青年正因為處處是其家，所以對香港問題，勞先生比唐先生有更多關懷。他曾著有《歷史的懲罰》一書，我認為這本書實是勞先生最上乘作品。他對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青人，曾作出最痛切評論：「今日海外最與中國接近，同時知識青年較多的地方，應是香港。我們就香港來看，香港青年很少有願意獻身於政治運動。這自然有思想、環境、生活種種原因。香港是殖民地，一切社會標準都十分不正常。已成熟的人在香港生活，尚不免有迷眩之感；眾青年無論是外來或本地，在這個環境中度過童年，他們的人生觀已受了這個環境雕塑，而成為一種香港型青年。香港型青年最顯著特徵，就是缺乏理想性，缺乏犧牲精神，沒有遠大抱負。就研究學問說，他們不願面對有關文化價值的大問題，而只要學謀生技術；就實際工作來說，他們只要求有較好待遇，以便有較好生活享受。他們不切實感到國家危難，也不明白今日人類無法苟安。他們一味只構造個人小世界。談到政治運動，他們只在職業性或甚商業性考慮下，方有興趣。說到奮鬥犧牲，則他們會笑你是傻瓜。」基於這種看法，則勞先生絕難以置信，何以2014年會有雨傘革命，自然更不可能想像到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 「香港前景研究社」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香港九七回歸問題出現，勞先生思考如何面對香港從自由開放的國際城市回歸大陸的極權統治。正因如此，所以他在1982年時，創辦「香港前景研究社」。他知道當年英國透過《北京條約》，向清廷租借香港九十九年的大限已到，故想方設法保存香港。勞先生指出，考慮香港問題，必須從實際角度出發，而香港之於中共國，其最大用處，就在於經濟以及現代化，我們應從這裡切入，思考如何保存香港在中共國的位置。不過，他亦深明，在中共國與英國之間，香港人從無置喙餘地，甚至連立足處也沒有。故此，他自始就斷定，一國兩制是騙局，至今其言可謂大驗。所謂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其實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它是藉控制香港的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以成就中共國經濟發展；而讓香港人保持其原有生活方式，只是達成這個目的下，不得已接受之副作用。可是政治控制，卻一步步加強，因而說到底，香港絕不會有真正民主，勞先生早於一九九七年前已明言。他一語道破一國兩制的騙局：「由這兩面看 ，我們已經可以知道九七後的香港，除了在經濟方面可能有表面的『繁榮安定『，其他優點皆難保持。尤其在以後，中共當權人士很明確地將香港看成一個『顛覆基地』，又將一切抗拒專政統治的觀念與行動，與所謂外國的『陰謀』混在一起，結果必使香港民意及輿論受到強力壓制。總之，香港九七後只能在中共壓力下勉強苟全，再不能發揮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作用了。」在前景研究社時期，勞先生再三強調香港九七問題必須有香港人參與：「最後，我想總結上面所談各點，說說我認為香港居民對於香港前途問題應該作甚麼努力。第一：決定香港前途的權力在中國，但香港居民自有根據事理，表達意見的權利；所以，我認為在香港經濟未嚴重惡化以前，香港居民應當面對問題，形成一種代表香港人意願的共同主張。第二：香港現在對中國大陸的正面功能，本來是中國當局所了解的；但是他們對於『一九九七問題』，以及更長遠的香港地位問題等等，了解上仍然有許多隔膜；為了使香港問題獲得一個有益於中港兩方的解決，香港居民應該盡量運用言論，使中國當局對這些問題充分了解。第三：關於最後形成甚麼可行的方案，雖然不是可以由香港人單獨決定的；但香港居民仍然應該主動研討，形成一些草案，並作出實際的推動工作。總之，香港的前途要由香港人主動爭取；香港問題的解決要符合中國與香港雙方的利益。這就是我看香港問題時的主要意見。」很可惜，英國和中國共產黨當然對勞先生在前景社的一切努力，視如敝屣，毫不在意，香港人始終沒有參加處理自己命運的權利。是以當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刊出後，勞先生已經知道維持香港前途的努力已成泡影，前景研究社即時解散。所以中國共產黨答應台灣的一國兩制（而近來馬英九大力附和），若大家相信，若你果真相信，就正如勞先生所說，完全天真與無知。他深知共產黨絕不會放棄任何權力。故此，何以中共如此害怕香港，因為它害怕為香港所顛覆，它永遠視香港為顛覆基地。結果到2019年，就知道中共所害怕者，並非全無道理。最終勞先生離開香港，因為他絕不能生活於專制統治下。 一生都在流亡至於他到台灣教書，正如他自己所說，也只是隨緣，他再次流亡。他一生人都在流亡。勞先生雖然「所在即其家」，然而到頭來，實在沒有家。儘管他在香港五十餘年，亦有結婚生子，但這絕非其理想。1980年代，老師已然諄諄教誨我們，「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是無可奈何的事，但至少不做幫兇、不助紂為虐、不阿諛奉承、不搖旗吶喊。」而最重要的一句話是，「共產黨絕不可信。」對於這番話，當時我們好像聽不懂。香港對勞先生很重要，作為大學教授和公共知識人，也盡了責任；在重要時刻敢言批判時事，為香港人在97問題上發問。不過我覺得他最關心的是香港這個城市淪陷後，他失去自由開放的空間思考和寫作。但他並不關心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的努力，對香港人自己命運問題也沒有任何建議。他自始至終知道香港人一切努力都是白費的。是以他九七後已離開香港，大部時間獨自在台灣教學生活，回香港只是探望親人和見學生而已。香港不是他真正的家，勞先生一生都在流亡。2012年在台灣祝賀勞先生85壽慶時，也是他辭世的一年。有朋友聽到他一句感慨説話：「一生是苦多於樂。」果真如此，先生漂泊一生，四處可暫時寄居，但無一處真的為家，安身立命之所。( 註 :...
▌［黑膠集］漫畫家簡介政治漫畫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7年起替報章及雜誌創作漫畫及插圖。其政治漫畫專欄《嘰嘰格格》於《明報》連載至今。出版作品包括《Hello World》，《Lonely Planet》，《大時代》，《新香港》等 。曾任教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及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 現定居英國。 ...
早前終審法院批准譚得志（快必）就煽動罪的上訴申請[1]，可能只是程序的判決，這判詞並未受到廣泛注意，但該判詞對日後的言論自由有深遠的影響。 譚得志提出三項上訴理由，第一點是當控罪並非基於《國安法》時，是否必須有陪審團參與？這是針對早前法院裁定，即使被告被控《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煽動罪，《國安法》內免除陪審團參與審訊的安排，依然適用。第二點是《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意圖是否必須具煽動暴力或擾亂公眾秩序的意圖？這是普通法的要求，但早前法院認爲這普通法的要求並不適用於香港。這兩項理由獲終審法院批准上訴。第三點是若第二點不成立時，該控罪是否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案》對言論自由的保障？這一點法院認為沒有合理爭辯的空間，不獲批准上訴。 煽動罪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笫10條，發表任何具煽動意圖的文字、刊物或作為均屬違法，條例第9(1)條對煽動意圖作出廣闊的定義，包括引起市民對政府或司法制度的憎恨或藐視、或市民之間的憎恨或敵意。第9(2)條列出一系列的答辯理由，基本上是對政府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旨在改善法例或制度，則不屬煽動。 煽動罪的合憲性 終審法院認為煽動意圖，必須與法定答辯一併考慮，《刑事罪行條例》第9(2)條容許對政府的政策或法例作出建設性的批評，作為辯護理由，故即使煽動意圖的定義看似空泛，但當與答辯理由一併考慮的時候，法例提供一定的彈性，讓法院按不同案情作出處理，並非如被告所指那般空泛。基於同樣理由，有了這個答辯理由，法例在保障言論自由和維護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並沒有違反相稱性的憲法原則。 這個理據漠視答辯的理由只局限於建設性的批評，但言論自由遠不限於建設性的批評，海外的判例亦指出，即使言論令市民憎恨政府，亦不等於會危害公共安全，更遑論國家安全[2]。普通法要求煽動罪具暴力或擾亂公眾安全的意圖，便正是要維護一些不被政權、甚至法院認同的批評。就如在藐視法庭罪方面，一名剛輸了官司的市民，滿肚怨氣，認為司法不公，我們難以期待該市民會提出建設性的建議。即使市民對法官或司法制度的評價只是出於發洩怨氣，完全沒有合理理由，法院過往均不會視這些言論為藐視法庭。加拿大安大略省最高法院便曾指出，法院並不是一朵脆弱的花朵，不會在遇上熾熱的爭議便凋謝[3]。同樣地，政府也不是一朵弱不禁風的花兒，即使是無理的謾罵或尖酸的諷刺，也不會令政府倒台。再者，任何具爭議的社會議題，不論是同性婚姻、土地霸權、官商勾結或種族歧視，都可能在社會上引起非常激烈的爭議。在民主社會中，不同立場的持份者展開激辯是常態，但在威權社會，任何對政權的批評皆可能被視為煽動憎恨政府的言論而受懲處。若果言論自由只限於建設性的批評或當權者中聽或不介意的言論，那根本便沒有什麼言論自由的空間。...
8月22日，英國GCSE、T level放榜。家中公子是應屆考生，作為母親狀似鎮靜，但其實每天為寶貝禱告，怎會不緊張呢？ 放榜前一天，一家人談談天、祈禱。我跟兒子說，無論成績怎樣，這是他人生第一個公開試，盡了力、過程中見他越來越成熟，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缺點，再前行，我已經很驕傲。 況且，成績啊，不是用來討好父母、取悅其他人的。成績也不能定義他的全人。 克服人生考試 又況且，其實他和近幾年移英的年青人，又何止要克服GCSE、A...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兩則政經要聞都與俄烏戰爭有關，第一則是8月22日中國解放軍陸軍司令員李僑銘，應俄國陸軍總司令邀請到莫斯科進行工作訪問，與俄羅斯副國防部長佛明等會晤，討論兩國共同關心的軍事合作議題，反映北京正加大對俄軍事支持；第二則是8月27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基輔一論壇上表示，烏克蘭正開始使用盟友提供的F16戰機擊落俄羅斯的導彈與無人機，他將在9月向美國總統拜登以及兩位總統大選候選人提交一份「勝利計劃」，循四方面逼俄羅斯結束戰爭。 中俄兩國的陸軍最高將領在莫斯科會晤，進行工作會議，討論軍事合作，這個信息經俄羅斯媒體對外發布後，引起西方高度重視，甚至比緊接其後的中國總理李強國事訪問莫斯科更受關注，因為這次中俄陸軍主管會晤的時機，正正是俄羅斯密鑼緊鼓預備反攻烏軍，收復失陷的庫爾斯克州，這是俄羅斯陸軍當前最大的任務，反攻戰遲遲未見成效，就是因為正統受訓的專業兵員供應不上，抽調鄰近地區武裝力量又無法應付複雜的戰場，這時候邀請中國陸軍主管去開工作會議，外界很自然就推斷俄國是向北京尋求軍事支援，助其成功收復庫爾斯克州。 北京援俄必須審慎考慮 這次軍方高層會晤後，中國將會怎樣幫助莫斯科？從西方媒體的分析來看，大規模派遣解放軍士兵去俄烏戰場，彌補俄國兵源不足，這個可能性相信不大，因為北京過去一直對外宣稱在俄烏戰事上保持中立，只會積極促成停火，不會軍事介入，假如有數以千百計的中國士兵在戰場出現，北京很難對外自圓其說，萬一有中國士兵被俘虜，就更會成為外交災難。北京向俄羅斯提供的支援，很有可能是供應俄羅斯急切需要的軍備，尤其是每天均損耗大量的導彈與無人機，以及協助訓練俄國的新入伍士兵，加快補給受訓士兵到前線。美國及北約諸國正全天候監控俄烏戰場實況，一旦發現中國軍事介入的證據，必然會大事聲討，對北京展開報復制裁，這是影響未來數月美中關係走向的一個極重要因素。 從澤連斯基的對外發布來看，烏克蘭敢於冒險侵入俄國領土，奪取庫爾斯克州的控制權，看來與歐美承諾供應F16戰機終於落實有關，在俄羅斯國土上使用歐美的軍備攻擊俄軍，這個動作與之前在烏克蘭國土上靠西方軍備抵抗入侵俄軍，有了本質上的改變，可以說北約國家在軍事上介入更深，更直接地對抗俄羅斯，這個局面是普京未曾料到的，他過去以為俄羅斯有核武鎮懾，歐盟國家不會同意援烏軍備進入俄境，以免挑起莫斯科強力反彈，但如今美國和歐盟真的踩過了紅線，F16戰機也讓烏克蘭使用上了，俄國領土也被佔去了，所謂核打擊報復卻影踪不見，普京的鬱悶可以想像，更大力拉攏北京，也就在所難免，問題在於，北京真的打算公然抗美援俄嗎？ 西方對華敵意或再增 澤連斯基的發言，還透露了下階段的重要發展，就是9月份向美國提交詳細的戰事終局計劃，這個名為勝利的計劃至少有四個元素，其一就是庫爾斯克州，相信是逼俄軍交還部分被佔烏國土地的籌碼，其二是烏克蘭參與全球安全基礎設施，估計是指正式加入歐盟及接受北約保護，其三是透過外交手段，施壓逼俄羅斯結束戰爭，第四個要素則是經濟，細節暫時不能透露。如果沒有這套計劃，按照普京設定的條件來談判停火，烏克蘭就要放棄被俄軍事實佔領的30%國土。澤連斯基也知道，11月美國大選有結果之前，他提交的計劃不會有實質進展，之所以要提早宣告，明顯是擔心俄國會趁美國自顧不暇發動猛攻。烏克蘭雖然拿到了F16，但數量還很少，而士兵的供應也同樣面臨斷層，他的勝利計劃可能需要奇蹟才能全盤實現。...
在新校認識了一些牙買加同事，他們講英文有口音，但卻給我一種踏實感，這是大家都是移民的緣故吧。有天在學校的文化日（culture day）看他們介紹自己國家，唱牙買加歌手Bob Marley 的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更感受到他們的節奏和韌性。...
早陣子在社交媒體看到一則帖文，內容是有網友移民英國後的一些社會觀念有所改變，覺得自己以前想得不夠。結果文章一出，卻被其他網友批評說他已被當地的「錯誤」社會期望所「污染」。從這案例看移民社群中常常出現的「入鄉隨俗」相對「文化承傳」的爭議，帶來了一個重要的自省機會。 事緣該帖文的作者有一位同樣移民到英國生活的女性朋友，她在一所本地人為主的企業工作，有次遇到一位剛剛生完孩子的同事回來上班，女友人隨口說了一句「你生完孩子後身材恢復得真好」，結果卻得罪了這位同事。隔日，女友人收到人事管理部門通知，警告她不得談論同事體型。帖文作者說，以前在香港都沒有想過，原來讚美一名孕婦生產後「身材恢復得真好」是有問題的；但思前想後，這樣的讚美背後已暗示了身材有好壞之分，而讚美也是評論的一種，即使出於好意但在職場也是應該避免的，認為自己上了一課。 帖文出來後，其他網友在下面議論紛紛。其中不少網友認為歐美社會「左膠」橫行，事事講求「政治正確」，弄得連說句話也要「自我審查」。那位同事感到冒犯，明明只不過是自己過份敏感而已，還要驚動到人事管理部門，根本是小題大做。這些網友認為帖文作者反過來認同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是移民後被「左膠」思想所「荼毒」了。 無時無刻的價值判斷 我們常說移民後應該「入鄉隨俗」，也就是要和當地社會融合。本欄以前已經提過，百分之百的融入在今天的移民研究眼中已無法期望，其一是當地社會不一定歡迎外來人口的融入，其二是甚麼才是社會主流也難以說清。那麼在融合和不融合之間，就有很多的灰色地帶，有時我們不會想得太多，但有時又會帶來很多爭議。 舉個例，乘搭捷運使用扶手電梯的時候，應該兩人各站一邊還是只站一邊留空另一邊呢？不同社會有不同的習慣。在香港，人少的時候會只站一邊，但人多的時候也會兩邊都站；在台灣，我卻發現大家是近乎宗教信仰地只站一邊，就算後面的隊伍排得很長也堅持留空另一邊。我來到台灣，見到台灣人這麼做，當然也是照做。看起來，就是使用方式不同而已，沒甚麼好爭論。但再想一下，這其實也是一種價值判斷：兩邊都站是較有效率，代表總體利益優先，轉個頭來是假設每個人都重要；只站一邊是犧牲多數人，讓少數人可以更快，轉個頭來是接受自己在當下不一定最重要。 要說扶手電梯的例子，是要說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無時無刻都存在價值判斷，雖然我們不一定自覺。身為移民，在新的社會當中無時無刻都在新的價值判斷環境下生活，絕大多數時間都會自動接受，只會在少數時候多加留意甚至掙扎，而這些事情往往都和身份認同相關，也就是「碰到底線」。...
大媽區擬實施單一貨幣， 全區使用人仔，廢除港紙，百姓不知何故，更不知港紙死因。 問 ：廢除港紙，改用人仔，有甚麼好處？答 ：好處是財富轉移效率高，快靚正！ 問：快成點 ？答：當年淪陷，日本用軍票換港紙，香港財富，瞬間清倉，夠快未 ？ 問：未夠快，政府做事「以結果為目標」，只須宣布人仔與港紙掛鈎，立即實現財富轉移，何必做一場大龍鳳？答：佢哋要嚇到藍絲都走埋，實現留島不留人的結果嘛！儍豬！ ...
曾於佛祖初轉法輪之地旅居百日，住日本人創建寺廟，名為日月山法輪寺，屬日蓮宗。每日晨五起床梳洗，六時唸誦，午或抄經，或冥想，寺中亦有雜務，傍晚五時復又誦經，早睡早起。 友人聞此經歷，常有兩極反應：一者羨慕，謂其清靜神聖；有人說寺院單調乏味，難以長居，一聽五時起床更連聲說不。然而我等生活其中，倒不覺殊聖或苦悶，只覺如同生活日常。 修行即生活，不以每日冥想為神聖，只視之為日常。猶記當年曾感驚訝，過往居然從未修行，想像離寺後應堅持練習。然而返回市區後，修行遂止，間或冥想、誦經，已非朝夕之事。 多年後又有幸入住內觀冥想中心，十日禁言、禁網、禁手機，晨四起床，終日冥想至晚九，修行生活復始。有從未入過內觀營的朋友聽罷，驚問何能十日十夜不言不網不手機，常覺不可思議。然而若得活在其中，則無逆拒，亦無憧憬，因二者皆顯不適。若常格格不入，何以安在？ 逆境適應 若以寺中修行為順境，逆境適應豈非同理？疫情封城期間，香港人與世界及中國斷軌，內外交困，有如荒島，外人以為香港情苦，然當時生活其中，倒也不覺甚苦，反而趁機理解我城，圍爐取暖，自有另一番意義。 更甚者，友人困於斗室，問其最難適應處，平日對答機敏，居然一時無語。眾問難道無不適應處？答曰冷暖自知，衛生欠佳，均屬實情，然而實無過度不適處，因諸事皆被動，反正無法控制，更不必擔憂，專心一致，每日讀書六小時，視之為難得奢侈。此等心志，即堅靭回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