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物 (Still life) 是繪畫重要的課題。尚塞 (Paul Cézanne) 的靜物畫是其表表者。以相機代畫刀，亦能將靜物的形態、顏色、光暗和對比呈現出來。相片中的物件本是日常生活所見：一塊葉、幾個番茄、蘋果和叉匙等等，但將它們放在一定的空間和環境，然後拍攝，它們的本身便呈現出來；讓我們重新看一塊葉、五個番茄、大白菜、三個蘋果、幾對叉匙和小燭火在太陽陰影中！我相信這是靜物繪畫和攝相的共通處：讓事物自己呈現本身，顯現它們獨特的美感。...
日前到了台北東吳大學裡的錢穆故居參觀。錢先生一生漂泊，生逢戰亂，在大陸、香港和台灣停留不少時間。他高壽離世，最後二十年便在台灣士林區「素書樓」渡過。名稱是以錢先生母親在無錫之居所「素書堂」為據，作為先生晚年終老之所。這間是在一小丘上的兩層中式建築物，附近並沒有其他房屋，有點遺世而存之感。當然，錢先生晚年在住所仍接見朋友和講學。屋內書房，飯廳和睡房，簡單高雅樸實，可見先生和師母過的平實無華簡樸的生活。除了掛在牆上的字畫，裝飾不多。我與錢先生沒有緣份見面，入中大唸本科時，先生已離開中大，不，應說離開新亞書院已多時。但讀文史哲的中大人，哪個不認識錢先生！他是一代大史學家、國學家和哲學家，著作等身，弟子無數，其中最出色的當然是余英時先生。錢穆和余英時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沒有異議。但對我們中大人來説，最重要的是他作為新亞書院創辦人之一，他由始至終都是反共學者。他是1949年避秦而來香港！新亞書院建立的目的就是對抗共產主義。錢先生公開在新亞校刊上撰文，指出：「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他指出的中國，當然不是現在大陸極權專制的「中國」。中文大學2019年11月12日變成戰場、2021年底民主女神像深夜被拆毀、2022年7月1日中大校長宣稱大學教育是服務政權，我以為中文大學已經完全淪亡。但想不到2023年2月20日，校方在新亞圓形廣場將創校反共先賢錢穆以AI 技術重現，與大陸合唱團「歌頌祖國」！ 這種對錢穆先生和新亞精神的公開侮辱，怎可以發生在錢穆圖書館、新亞水塔下的孔子和唐君毅銅像、廣場石牆上余英時先生名字附近？影片中貼上錢先生之言：「無論你去外國留學，你去哪裏，不要忘記，你是個中國人。」無恥的將錢先生所指的「中國人」變成「共產中國人」！錢先生在天之靈見到必悲憤莫名！(網上圖片) 我們在海外的香港人和中大人，看到如此噁心的場面，肯定憤怒無比。但更憤怒和更可悲的是這活動不在校外表演場所舉行，而是在新亞圓形廣場！即是説活動得到中大高層和新亞院長首肯！我不知道有沒有新亞校董、校友、同學和教職員同意這事情，但似乎沒有任何反對聲音。不過令我更悲哀的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眾教授，沒有一人發聲表示不滿和抗議！歷史系的教授眼見新亞校方，將創校歷史學家錢穆先生如斯侮辱而不出一言，以後如何教授歷史和講述錢穆的學説？這不是極悲痛的事嗎！錢先生和余先生弟子遍天下，在不少著名大學任教，身在自由世界而不出聲反抗強權侮辱老師，怎樣可以說得過去？希望我是孤陋寡聞，歷史學家已經公開譴責這件違背歷史真相的事情。當然這是白色恐怖的勝利！我也相信絕大部分有良知的歷史教授不同意，但因恐懼而噤聲。不過，不發一言而默默的讓不公義，虛假的謊言流傳下去，是一個「知識人」之所為嗎？讓極權專制統治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嗎？香港中文大學已成為歷史，相信新亞書院是時候改變名稱了，乾脆改為「朝陽書院」吧。反正上任新亞院長已承認相信唯物主義，所謂新亞精神早而成為糟粕。當我進入錢先生的書房時，看到54册《錢賓四先生全集》，和其他重要著作，極為佩服。但最感動的是看到他為新亞書院寫的文章手稿。面對新亞校歌的手稿，想起2月20日新亞圓形廣場的醜劇，哪一位中大人新亞人不憤怒和悲哀！當年唐君毅先生批評余英時先生為新亞「叛徒」。事隔多年，所有有見識的人都知道余先生不單不是叛徒，而是繼承錢唐二人的學術，發展出另一學術層次。余英時當然是「最」新亞人。那些在唐先生銅像下、在錢穆圖書館旁圓形廣場圍觀和拍手歡呼錢先生AI影像的群眾，才是新亞叛徒吧！張燦輝2023年3月24日台灣國立清華大學▌［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雲渺渺，水茫茫。征人歸路許多長。 相思本是無憑語，莫向花箋費淚行。 若然不是一個流亡者，我不會知道一張證件重要至此。 在我透明的手機殼背後，就放著一張回鄉證。這是我在中學時期還會跟隨家人到中國探望親戚時辦理的。本來在2019年的運動之後，已再無到訪中國的理由，回鄉證亦早已被我棄置於家裡某個角落。 現時隨身攜帶回鄉證的原因，是為了方便在出入場所或購物時證明年齡。在一堆身份證明文件之中，除了回鄉證，我已別無他選。因為在英國邊境提出政治庇護申請後，我的護照亦隨之被政府扣留，直至審查結束才能取回。 本來被扣留香港護照，我還可以選用香港身份證，或由英國政府發放的ARC卡。若以通俗的角度理解ARC卡，可當成是一張行街紙，是申請庇護期間的身份證明。不過當有次我沒有當心的獨個走在英國街頭時，我的背包被翻開，香港身份證連帶卡套被偷取。雖則早已聽聞這邊盗竊猖獗，但遺失那刻難免慌張。隔了半响，才記起自己已經不能再回到香港，故身份證其實也早已失去它入境香港的用途。想著又泛起一陣心酸，不知是否不幸中之大幸。...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包括：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返回杭州，被視為北京與商界民企修好的徵兆；國務院公布新版工作規則，突顯唯習近平獨尊的指導方針，刪除了工作信息須透明的原有規定；大量內地客湧往香港，令兩地文化差異引發的分歧與衝突，充斥兩地網上空間，特區政府據報正醞釀立法，禁止內地人與香港人之間的「族內歧視」。 馬雲現身內地 本周一，馬雲現身內地的報道，佔據了不少媒體的顯要位置。率先披露這信息的媒體，一個是馬雲的阿里集團旗下香港《南華早報》，另一個是阿里巴巴大本營杭州當地具影響力的《科創板日報》。前者刊出了一張馬雲在阿里巴巴總部大樓的一個大露台上與員工喝茶聊天，並報道馬雲到他有份創辦的雲谷學校訪問，與學生暢談人工智能對教育的挑戰，後者則引述網友，刊出了一段在杭州文一路隧道內拍到的馬雲與友人坐在一輛豐田汽車內的短片，並引述阿里巴巴集團，證實車內人士分別為馬雲、集團首席執行官張勇及資深副總裁邵曉鋒。 此外，《華爾街見聞》引述雲谷教育微信公號說，馬雲對學生表示，「ChatGPT這一類技術已經對教育帶來挑戰，但是ChatGPT這一類技術只是AI時代的開始。我們要用人工智能去解決問題，而不是被人工智能所控制，雖然人的體力、腦力比不過機器，但機器只有『芯』，而人有『心』。」他說，「工業時代是知識驅動，知識的競爭；數字時代是智慧驅動，是創造力和想像力的競爭，是領導力、擔當力、責任的競爭，是獨立思考的競爭。」 馬雲返國的信息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與報道，是因為他過去一年長期旅居在日本，又在泰國、澳洲、以色列、斐濟等地現身。彭博通訊社不久前才發表報道，引述消息人士稱，馬雲婉拒了內地官方讓他回國提振士氣的邀請，理由是自己已淡出阿里巴巴集團，集團沒有他也會發展良好，他要專注考察國際上先進的農業經驗。彭博這段報道，香港主流媒體也有採用，誰知報道剛刊出不久，馬雲便現身杭州，令外界意會事態並不尋常。 不少內地媒體在報道馬雲現身杭州時加上一個詮釋的角度，就是這次馬雲回到內地，反映習近平領導的新一屆政府重視與商界的貢獻，會提供良好環境予民企發展。這個詮釋有一個特殊背景，去年馬雲曾高調批評金融監管黨局思想狹隘，其後阿里分拆金融業務螞蟻集團上市雖獲監管批准仍遭緊急煞停，不單阿里集團受調查及處分，還牽引出一場監管風暴，多家互聯網巨企遭整頓，之後馬雲便淡出阿里集團管理，並自我放逐長居海外。在這樣的背景下，他返回內地與阿里高層會晤釋出的信號，就是中國領導層已拋下前嫌，預備與阿里及一眾科網民企重修舊好，藉此促進經濟發展擺脫經濟困境。...
最近AI聊天機械人大行其道，甚至聽聞有人要每天晚上跟他（或她或牠或它）傾上好幾句才能安心瞓覺。問題是，你願意把這些私密對話，長久保存在手機嗎？ 如果答案是不願意，那就請繼續看此文。 目前在香港最流行的聊天機械人大概有兩個：OpenAI的ChatGPT及Poe。早期登記的用家大多用ChatGPT，但後來有不少用家用Poe，貪其不需要翻牆及使用外國SIM卡。 一，ChatGPT的對話 清除聊天記錄的方法一句講晒，手機介面在左上方的菜單圖示（或桌面介面在左方底部），選Clear conversations，即能清除所有之前的對話。 二，Poe的對話...
編按 : 破土除了有固定的作者專欄，亦歡迎讀者投稿分享。這次，我們有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2013年3月，香港爆發持續40日碼頭工潮。十年回首，總結是次香港自196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工潮抗爭，對今天的香港到底有何意義？時移世易，如今職工盟解散，李卓人在囚，留下來的工會被嚴密監控，公民社會空間大幅收窄，很多人會慨嘆，如此大規模工潮抗爭，此情或已不再？半年的艱辛蘊釀可是，碼頭工潮的經驗告訴我們，空間愈是收窄，愈需要我們做好扎實的組織工作，靜待時機出現。在此次工潮爆發前，其實工人已嘗數次策動罷工卻未能成功。當年貨櫃碼頭猶如獨立王國，工人的工資長期受壓，職安健欠缺規管，甚至連工傷意外消息亦被封鎖。槍打出頭鳥，誰夠膽站出來為工人申訴，隨時會遭受報復解僱或懲罰性停工。雖然行動經歷了數次「滑鐵盧」，但工會和組織者沒有就此放棄，而是將全副心力加強底層的組織工作。工會招募了學生義工，每星期最少兩至三次，不斷落區接觸工人，暗地裡舉辦聚會，發掘積極份子。這些不起眼的組織工作，在璀燦奪目的工潮爆發前，一直持續長達半年時間。如沒有經過這些事前的艱辛蘊釀，很難想像怎可促成日後的工潮大爆發。不過，也不得不承認，單憑數百位碼頭外判工人之力，面對亞洲華人首富，雙方實力確是相當懸殊。扭轉局勢的關鍵，全因碼頭工潮曝露了香港長期由財團把持壟斷的深刻社會矛盾，一石激起千重浪，成功喚起了市民敵愾同仇的階級認同，激起廣泛的社會支援。最明顯的例子是，工潮期間成立的罷工基金，獲市民熱烈捐獻，成功籌得接近900萬元，成為罷工曠日持久的強大後盾；學運份子聯同工人代表，組織講解團深入社區、學校進行演講、籌款；社運活躍份子出版通訊，向工人及市民報導工潮最新動態；更有市民自發發動杯葛行動，以消費者運動向財團旗下零售業務施壓；來自荷蘭、澳洲的碼頭工會代表，千里迢迢前來香港聲援，並向於當地也有經營碼頭業務的資方施壓。迅速地，單一行業的工潮事件演化成了一場具廣泛意義的社會運動，更有學者將此視作「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的研究案例。香港市民權利意識的成長如今獨立工運陣營被瓦解分散，已無從前規模、人手和資源，工人要發動大型工潮對抗財團剝削，肯定比以往更形困難。要突破這種工人被孤立的局面，實有賴於社會上關注勞工的活躍份子，從周邊形成支援網絡，透過消費者運動、社區連結等不同介入方式，作為支撐工運的媒介。歷史上，這類專制國家下的工運經驗，並不罕見。例如在1980年代韓國軍政府統治時期，組織工會被視為非法活動，不少教會、學運份子在支援工人反抗方面，便發揮了關鍵角色。從更寬闊的視野來看，接連發生在同一時期的多場香港社會運動，包括：反對菜園村清拆運動（2008）、反國教運動（2012）及碼頭工潮（2013）等，儘管關注議題各自不同，均反映了香港市民權利意識成長的重要發展階段。在是次碼頭工潮之中，有一點經常被忽略，其實工人不單止要求合理加薪，更是十分著緊爭取工會的承認權。由於此一訴求不被接納，他們更曾一度考慮拒絕資方的方案。奈何工潮持續已達40日，礙於現實生活壓力，眼見參與人數下降，勞方幾經掙扎最後只好同意接受方案。工人代表當時臉上流露的失望表情，至今我仍歷歷在目。香港的財團深明權力就是金錢的道理，只有牢牢抓住權力，才能完全控制資源分配的規則。因此，資方在工潮最後階段，縱使願意將薪金調整至接近工人期望的雙位數，對於與工會作任何形式的集體談判，仍然堅決一步不讓。放在香港今天的政治大環境，統治階層拒絕與升斗市民分享權力，背後原因其實同出一轍。抗爭的記憶與承傳不過，碼頭工潮的經驗正好告訴我們，當權者不可能永遠壓止民眾改善生活的訴求，這些源於生活被剝削的憤怒，或遲或早會轉化為爭取確立民眾權力的呼聲。即使在中國大陸，面對中國政府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被壓迫的民眾仍然能夠尋得反抗缺口。去年年底在中國多個城市爆發的白紙運動，群眾快速蔓延的抗爭浪潮，便成功迫使當權者讓步放棄了嚴苛的清零政策。猶記得職工盟在解散宣言中留下了這一句：「有矛盾，就會有對立。有壓迫，就會有鬥爭」。當初碼頭工人代表跟我說，他們決定站出來反抗的一刻，最能鼓舞他們的，不是組織者講的什麼大道理，而是數年前發生的一次扎鐵工潮。香港碼頭罷工發生後不久，由同一集團於深圳鹽田港經營的碼頭在同年九月爆發工潮，近千工人罕有發起罷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受壓迫者會互相學習反抗模式，抗爭的記憶因此便得以承傳。每一次重要的工潮事件，都有可能造就下一場發生於不同時空的勞工抗爭。回顧香港過往走過的民主路，不也是一樣嗎？反廿三條立法後有雨傘運動，雨傘後又有更大規模的反修例運動。曾經發生於我城的民主抗爭，會成為這個城市的集體記憶，留下的足跡不會就此磨滅，後來者必定會繼續受到鼓舞，從中尋得他們所需的力量和勇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