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 四個字母，代表新聞涵蓋東南西北，可惜未能凸顯「中國有新聞自由」; 盼望高明，補其不足。 外商：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這口號最能凸顯「中」的重要。 小說迷：對！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個方位，中為絕頂，更是核心！ 大媽：如果 News...

5年就快過去了，我有時會想，若果自己當初沒有被捕，沒有危險需要離開香港，我會過著怎樣的生活呢﹖ 可能，我仍會在以往的機構工作，服務智障人士及殘疾人士，陪伴他們成長及經歷，幫助他們及家人去面對困難，支援及支持他們。 只是，我亦可能需要宣誓效忠政府、學習習主席的講話內容、不時北上參加交流活動，了解祖國的文明與進步；我亦可能要舉辦維護國家安全、愛國及符合國情的小組及活動，同時要向政府爭取撥款以維持中心行政，才可以繼續舉辦不同的活動。 可能，我仍會跟家人住在一起，一同分享生活上的點滴，一起分享快樂，一同面對困難，有任何事都陪伴他們左右；我可以盡姊姊的責任，照顧弟弟，陪伴他經歷，即使他遇上工作或戀愛問題我都可以隨時去分享及支援；我可以盡孫女及女兒的責任，孝順嫲嫲和媽媽，亦可以定時探望親人；在嫲嫲病的時候亦可以在床邊照顧陪伴，陪她走最後的一段路。 可能，我仍會與朋友們不時見面，在好姊妹的身邊一起成長經歷，分享生活的甜酸苦辣；工作時遇問題可以互相分享互相放負，放假時可以一起計劃旅行，出走日本韓國等地，好好放鬆休息。 只是，我應該沒法自由地表達自己，包括政見和對中共政權的看法；沒有辦法堅持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我可能慢慢地習慣，慢慢地噤聲，不想遺忘，卻被迫忘記。...

路易士老師在英國教書最深刻的其中一幕，就是一次當我教授奴隸貿易（slave trade），播放相關的紀錄片期間，一名黑人女學生突然情緒激動、淚流滿面，需要離開課室休息——這當然是我在香港教同樣課題時不能想像的，我也從未想過自己會跟黑人學生「共學」此課題。我想起魯迅提到，曾在課堂上觀看「日俄戰爭教育片」，而影片中的東北民眾若無其事的看著自己同胞被殺。究竟，一種「同胞」的感受是怎樣形成的？相信是教育、是認同、是文化，也是一種心靈的共鳴。要把英國想像成自古而來是一個道德國度，也許不必。不過，能讓正直、有信念的人發揮作用，也許是她優勝之處。我想說的是提出終止奴隸貿易的威廉‧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1789年，威伯福斯在議會發表了一場長達三小時的反奴隸演說、兩年後的1791年，他首次向議會提交廢除奴隸貿易的法案。政治不是由完人推動威伯福斯為人機智，虔誠地信仰福音主義 （Evangelicalism），也是一位傑出的演說家，他因著仁慈和正直而受到其他國會議員尊重。他是「廢奴主義者」（Abolitionist），跟其他議員例如托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由1789年開始爭取終止奴隸貿易，到1807年國會決議廢除，共花了18年。然而，路易士老師若把廢奴視作有良心的白人對黑人的救贖，或許只是一種幻想。或者我太受2006年的電影《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影響。看了作家亞當‧霍奇契德（Adam...

近年多說離散事。當代中國出現大規模的離散，是發生在國共內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後。大家如果讀過龍應台的《大江大海》，應該感受到「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所帶來的震撼。離散的後果，卻不盡是負面悲涼。錢穆、唐君毅等前賢，在1949年後艱苦卓絕的在香港創立承傳中華文化的新亞書院，便是一個例子。知識界目前的共識是，當代海外新儒家在1949年後的思想發展，其深度以及對中華文化的貢獻，是獨當一面的。就我比較關注的中華自由思想方面，內戰前後散落到台灣和海外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他們既在台灣、香港和海外延續了中國自由思想的命脈，對台灣後來發展出民主憲政，以及對中國大陸在文化大革命後的開放改革和新啟蒙，都發揮了積極作用。我這一代在上世紀60-70年代成長於香港的學子，當時便很受到從大陸散落到台灣和海外的自由知識人的影響。其中胡適、雷震、殷海光、周德偉、夏道平等，以及後來他們的後輩學生如林毓生、張灝等對當代中華自由思想的貢獻，是個很值得研究學習的課題。我在這篇文章談論的《自由與人權》一書，正是由散落到台灣（後來退休於加拿大)的中國政治學人張佛泉（1908-1994）在1950年代初撰寫而成的一部高水平著作。四十年後發現希望相對於上文提及華文世界中的幾位自由主義者，張佛泉是較少為非學界人士認識。但他這本《自由與人權》到了21世紀的今天，仍舊被譽為「表現出來的對西方自由主義的認識水平，在以前與以後中文世界，尚都未見可與之匹敵的著作。」台灣學人錢永祥在2001年作出的這個評價，我認為是有道理的，雖然當代的一些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著作，例如高全喜的《政治憲法與未來憲政》，也許已是匹敵之作。張佛泉在1954年為《自由與人權》初版寫序時說：「著者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中離平，避地來台，侘傺幽憂，不能自釋。乃下帷讀書，專心於英美人權學說及民主制度之探究。」佛泉先生借喻屈原《離騷》的「忳鬱邑餘侘傺兮，吾獨窮困于此時也」來形容自己避地台灣，在「不能自釋」之餘，「下帷讀書」，奮而寫成《自由與人權》。當1993年這本書的修訂版刊行時，先生在新版序言中說，1950年他開始草擬原版書稿時，極權主義氣焰正高，但「四十年後之今日」，極權政體連續發生了驚天動地的政變，使他重擬《自由與人權》序文時，「令人發生何等信心與希望。」張佛泉畢業於北平燕京大學哲學系。1931年起，為《大公報》編輯《現代思潮週刊》。1932年就讀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34年回國後，應胡適的邀請，到國立北京大學任教。抗日期間，轉赴西南聯大政治學系擔任系主任。在1930年代，張佛泉發表過大量時論文章，討論民主、憲政、民族邦國等政論課題，更在抗日前後積極參加了以胡適為首的《獨立評論》的撰稿工作。初到台灣時，張佛泉擔任國立編譯館編輯，並參與了台灣當時最重要的自由主義刊物《自由中國》的發展工作。後來先生為了專心撰寫《自由與人權》，辭去了編譯館職務，1952年也辭去《自由中國》的編輯委員的工作。之後，他先後在台灣的東吳大學和東海大學的政治系任教。1960-1963年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出任研究員，1965年轉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任教至退休。「國家」與「權利」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讀《自由與人權》？我認為這本書從做學問的基本方法到哲理層面較為抽象的理論建構方面，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讓我先從做學問得對我們使用的觀念和辭彙要有一清晰明確的界定這一要求說起。張佛泉大概是頭一個中國現代學人，堅持把「國家」改稱為「邦國」的。我自己受他啟發後，也在文章中不用「國家」一辭，改為用「邦國」或「國邦」。張佛泉在《自由與人權》中說：「到現代民主時代『家』與『國』應嚴格分開，絕不該仍將二者混為一談。」查現代政治和傳统政治很不同的一點，正是現代邦國和現代社會是兩個相關但並不相同的觀念和範疇，前者是強制性的公共領域，後者是非強制性的個人和團體的自願組合。把「邦國」說成「國家」，後者顯然是把公、私混在一起，把傳統「家天下」的政治概念粗疏混淆地應用到現代政治脈絡之上，反映了華文觀念和認識上的不嚴謹。張佛泉説，「著者在本書中嚴分國與社會之界限，家大部分屬於社會界，故尤不肯再用『國家』作一個名詞。」我們今天在日常用語中，不時還會把民主解釋為「人民當家作主」。這樣把「當家」等同「監國」，難怪「家天下」的思想，在中華政治文化中仍是很普遍，以至華文世界對現代政治的特質在認識上還是含糊的。另一個在近現代傳入華文世界的重要政治觀念和價值，在翻譯成中文後引起嚴重混淆的，便是right（權利） 。張佛泉在書中說：「『權利』二字在中文連用時，作『權勢貨財』解，根本不成為固定名詞。以『權利』譯right中文先用。這個譯法實不妥當。一方面因為中文權利兩字連用在一起，極容易令人聯想到爭權之『權』和奪利之『利』。一方面因『權』字與英文right完全聯不到一起。在近代英文中right一字，且可謂有與『權力』（power）...

收看節目 北京三年前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直接在香港頒布實施，事前沒有公眾諮詢，到實施一刻才公布法例全文。 及後有十人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包括駕駛插有「光時」旗的電單車、衝向警方防線的唐英傑。翌日政府出稿「訂出紅線」，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有「港獨」含意，劃下這道紅線後整整一年，法院才在唐英傑案中裁定這句口號會構成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消失於公眾視線的不止是人，國安警員多次進入傳媒機構大搜捕，多名傳媒高層分別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和煽動。甚麼是煽動、甚麼不是煽動？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亦不是可以免除責任的「保護罩」。 立法至今，官員不停強調這一句：遏止極少數人危害國家安全。截至今年...

收看節目 上一集的《破土有聲》，陳文敏教授帶大家回到數百年前陪審團的出現，以及它所彰顯的精神。陳教授這次會談談陪審團制度的利弊。陪審團有可能被操控嗎？現時香港法庭的陪審團，是隨意在合資格的社會公眾人士中挑選，保障了陪審團的獨立性和多元性，然後透過商議以公平的方法作出裁決。至於對於有人質疑一般陪審團沒有能力處理專業範疇的案件，教授則認為保障法庭審訊的透明度，審訊不淪為只有專家才能明白的討論至為重要。📖《破土》原文｜從「正義迴廊」和「毒舌大狀」看陪審團制度和程序公義 （中） https://bit.ly/3CYhyWe▶️ 重温上一集《破土有聲》｜從「正義迴廊」和「毒舌大狀」看陪審團制度和程序公義 （上）...

收看節目 兩邊走走｜第51集｜2023.6.30▌港區國安法三年涉多案國安意識滲透市民生活▌英持續「關注」國安法派經貿官訪港議員指責▌李家超治下一年人事變KPI、搶人才、說好故事

收看節目 「正義迴廊」和「毒舌大狀」這兩齣叫好又叫座的港產片，引起公眾對陪審團制度的討論。陳文敏教授看罷兩齣電影後，為破土撰文，講述陪審團制度的前世今生、利弊質疑，以及在國安法下陪審團被消失所突顯的問題。陳教授在上篇，首先帶大家回到數百年前陪審團出現的初期，陪審團如何受到嚴苛的對待，例如要在無水無食物下退庭商議，偷帶食物會被罰款，以及遇到政治敏感的案件時，與英皇之間的種種角力。最後，他引述著名法官的說話，明言陪審團不單是實踐公義的工具，也不單只是憲法中的一環，它更是顯示自由仍然得到保障的明燈。

第二封信下篇兩岸三地的際遇1977年我離開香港，初次見識到德國當地的學生運動，第一次經驗到他們的競選文化。同時期，香港的97問題還未出現，直至兩年後，香港前途始成為英國與北京的談判對象。但在這談判中，香港和香港人並不參與其中，我們香港人的命運不在我們自己的手裡。1997年中英租約期滿之後，英國再不能在新界有任何的統治權，在這個背景下，香港人為什麼從沒考慮這問題？在這環境下，香港究竟具備著甚麼意義？從少到成年，殖民地教育下，我們似乎自由的學習，在安樂窩中成長，但學校從來沒有真正的人文教育，香港歷史不是議題，中國和世界歷史和文化只是浮面的教過。在「借來的時間和地方」，我們「享受」這種割離大陸、台灣、亞洲和世界政治的「中立」環境生活。大部分當時的香港年輕人不知道也不太關心二次大戰後的政治危機、台海兩岸的戰爭狀態、冷戰帶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大陸50年代的殘暴政治運動和台灣「美麗島」事件，這些似乎對我們是太遙遠的事。1967年暴動後的香港，是現代香港的起點，在港的年輕人開始感覺到自己身份的問題。我當然也是其中一個。當時在德國，香港人不多。香港留學生通常到英語世界攻讀研究院，來歐洲德國或法國，首先面對的是語言問題。在自由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 ）唸哲學的亞洲學生，大多是日本和韓國人，他們慕名而來研究胡塞爾和海德格的現象學，但其中也有來自台灣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從台灣來的學生，有不少是台獨傾向。當時的台灣，仍是蔣經國的戒嚴時代，美麗島事件令很多台灣人受到很大的壓迫，反對國民黨便要離開家鄉到外地流亡。我當時便認識了幾位台灣朋友，有一位修讀博士學位的，讀了多年也未有完成，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不寫完博士論文，他帶一點悲傷的回答：「完成了博士，就要離開德國，但我沒有家可回！」那時我不明白他的感受，因為只知我拿德國政府獎學金，完成學位之後便可以回家！我不想留下成為德國人，因為有家人在香港等待我回來。到現在，我才明白這位台灣朋友的悲哀！香港淪亡了，再不能回去。我們是流亡海外的異見人士。隨後到了70年代後期鄧小平改革開放，逐漸有大陸來的朋友，他們是第一批文革後出國的內地人，在大陸以教德文為生，來西德（當時德國還未統一，仍分東，西德）考察德文作為外語教育。和幾位相熟，從他們口中得悉文化大革命對他們的傷害，殘酷政治鬥爭令他們生活在人間煉獄之中。1976年打倒四人幫之後，大陸似乎露出一點曙光，我的大陸朋友當時相信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後來認識一位同行來西德進修哲學，但他回想起文革時的慘痛經歷欲哭無淚， 他親眼看見中學校長被紅衛兵打死、英文老師被批鬥後得了憂鬱症，最後吊頸結束生命，他也被下放到農村再教育，過著飢餓無助的生活。後來他克服困難，文革後重返學術世界，並且到德國留學，之後成為大陸一個重要的海德格哲學學者。比起這些台灣和大陸朋友，我這香港人幸福得多！我們習慣自由，有法治保護、個人權利受尊重。我們不理解在獨裁強權下生活是怎樣的。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是看陳若曦的《尹縣長》而來，理論是從《七十年代》文章得知，但從這些朋友的敘述當中，文革災難是真實的，不是小説和報道。香港的政治打壓，從2014年雨傘運動到2019年，再到今天，未見減褪，而且力度愈來愈大，愈來愈高壓，這股政治低壓槽在過去幾十年的香港從來沒有出現過。香港一直得天獨厚，擁有和平、安全和穩定的環境，反之，與我同時代出生的人，無論是大陸或是台灣，他們所面對的經歷都是我們從未想過，從沒經歷過，他們所受的痛苦，是我們香港人無法想像的，他們面對的悲慘景況我們亦無從感之。當然，2019年之後，我們便知道，這慘痛悲傷我們不能避免，而今都在我們的面前！ 公民參與塑造社會在德國我亦同時經歷了德國人的公民選舉，競選期間不同黨派的政治家和政客會走到大學及市集裡演講，給他們的選民講解自己的政綱和論點。在自由堡的競選演講，在電視看到國會的辯論等等，都是我在香港沒有經驗到的。那時我才發覺德國在戰後的發展裡，是一個真正民主模式的開放社會，公民參與政治這種現象我是從未感受過的。作為一名海外留學生，他們的政治活動我不能參與，但作為旁觀者，我深切明白到透過每個公民自身參與的重要性，讓德國人知道這個屬於人民的投票權可以如何改變整個社會。我還記得將近離開德國的時候，在電視中常看到當時西德總理舒密特Helmut Schmidt，在最後一天的國會演說中說：投票結果他的黨輸了，在他完成了這最後一天的德國總理工作後，第二天他就變回漢堡的一名普通公民。換句話說，參與政府工作的時候，他的身份是總理，當他完成總理的職責時，他就變回公民身份。他的這番說話對我感受殊深，至今依然歷歷在目，印象難忘。當權者是透過人民和憲法賦予權力，是要服務人民，而不是控制人民，更不能戀棧權貴。參與政治活動是德國人作為公民非常重要的部份，至今德國人對二次世界大戰為世界帶來無比災難和痛苦還存著深深的罪咎感。當時東西德還未統一，但前往參觀慕尼黑達豪（Dachau）集中營時，我發覺德國人從沒有忘記這段歷史。在對歷史不遺忘的同時，德國人對上世紀由專制政權製造出來的舉世災難、知識份子讓一個政黨以口號帶領人民步向災害，依然有所警惕，深深悔咎。現時德國境內還有不少集中營博物館開放予公眾憑弔：不能忘記歷史。獨裁者從來只是滿足一己的權力私利，永遠不會真正為人民建立自由和諧幸福的生活。中英談判下的香港一代我在80年代初中英談判開始時，對香港問題仍然一無所知，1979年到1980年期間我在德國才知道香港的情況，北京和倫敦即將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大學時代，唐君毅老師所說的花果飄零，再加上理解到過去一百多年來西方列強對中國帶來災難，我感覺到這個談判將會帶來一個結果，那就是香港是要回歸大陸：但是一個資本主義的香港要回到共產主義的極權大陸。這如何可能？明慧,...

收看節目 新環境重尋行醫的初心；恐懼仍未消散，仍然不能感受完全自由。 2021年6月，馬仲儀醫生卸任兩年的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一職。其時香港環境窒息高壓：傳媒機構陸續停運、公民組織解散、政府對疫情的政策反覆。面對嚴峻的社會氣氛，加上擔任公職時承受多方的言論壓力，她直言當時心情低落。藉着卸任的契機，毅然決定到英國執業，投入全新的工作環境。 卸下公職，在新環境生活，馬仲儀重拾生活節奏，情隨事遷，漸漸感到舒坦。而在與香港截然不同的醫療環境工作，更令她反思自己的心態，尋回行醫的初心。 馬仲儀在英國分享自己的經驗與知識給有需要的人，以此連結香港人。而她一直關注香港的消息，不願捨割。然而，不同人士被捕的新聞，令她意識到即使身在異地，恐懼仍未消散，她仍然不能感受完全自由。▌馬仲儀：咫尺之間的自由｜採訪手記 拍攝馬醫生時，我特別深刻的就是她「好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