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搭一班前往英國的航班，透過申請政治庇護去延續剩下來的希望，從此展開了一個探索潛藏在自己內心裡另一個自己的旅途。政治庇護申請的成功率也隨世界局勢一直在變化。根據英國下議院圖書館（House of Commons Library）在2023年3月公布的庇護統計（Asylum statistics）資料，在2020年總申請數目為29,815份，其中只有6,538宗成功個案。在2021年，申請數目上升至50,042份，成功申請宗數增至10,468。至於2022年，共有74,751 份申請，涉及89,398名個人申請（包括主申請人和家屬），而成功申請宗數有14,751宗。「處理中」庇護案件總數為166,100宗，當中101,400宗正等待初步決定，4,900宗正在等待上訴結果，大約38,900宗須撤回申請。撤回申請的個案，大部分都是因為從歐洲或其他地區乘小船非法抵達英國的入境者，政府原則上不能支持非法入境；或在操作上申請人未能在面試時說出因為戰爭、政見而被迫害，導致正在面對失去自由和安全的威脅。當申請人沒有即時的危險，只是想選擇在英國生活，就未能符合聯合國自1951年公布的《難民地位公約》，將被視為「經濟難民」（並非難民身份），這審核標準是一視同仁的。我在英國見過不少這種以經濟難民身分而求助的中國人，尤其是上一代，因為簽證失效、英文又從來沒有去學習，失去溝通能力、護照過期，同時律師費太貴沒有錢申請延長簽證或出境，終變成在英國非法居留。他們十多年來躲在唐人街，在只收取現金的中餐廳裡打著黑工，然後住在餐廳樓上。人工包食宿，交通費也省了，將那份比最低工資還要低的人工存到中國銀行，匯到家人的戶口。他們說著北方話，手機卻播著八十年代老土到不行的廣東歌；吃吃燒味飯，喝喝臺灣奶茶，他不知道英國首相是誰，但他知道在英國要用VPN，才能在非法點對點網站上播放甚麼流行地球還是流浪西瓜，看港星劉德華是如何成為救世主。他們對著剛剛到達英國的同鄉說：英國人很狡猾，然後一邊想盡辦法去剝削他的同鄉，假裝成是同鄉的盲公竹。中國有套禁片叫《盲井》，便是以此敍事結構作為中心思想。人吃人的社會意識 ，深根蒂固刻在基因上。很多中國人在涉及這個層面時候便會很誠實，申請著政庇的同時，直接當一門移民生意來操作，很聰明地變成一個機會主義者。首先會有中介公司向申請人收取一筆高昂的中介費用。平時在唐人街見到的華人律師行，他們直接說明能幫助此境況的人申請政庇；國家有難，就是發財機會。他們在必要時會指那本中國護照和中國的戶籍如何壓迫著他。政庇系統難免被人濫用，輸出撐共的人到當地的華人社會。秘密警察局才不是協助海外華人而存在，反而是防止中國人跑路，怕中國人在海外亂說話而存在的監視系統。中國大陸學習寫的簡體字，是一種非完整的概念。簡體字的「爱」沒有心，沒有心的愛是甚麼的愛？答案是明顯的，這種非正宗的中華文化，將人性簡化成方便統治者的制度，甚至制度演化成統治者本身。在他們的角度，英國庇護的設計是他們無法理解的，這是文明程度之間的落差。他們也不願拿出來討論，因為他們會為此而感到羞恥。大公文匯那些媒體，不是很喜歡將政治庇護的人形容為賤民、逃犯、賣國賊，並在文化方面矮化這個族群嗎？然後拋出一個偽命題，說港人去英國做二等公民，如此就是他們的思路。庇護的申請成功與否，全因申請者的申請動機和原因，是否以合法的途徑入境和逗留，也會審視申請者在面試時有否出現邏輯上的矛盾，並視乎申請者日常有否作出準備，收集對自己個案有利的新聞和文件來說服移民官，以及在申請後會否繼續為人權發聲，因為極權社會是容納不到持續的表態和發聲，離開是唯一選擇。這些都是在面試中會被問到，而且要回答得很清晰的問題。只要思路正確，清楚知道自己在2019年的付出，如實交待，民族尊重是如此爭取回來。資料來源...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有數則，包括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向法院申請禁制令，尋求禁制《願榮光歸香港》這首社運歌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本周訪問中國，尋求恢復高層溝通機制，降低中美對峙擦槍走火的風險；美國刑事檢控部門控告前總統特朗普違反保密法律，離任後私下收藏多箱官方機密文件。 （一）禁榮光歌影響深遠 香港過去是一個高度自由的城市，雖有管制不良刊物和審查電影的法律，但從沒有把一首流行歌曲列為禁歌。此次律政司司長向法院申請禁制令，把《願榮光歸香港》及其一切演奏、改編版本列為禁歌，試圖逼使國際科技龍頭企業谷歌把這些版本從YouTube平台上移除，以及阻止其搜尋器程式在用戶搜索「香港國歌」時展示這些版本，反映香港特區政府對被指觸犯國安法的文藝創作，正採取一切法律手段予以封禁，香港的互聯網服務公司和國際科網平台將首當其衝，若不主動下架便可能被封網及控告。至於身處海外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雖可繼續傳播這些禁歌，但日後進入香港時或會被指違反國安法而惹上官非，事件的影響因此相當深遠。 6月12日（周一）早上，禁制令聆訊在高等法院開庭，法官陳嘉信要求律政司代表澄清，禁制令針對哪些人，即案件的被告是誰。律政司一方澄清，禁令不是針對全世界，僅針對有違反禁令的行為（以任何方式傳播榮光歌）以及意圖（具違反國安法意圖），正在干犯和有意干犯的人。但法官對此定義並不滿意，認為這並不包括從沒干犯任何行為但在禁令生效後違令的人，但律政司一方卻認為這些人也受禁令所限。法官認為事情有點奇怪，遂批准延期讓律政司代表索取指示，釐清被告身分涵蓋範圍，案件押後至7月21日再訊。從聆訊過程看，律政司代表的準備甚差，連最基本的資料也沒預備好，以致庭上屢次被法官問到「口啞啞」，散庭時竟然不回答記者自己的名字與職銜，專業素養令人質疑。 或涉封網或斷網行動 假若法院批出禁制令，並把禁令向谷歌送達，谷歌將要採取措施，防止香港用戶搜尋到這些禁令列明的歌曲版本（申請文件上列出了32條YouTube片段）。但香港法院的禁制令在香港境外並無約束效力，谷歌可以容許非香港用戶繼續搜尋和傳播這些歌曲，特區政府若要阻止香港互聯網用戶接觸這些在海外平台傳播的禁歌，便要把禁令送達所有在港營運的互聯網服務公司和電訊公司，要求他們採取措施封阻香港用戶登上這些傳播禁歌的海外平台，這會涉及相當複雜的封網或斷網行動，而用戶亦可能採用各種翻牆軟件和加密通訊軟件，嘗試繞過通訊系統的封阻。...
在定罪之前，法律假設我們所有人都是無罪的，而無罪的人不應亦不需要接受任何懲罰。因此，未審先囚從來都不應被視為一個慣例，而只可是別無他選下才可作出的行為。 不過，事實上未審先囚在香港卻愈來愈普遍。 香港人權資訊中心翻查懲教署資料[1] 發現，不僅總收柙人數於本年度再創新高，還柙候審（即未審先囚）的人數亦比往年上升，並呈現持續增加的趨勢。截至2023年3月1日，香港總收柙人數共8,197人，比2019年的7,023人上升約17%；而同一時期還柙候審的人數亦從1,599人躍升至2,907人，其佔總收柙人口的比例高達35.5%，比2019年的22.8%大幅增加了12.7個百分點。與其他地方相比，台灣還柙候審佔整體收柙人數的比率僅為5.1%[2]，新加坡是11.3%[3]、英國（英格蘭及威爾斯）則為17.3%[4]。 值得留意的是，《國安法》第42條為涉及國家安全案件的被告，設下一個非常苛刻的保釋，徹底剔除了有利於保釋的假定（presumption in favour...
粵語共有九聲，填詞甚難，然有一奇特之處，在其他語言難見，唯粵語可由文字推敲其旋律。音樂人何秉舜（何丙）在兩年前接受《菇武門》訪問，提及此一現象。歌手（也是其胞妹）何韻詩言及平日點歌環節，即使沒有樂譜，其兄僅讀歌詞，便可瞬間奏出全曲，神乎其技。 何丙解釋道：「因為廣東歌的歌詞本來已經定了一些音調⋯⋯有些歌我也是沒有很熟，但看到歌詞大概猜到哪些音是如何走，哪些字是 fix 了是這樣的，我就跟著彈（註一）36:00。」 故粵語改詞雖難，但成功之後，其效果遠比英語或華語啜核，啜核之處，正是由於難得啱音，似無其他字詞可以取替，更感天衣無縫。 如填詞人梁栢堅，就「遊客食杯麵」為題，寫道： 「猶如巡行和匯演...
神聖與世俗（Sacred and Profane）原指宗教的兩種形態，神聖是出世，世俗是人間入世的。寺院廟宇是宗教地方，是人和神接觸的場所。宗教建築物，無論是基督宗教、佛教或傳統民間宗教，都是和外邊日常生活的世界有所不同。因為這是崇拜、祈求和許願的地方。不同宗教有其特殊的理念，是以反映在建築上。 台北法鼓山農禪寺和所有我到過的佛教寺院完全不同；沒有香火、沒有傳統的佛寺裝飾，沒有金碧輝煌眾多佛像，寬敞的大雄寶殿只有一尊佛陀像，但是其簡樸幾何圖形的建築設計表現出一種從凡俗抽離的寧靜與和諧。 姚仁喜是台灣現代建築師，農禪寺是實現創寺聖嚴法師的理念，將「水中月，空中花」融入建築中。大殿內雕空的《心經》、水月池、連廊、金剛經牆等等都是異於其他佛寺。 這是可以讓心靈安靜的「神聖」地方。...
▌［黑膠集］漫畫家簡介政治漫畫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7年起替報章及雜誌創作漫畫及插圖。其政治漫畫專欄《嘰嘰格格》於《明報》連載至今。出版作品包括《Hello World》，《Lonely Planet》，《大時代》，《新香港》等 。曾任教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及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 現定居英國。 ...
晚飯時間，女兒突然說：「今天在學校，有同學仔問我攞簽名。」 嘩！吓？ 原來，小學小息的活動，熱門之一仍然是足球。波就好多個，不過大草地就這麼一片，一般都是一群男生搶先扭波、射波。女孩子嘛？只有少數男生會接納她們一同踢。跑速稍慢體力未夠的女孩，會被一些「衰仔包」拒諸場外。 有老師眼見如此情況，一個月前推出德政，就是每星期指定一天的小息，將大草地劃為女子遊玩場地，女孩就可以踢足球（男仔也可參與但要得女生批准），自此就天下太平了…… 且慢，有一天，幾個四年級Year...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治新聞是「六四」事件34周年，香港警方用盡千方百計，阻止民眾到維園及其他公眾地方悼念「六四」，令原本象徵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與內地有所區別的維園燭光消失。這個禁止悼念的新聞，比一般國安法案件的影響更大，有力地向國際社會說明，香港的自由環境已經改變。過去三年，特區政府假防控疫情之名，反對民間組織舉辦「六四」集會。今年六月，防疫措施已盡撤，特區政府不再掩飾，擺明車馬就是禁止民眾公開悼念「六四」。不單反對任何集會申請，還動用大量警力截查接近維園的市民，但凡身穿黑衣或帶備蠟燭鮮花的，便安插一些懷疑罪名帶走調查。法院過去從未有判處悼念「六四」屬顛覆或煽動叛亂，保安當局卻全盤接收中央政治定調，但凡紀念「六四」即意圖顛覆，把支聯會曾經在集會使用的政治口號「結束一黨專政」無限上綱為顛覆中央政權、違反經修訂的中國憲法及國安法律，並把所有不涉這口號的悼念活動等量齊觀，作為全方位鎮壓封鎖的依據。多年來，這種全方位封殺「六四」悼念的行為，只在內地執行，例如提前把天安門母親帶離北京，禁止她們公開悼念，又在互聯網上全面封阻意涉六四的文字或圖像。這些封禁行動被香港及國際記者廣泛報道，令全世界都知道，即使三十多年過去，八九年以坦克和子彈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到今天仍然是北京領導人的政治忌諱。正因如此，「六四」後的三十年間，香港能夠每年在維園辦六四悼念晚會，公開記念「六四」死難者，便成為了一個標誌，說明香港與內地在政治和法律上有區別，香港這一制可享有內地沒有的自由。如今這標誌消失了，連最和平的以燭光記念死難者表達哀思的自由都不容許，其他自由便可想而知。連續三十年都出現的維園燭光，在疫後復常的社會中竟然徹底消失，還有誰相信香港自由不變？對於留意香港時事的人，以上說的其實早已了然於胸，特區政府會封殺「六四」悼念，完全是意料中事。但到了接近「六四」這天，海內外的民眾還是緊緊盯著，香港特區政府每一個「過分緊張」的無理舉措，例如向戲院施壓要求取消包場觀影活動，那怕看的電影與六四或政治完全無關，都在網上社交平台迅速傳播，種種當年今日的資料一再重現，充斥網上空間，彷彿抗議著當局的審查下架，提醒著民眾毋忘六四。不單如此，各種打擦邊球方式的創作，也大行其道，例如多個西方國家的駐華使館，便以各種意涵相關的圖像，測試中國當局的審查機制，暴露政治審查的荒謬。這些微枝末節，成了「六四」34周年的獨特政治風景。蔡玉玲的查冊案香港電台前節目編導蔡玉玲的查冊案終極上訴成功，終審法院於六月五日宣布，撤銷她的定罪裁決，也受到廣泛關注。這宗案件之所以重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警方選擇性執法，報復蔡玉玲製作七二一事件特輯，深入挖掘警方縱容白衣人在元朗行兇。香港記者以運輸署網上查車牌機制作新聞調查，每年數以千百計，警方卻單單針對蔡玉玲進行刑事調查，並視為較嚴重罪行，以控罪書形式控告，而在《大公報》記者黃偉強被揭發，於同一時期也曾以查冊為證據作報道，檢控當局便以較輕的票控方式處理，而同一名主審法官也對黃從輕發落，准他自簽保二千元守行為一年便撤銷控罪。這些執法上的選擇性與差別對待，令香港新聞界清晰看到，監察警權會遭政治報復！其二，運輸署在整件事上完全沒有捍衛新聞自由及公眾知情權，反而盡力收窄查冊制度，只容許有關汽車買賣或交通意外訴訟的查冊，對於其他符合公眾利益的查冊行為，例如記者調查使用汽車犯法的兇徒背景，或者盡職調查機構調查公司資產誰屬等，都被運輸署視為與交通運輸無關。進行網上查冊便視為使用虛假資料查冊，這種狹窄的法例詮釋竟獲各級法院認可，以致蔡玉玲一再敗訴，直至上訴到終審法院，才成功推翻運輸署的無理詮釋。運輸署會否服從終審法院裁決，還原昔日的寛鬆查冊制度，還是修改附屬法例，維持狹窄的查冊範圍，將會顯示香港特區怎樣看待資訊透明度這個重要課題。▌［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