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歷史性火難，死傷枕藉，相信很多身處海外的香港人和我一樣都會問自己：我能做些什麼？特別是看見留港的朋友奔赴現場，快速組織各種社區互助支援，身在千里之外獨自看著螢光幕，難免倍感無力，甚至質疑自己為何未能在關鍵時刻貢獻家園。這種情緒並不難理解，但海外港人不應因為不能一同搬運物資而感到氣餒，留港離港本來就有不同崗位，海外港人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還有很多。 超渡生人 首先，我們應正視災難之下對參與其中的渴望，本來就是正常人應有的反應，對社群亦可帶來正面作用。災難之可怕，在於把生命的不確定性赤裸裸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而參與災難應對的其中一個作用，正正是重新建立自主性，找回效能感，避免陷入無力的漩渦，是重建信心的重要方式。套用黃子華的說法，「生人也要超渡」，而行動就是最實際的方式。 參與災難應對也可重建社會連結與互助支持，對抗創傷產生的孤立，帶來歸屬感與「一起面對」的情緒，有助撫平悲傷。當大家在互助中看見彼此，也有助情感的正常化與降低污名，鼓勵更多怕被看見的人站出來接受援助，讓更多人能被接住。最重要的，是參與帶來的社會連結，可以建立目的和強化集體韌性，甚至為未來作準備，最少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 在地不是唯一參與方式 以上的參與，有時會以在地的方式呈現，例如到災難現場獻花。有些社群體現的模式，也是通過在地參與連結呈現，廣福邨平台和大埔墟火車站的物資站是例證。但在網絡時代，在地參與不是唯一的參與模式，各種遙距參與的空間也被擴展出來。 在火災發生後，已立即見到許多海外港人自動補位，向世界各地的媒體推送詳細的背景信息，甚至接受身處當地的媒體採訪說明事發因由。很不幸，一開始的時候不少國際媒體把火災的原因連結到竹棚之上，沒看到維修工程本身已經歷了為時數年的各種爭議。這些媒體把觀眾的目光投到陌生和獵奇的角度，無疑是東方主義（如果不是種族主義）的潛意識投射，也說明了文化識讀的問題並非知識份子的無病呻吟或矯枉過正。幸好許多海外港人立即站出來，向這些媒體點出問題所在，報道角度也隨之有所調整。...

每隔一段時間，離散港人社群好像都會爭吵一次「香港已死」這題目。我理解為什麼很多人覺得這議題重要，畢竟它關係到社群本身的角色，例如各種對承傳香港文化和價值的想像。不過要討論香港到底是否已死，又或離散港人社群到底要承傳什麼，難免必先回答香港本身是或不是什麼。然而回頭再想，關於香港本質的爭議在離散港人這概念出現之前已經有過不止一次。如果把每次爭論都算進去，香港可能已經「死」了很多次，又或者已經輪迴轉世了很多次。 離散港人如持有「香港已死」的觀點，後面不少都預設了香港必然要有某些內容或特質，這個香港才有「資格」被稱為「香港」，否則就是虛有其表，行屍走肉。同一邏輯下，也聽過不少離散港人聲稱「要離開香港才能當香港人」，後面也是假設了香港不止是一個地理位置，而是一種實踐。 「什麼是香港」 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香港是什麼」向來是一條難解的問題，並在九七前後出現過好幾波的爭論。這些爭論往往是在香港面對挑戰的時刻出現，因為大家很擔心香港正在消失，所以覺得很有需要定義清楚「什麼是香港」，讓我們得以釐清要捍衛的是什麼，要排除的又是什麼。 例如2010年以來的本土思潮，當中有一些比較教條主義的訴求，曾經聲稱只有在香港出生的（甚至是只有在九七前的香港出生的）人方可被稱為是香港人。當然，這說法很快受到質疑，因為不少著名的本土思潮領袖，本身也是九七後在中國大陸出身，後來才移居到香港。 於是又有另一種聲音認為香港代表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社會價值，例如法治精神和公民參與，要認同這些制度和社會價值才算是香港人。問題又來了：以前的選舉有最少四成選民會投票給不太捍衛這些制度和社會價值的政黨，他們又算不算香港人？這些制度和社會價值在香港的歷史也不是那麼長，不少最少要在1970年代之後才普及，那難道在此之前的香港就不是香港？更別說在「虛擬自由主義」的審視下，這些價值恐怕本來都甚為無根和脆弱，以此作為香港價值的標準是否有點兒戲？ 過往的論述...

人在異鄉，常常會提到「各處鄉村各處例」這說法。不過具體來說，各地法例的細微分別，有時是要生活了一段日子才會慢慢發現。畢竟許多法例在日常生活不會觸碰，不容易發現和香港有所不同。然而這些法律上的分野，往往反映出兩地價值觀和歷史脈絡的不同。我在台灣的這些年間，曾無意中聽說不少我眼中的「奇怪法例」，也算是對這地方另一層面的深度認識。 先說明，這兒說的「奇怪法例」都是指有在實際執行和有日常意義的法律。世上有不少看起來很不可思議的法例都是過百年前留下來的規定，只是在條文上沒有被廢除，也沒有被執行。亦有不少只是被過度解讀，本身並不是那麼不合理。例如美國俄勒岡州有法例規定「不可以在墳場打獵」，聽起來好像很無聊，實際上還是有一定意義，只是很難想像會有人觸犯（捉鬼應該不算打獵吧）。 遺產特留分 我想到台灣的「奇怪法例」，許多看來都和家庭與性別有關。台灣同婚作為「亞洲第一」，我一直以為在家庭與性別範疇的法例都應該是十分進步的，後來才發現是我想得太多。台灣在這些方面原來很多時候都十分保守，同婚反而是一個例外。 第一個要介紹的例子，是「遺產特留分」。所謂特留分，是指繼承遺產的時候，必須保留一定比例給不同類別的繼承人，即使有預立遺囑也不得違反特留分規定的範圍。按現有規定，逝者的子女、父母、配偶之特留分為應繼分的二分之一；兄弟姊妹、祖父母則為三分之一。 舉個例，如果某逝者只有配偶和三位子女，在沒有遺囑的情況下，按應繼分計算，四人應平均分配遺產，即每人四分之一。那如果有預立遺囑，全部只分給其中一位子女可以嗎？不可以；最多只可以分得八分之五，其餘八分之三還是要分給另外三人，每人八分之一。很複雜嗎？我還未把兄弟姊妹和祖父母算進去呢。 這規定明顯限制逝者遺囑自由，更平添家庭矛盾與訴訟糾紛，猜想大概來自古舊的家庭責任思維。可幸最近有民間團體提議修法，先把兄弟姊妹的特留分取消，政府也答應明年啟動修法，算是為脫離舊觀念邁出了第一步。...

本欄一直強調移民是極為多元的社會過程，世上一方面沒有單一的移民經驗，而你是哪一種移民也不是你自己說了算，亦要看當地社會如何看。要見證移民經驗的多元性，我建議大家留意最近在台灣十分火熱的網上節目《中文怪物》。節目中的一百位參賽者都是移民到台灣的外地人，而且背景都不太一樣，撞出各種火花。 《中文怪物》是由來自法國的網紅「酷」所策劃的大型節目，召集了一百位在台灣生活的外國人比試中文能力，勝出者可獲三十萬台幣獎金。第一集在一個月前播出，至今已近五百萬收看次數，最後一集亦已在早前播出。這節目可以討論的地方有很多，本文集中討論當中反映的移民經驗。 首先得稱讚節目組在尋找參賽者時花了很多心思。一百名參賽者固然有不少來自觀眾熟悉的國家，例如美國、日本和南韓等，但也包括許多平常提到「外國人在台灣」的時候未必會想到的國家，例如印度、烏克蘭和波蘭，拉闊觀眾對外國人的印象。也有一些參賽者來自中華民國現時或曾經的邦交國，例如海地、斯威士蘭（Eswatini）和岡比亞（Republic of the Gambia），說明台灣對外關係的特殊性。 擴濶一般的想像...

英國改革黨黨魁法拉奇日前聲稱將取消永久居留制度，變相斷絕赴英港人的定居之路，引來一片譁然。雖然法拉奇後來改口，但經此一役他和改革黨在移英社群的形象大受打擊，不少網友都表示難再信任，紛紛疾言要在下屆大選中配票擊敗改革黨的候選人。而一些過去曾經高調支持改革黨的移英港人，過去在社交媒體的貼文則被網友翻出來譏諷，留言紛紛稱是「投票害自己」的典範。 同是天涯淪落人，面對逆境不必落井下石，對於非公眾人物的網上批判總應留點餘地。引用台北市議員苗博雅評價年輕選民對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夢想幻滅的說法：初戀難免遇上人渣，政治初戀亦如是；第一次的愛慕被騙不足為奇，關鍵是如何活下去。同一道理，我們不如反過來問問這場政治騙案是如何發生，對己對人作為警惕或許更有意義。 抽空所有背景之後 和初戀一樣，移民來到一個新的環境，帶著自己原來的價值體系，對當地的政治社會脈絡卻一無所知，很容易聽了政客某些甜言蜜語，覺得很有道理便信以為真。這點香港人在香港的時候也應見過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來到香港，過去從少到大都認定政治就是爭權奪利，來到香港見到街頭抗爭，很容易便會相信抗爭者都是「被利用」，是在「搞亂社會」。因為信息背景所限，他們對功能組別、分組點票、比例代表制等香港政制的結構性問題往往一無所知，未能對抗爭者有所同情。畢竟抽離所有在地政治社會脈絡之後，「搞亂社會」作為原則總是不對的。 現在輪到香港人移民，在另一個社會成為當地的新移民，也就風水輪流轉地當上抽離脈絡的那一幫人。某些港人社群中常見的說法，無論是「反對非法移民」或「反對拒絕融入當地社會的移民」，抽空來說同樣在原則上都很有道理：移民當然應該按正常渠道，不然就是對守規矩的人不公平；人在異鄉當然是客隨主便，否則就會變成鵲巢鳩佔。但和「搞亂社會」一樣，抽空是對的說法，放在特定脈絡當中又沒有那麼非黑即白，只是剛到埗的沒有那些背景認知，沒搞懂。 學懂的教訓 回到「政治初戀法拉奇」的現象，許多移英港人最初選擇支持他，恐怕也是受那些一開始聽起來很有道理的說法所吸引。移英港人是新來的，不過英國有許多人早已見證過他實際上做出來的事，知道和他說的話之間有多大的落差。所以到他把利劍指向移英港人的時候，其實又不是那麼一件值得意外的事。對於長期觀察英國政治的朋友來說，反而是完全意料之中：別以為他只針對「非法移民」，他從來都在欺騙你；他反對的是所有移民，包括你在內。之前都在裝，這次剛好露出馬腳。...

英國、澳洲和日本近期都明顯出現高漲的排外情緒，這些地方都是港人移居熱點，在此潮流下應如何自處是一個現實問題。社交媒體時代總是最極端的說法才能吸引注意，於是正反都找出對方最不合理的那個來當稻草人鞭打：你說他是聖母病發，他說你是希魔再世。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政客在極端化也就更無底線。冷靜下來，退一步想想：合理的移民政策，真的無法存在嗎？ 本欄過去已多次指出，港人若以為擁抱排外觀點當個「模範移民」就可獨善其身恐怕是十分短視：其一是排外政策只會變本加厲，美國在驅逐無證移民後，又提出大幅收緊合法移民的簽證，仇恨政治永遠要找敵人；其二是日常生活當中根本不會分得出誰是「模範移民」，結果只會變成種族主義，各種港人被誤中的事件已越來越普遍。情況就正如過去有些港人一聽到普通話就假定對方是中國移民，連帶台灣遊客也被波及一樣。 誰在做戲賺取注意力 這兒不是說要求限制移民的聲音都是不合理的。除了極少數的原教旨主義者之外，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認同一定程度的限制實為必須。千百年來，人物交流是社會進步的來源，歷史可作見證；但外來人物毫無限制的湧入，不考慮目的地的乘載能力，則可以完全毁掉當地社會。真正的爭議，從來不是一刀切的說支持或反對移民，而是如何開放或如何限制。回到胡適的那句老話：少談點主義，多討論問題。可惜現在借扣帽子賺流量的網紅太多，太少人談具體的政策。 談具體政策，才可以搞清楚誰只是在做戲賺取注意力，誰才是真正要解決問題。例如之前談過的美國現況，略為想一想便不難發現移民局的突擊搜查只不過是做給政黨支持者看的昂貴表演，因為沒有處理後面的經濟結構；遣返了一批移民，又會有另一批的逾期居留者填補。結果只是讓某些人看新聞的時候感覺良好，最後卻還是回到起點，甚至變得更糟糕。 近日針對南韓在佐治亞州投資的工廠的突擊搜查就是這樣的案例。移民局高調拘留了數百人，表演做完了，後來卻被傳媒揭發原來有被拘留者是在美國合法工作的。南韓政府不甘受辱，隨即派專機接回國民。這樣下來，南韓在美國的投資隨即變成政治炸彈。本來這些工廠落成後可為當地居民帶來經濟活動和就業機會，現在全數叫停。當執政者樂於表演，網民只靠短片理解世事，大家都尋求即時快感，則出於良好意願的政策都終也只會淪為鬧劇。 分析政策利弊...

雖然香港過去數十年來多次的移民潮或多或少也和政治局勢相關，但相對而言政治因素對當前的移民潮明顯見得更為迫切。畢竟在此波移民潮當中，不少人都是因為面對切身的政治壓力而選擇離開。而在他們離港之後，回看過去在香港並肩作戰的友人要在新的現實下過活，往往會產生「倖存者內疚」（survival guilt）。曾在各地與不少過去活躍於香港公民社會的朋友見面，發現儘管程度上和表現上或有差別，潛藏的相關情緒原來相當普遍。 所謂「倖存者內疚」，一般是指對自己「活下來」的愧疚感，或覺得自己不配「過得較好」。這感覺源於在創傷事件後的相對比較：自己能繼續生活，其他人卻沒有。這兒說的創傷事件可以是指戰爭、天災、疫情，或政治打壓。離散社群的成員考慮到自己離開了原居地受壓或受苦的群體，也會產生同類的情緒反應。 港人社群中的三種表現 我在港人社群中遇過的，通常有三種表現的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羞愧，覺得自己的離開是一種背叛。特別是見到有留下來的人選擇「慷慨就義」，主動迎接因為政治參與而帶來的苦難，這時候離開了的人往往會責怪自己是否做了逃兵，未有如對方一樣能通過自我犧牲來發熱發亮。...

友人譚蕙芸近日出版的新書《家鎖》廣受好評，送到各書店的首刷書均被搶購一空。早前她分別在台北和東京的飛地書店舉行新書發布會，兩場活動也是座無虛席。《家鎖》的副題是「華人家庭這個巨獸」，不少到場讀者也分享了他們與原生家庭的種種糾纏，說明此主題有強大的共通性。然而在新一波的移民潮下，此書也帶出了另一個重要的主題：移民的衝擊如何擴大原有的家庭矛盾。相對於「華人家庭這個巨獸」，要直視的還有「移民家庭這個巨獸」 過去熟悉的譚蕙芸，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同事，擅長於以輕鬆活潑的方式教授新聞寫作手法。在公眾領域的她，則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以細膩的筆觸，紀錄街頭和法庭的人與事。而在這本書當中，她打開了另一個被埋藏的身份：她有中風的父親、失智的母親，還有思覺失調的哥哥。在疫情期間，當香港人都在趕緊移民離開，她一個人把全家從加拿大搬回香港，找辦法活下去。 故事的起點是八九六四後，一九九七前的那一波移民潮。他們一家過去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一下子連根拔起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然而哥哥在離港前已有的徵狀，在移民後進一步加劇，結果被診斷為思覺失調。可是他的精神健康卻沒有得到適切照顧，父母把他藏起來與社會絕緣，成為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移民環境成問題催化劑 事情發展至此，固然有華人家庭中的疾病污名和社會禁忌。然而在譚蕙芸的筆下，很明確看到移民家庭的環境如何加劇了各種問題，一步一步的走到無尾巷。 精神問題和其他身體問題不一樣，不能依靠外在儀器診斷，需要患者願意告知醫生潛在的徵兆；其中首要條件是建立和醫生的信任關係，在此之前又要先跨過語言的障礙。自問在台灣看醫生，明明已是說華語，有時要描述自己到底怎樣不舒服還是覺得隔了一層；換成英語，再加上各種沒聽過的醫學專有名詞，難度可想而知。書中就提到要在當地尋找懂粵語的精神科醫生的各種障礙，即使身處港人社群聚居的大城市也不易辦到，求醫路上又帶來更多拖延。 移民也會帶來家庭崗位的改變，而這點又可以延伸出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書中提到母親對家居整潔十分執着，移民後成為退休人士，一天到晚就在大屋中料理家務。對她來說，維繫這個家的整潔成為了她的「工作」甚至是生活價值，甚至演變成某種「控制慾」；然而兒子本來已是精神緊張，家中還要有各種規條，對病情沒有好處。可是也正正因為成為退休人士，她有時間照顧兒子生活所需，真的可以把兒子從社會中隔絕起來，雖然這也同樣不見得對病情有好處。...

近期聽到不少赴加港人不滿加拿大政府未能及時處理永居申請，導致大量案件積壓。類似的問題，之前赴台港人也經歷過，亦引發不少怨言。與此同時，赴英港人則面對永居申請門檻從五年增加至十年的陰霾。三地政治環境和當地政府背後的盤算固然各有不同，卻同時折射出這一波港人移民潮的一個核心問題：在當地政府眼中和在港人移民自己心目中，港人到底算不算「走難」？ 這條問題重要，除了是心態不同外，更是現實政策問題：如果是「走難」，那當地政府該套用的政策邏輯應從人道及恩恤出發，看重的是香港情勢的特殊性；如果不是「走難」，則會比較從當地本身的需求出發，重視申請人本身的能力如學歷、專業能力和資本貢獻，而且不用談「道義責任」。我發現各地出現的爭議，往往源於兩種想像之間的模糊性，和港人對自身定位的游移與期望落差。 人道救援？ 首先，不得不得說有些誤解是港人自己造成的。例如加拿大針對港人的「Hong Kong Pathway」，香港傳媒常稱之為「救生艇計劃」或「避風港計劃」，但這從來都不是加拿大政府的官方翻譯，直譯應該是「香港通道」。然而語言有影響力，許多赴加港人習慣了「救生艇」這情感豐富的說法，面對申請延誤時便出現了不少認為當地政府「背信棄義」的慨嘆，實情是政府從來沒用過如此形象化的說法來描述此政策。 話說回來，港人自己想不想被視為人道救援的對象，有時也顯得難以說清。例如早前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的網頁改版，...

原自香港的美國諧星 Jimmy O Yang 日前回港並在紅磡體育館表演多場棟篤笑，風頭一時無兩，有評論稱之為移民美國後的「衣錦還鄉」。與此同時，其移民和港人身份也引發了不少議論：他說的段子和香港本土文化有多大的距離？他還算不算是香港人？這些問題並不獨特，每一位移民第二代都要面對。風潮面前，各地港人移民也不妨趁機提早思考：如果你的孩子要當Jimmy O Yang，你會怎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