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封信4.3明慧，第四期：「新香港」的哲學系2000年後，中大哲學系在任命或招聘教授方面，表面上好像很國際化，客觀上聘用的都是有成就的學者。著作方面亦有份量。國際招聘強調經過嚴格的挑選過程，不過，大學有可能忘記，或是有意識地忘記，他們聘用的大多數都是學術上正面意義的「知識僱傭兵」，如希臘時代辯士（Sophists）販賣哲學知識作為職業的人。蘇格拉底批評雅典的辯士唯利是圖，柏拉圖垢病他們只懂推銷知識，只關心自身利益而不關心人的存在、文化或使命。（註1）我沒有懷疑哲學系老師的學術能力，尤其是外國教授，他們大部分是專業學者，但我質疑他們對香港這地方的承諾，能夠保存香港文化、關心學術的傳承，對香港基本價值的肯定。當然，他們入職條件除了學術能力之外，並不包括對香港負責任。隨著我們這些香港本土教授退休後，換回一批著重學術成就的教授，哲學知識便如商品交換，中文大學哲學系慢慢就會與其他大學無分別了。這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大學不是對「學術宇宙」負責嗎？要求哲學系教授對「本土」有關懷是不相干的。事實上，香港沒有哲學課程是必需教的。德國、英國、法國有內化的哲學傳統，所以有徳國、英國和法國哲學。我們沒有「香港哲學」，只有「哲學在香港」。我們的哲學課程當然有嚴格規定，這是以學術標準為基礎。同時以我們三個研究方向為主導：中國哲學、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我們沒有「香港哲學」傳統讓我們去維繫或發展，我們繼續教授康徳或朱熹哲學，是從純粹學術觀點去處理，不需要問這些思想對現實世界有何意義。由1970年我加入中大，到2012年退休，期間我從未感到學術自由受到打壓或挑戰。任何教授和同學做的學問和研究、寫的文章以及教學上從來都沒有審查，我們相信每位同事的學術能力，標準都是以他們自己的專業為依歸，不願意開的課從來都不會勉強。但是，這個傳統還能持續多久就不知道了。大學日漸與大陸同化，黨委書記會否如北大一樣出現在中大？當整個思想要跟黨走的時候，我們的學術自由便會喪失。隨著第三期的本土教授們達退休年齡，慢慢地離開中大哲學，這便進入第四期，是「後本土」哲學系的時期。這時期領導哲學系工作和發展的，落在大陸出生的「國際」或外國學者身上。他們沒有，也不需要對傳統中華文化或香港本土有任何關懷，只需要對「學術產業」負責。學術自由和自主隨著新香港成立，變成不相干，哲學教學是一份工作而已！自我審查和研究禁區從而出現，批判性思考只容許在哲學內部運作。批評政府和大陸的思想不可以出現，同時要小心是否被指責為「教育界黑暴溫床，部分教師學者被稱為西方代理人，將反中的政治觀點帶入課堂。」(註2)哲學系不教授西方哲學思想，還有甚麼可教？註文中作者根本忘記共產主義的老祖宗，不是姓「馬」的華人，而是在徳國出生的西方哲學家馬克斯！當然這論述沒有意義，因為「真理」由現時統治階級決定！白色恐怖下的哲學系會變成什麼？相信「純粹」學術研究是允許的，只要是抽離現實，研究「普遍」哲學課題便沒有問題了！但這是哲學真正的任務和責任嗎？第四期的哲學系將會成為大陸學術產業一部分。以往的課程必會修改為馬列毛習思想是必修課程，所有反對權威和倡議自由民主人權的哲學將成為禁區；教學語言也一定慢慢變成普通話或英文，香港話必被取代。黨委書記是系的重要位置，可能和大陸大學一樣，任命為副系主任，任務是檢查系內教學和研究是否合乎黨的規定。這些現象似乎仍未全部出現，但相信是遲早的事情。2020年國安法的確立，新香港的出現，思想、學術和出版自由已成過去。中大哲學系隨著中文大學和香港，同樣成為歷史。明慧，我對中大哲學系歷史的四期分析，再強調是我主觀的理解。每期都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切入。第四期是否「衰落」肯定引起不同的反應。當前的中大哲學系教授陣容和學術成就，學術活動和出版仍媲美世界其他一流大學的哲學系，在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仍在首百名內。(註3)「衰落」從何説起？「衰落」顯然是我作為香港人的主觀和悲觀的看法。我在信首已説過哲學是要反省和批判人生和世界，不接受欽定的真理，拒絕思想禁區。哲學能夠真正運作是預設思想自由！中大哲學系第一至三期都是在完全學術自主和自由中實現，第三期是由本土香港人領導和教學的哲學系。這一切隨著「新香港」的成立而消失。我所謂「衰落」就是這意思。香港人的中文大學哲學系再不可能出現。在白色恐怖下，教授哲學是危險的。我深信中大哲學系同仁必然受到無比壓力。哪一位唸哲學的人不知道思想自由的重要性？那一位願意做幫兇？教授一些未經反省的指定思想？甘心接受極權專制統治？埋首純粹學術研究是唯一出路，畢竟哲學理論內部仍有無限的研究課題，可以完全和現實政治無關，高水準的學術著作仍可以出版。當這些「不自由」變成常態之後，獨立的批判思考便不相干，教授哲學只是傳遞哲學知識，外在任何不合理不公義的現象與教學沒有多大關係，哲學系教授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接受如此命運，噤聲不表達任何對校方，香港和大陸荒謬的不滿，無可奈何繼續任教下去。當然，每位學者仍然可以在自己的範圍內自主自由的研究和寫作，但這些都是私人的，不公開發表的言論，留待有一天真正自由重回時才刊出吧。這就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衰落」。明慧，我寫這封信是懷著悲憤的心情，我在中大哲學系成長，大半生在中大渡過，目睹教育我成才的大學淪落如斯，由盛而衰，能不悲夫！也因為自己的言論不容於當權者而遠走他鄉，不能再踏進中大哲學系，不亦哀夫！相信唐先生、牟先生和勞先生等中大哲學先賢在天之靈，看到他們共同創立的哲學系變成共產黨控制的學術機構，也必哀痛不已！他們的人文精神和反共意識如何能繼續存在？這封信主要仍是談中大哲學系由盛而衰的過程，我還未論述唸哲學和教哲學的意義何在，和作為哲學老師和知識人的關係。因為我相信，一如這信開始時提出，哲學教學不單單是份工作，而是一種使命。這需要更詳盡的討論，不能在此信開展，留待我在下一封信《哲學與知識人》再和你細説。明慧，以往太平盛世的自由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現在處於危機重重的世界中，也許正正因為我們要面對危機，也許我們不能渾渾噩噩的生存下去，也許我們不想衰失自決的自由，哲學更來得重要！保重淩漸2023年4月註1「辯士流派」(The Sophist) 是古希臘思想流派。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對辯士的批評是頗有偏見。辯士不一定是貶意。▌［鏡遊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編按 ：君貽是繼雲渺之後，另一名期待被聆聽被明白的尋庇護者======================================在三年前的某一晚，我執拾行李，乘搭一班前往英國的航班，透過到當地申請政治庇護，去延續剩下來的希望。從此展開了一個探索潛藏在自己內心裡另一個自己的旅途。真相往往都是殘酷的；警權是無止境、法庭是槍炮、暴動罪是子彈。槍炮裝上子彈，貫穿我們的人生，這就是反抗的人下場。在離開的那天，家人為我煮了一頓特別的晚餐，我們沒有像電視劇般上演依依不捨的情節，也沒有緊緊握著雙手告别，因為我相信我們的緣份仍未結束。吃過世界上最幸福的晚餐後，嘗試告訴兩隻家貓我即將離去，有些事情，拿得起就要放得下。我前往機場，沿路看著熟悉的街景，由熟悉變到不再熟悉。前進的同時，知道自己與原本生活的重心愈來愈遠。離別時的冷清，充斥著一種未知與不安氣壓，出境時入境處職員檢查我的護照和機票。從關口到登上飛機的一刻，心情從未鬆懈，只有起飛的一刻，才深信自己安全。在高空上看著香港的夜景，香港變得愈來愈細小，眼框也慢慢變得模糊，我嘗試記住這個畫面。在十多小時的飛行時間中，我不斷反覆思考前方的路要如何走下去，我知道我要重新建立一切，這將會是我這輩子要修的道行。人生從來都是一條單程路，沒有 take two 只有 take action...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經要聞有兩則，一是中國元首習近平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稍為紓緩了緊張的中國與歐盟關係；另一則是中國通過了新的《反間諜法》，並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搜查及拘捕了多名與西方有關係的人，令外資企業在華投資風險驟增。 習近平會與澤連斯基通電話 習近平會與澤連斯基通電話的傳聞，在習近平出訪俄羅斯與普京會晤時就甚囂塵上，但不知何故遲遲沒有發生，使習近平出訪一事變成一面倒拉近與俄羅斯關係，使西方認定習近平是要與普京結盟共同對抗西方，而非充當中間人調停烏克蘭戰事。其後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接受法國電視台訪問，說前蘇聯加盟國的獨立主權國地位未定，在歐洲引起一場外交風暴，歐盟國家強烈質疑中方立場，中國外交部急忙澄清。在這樣的背景下，習近平與澤連斯基談電話約一小時，而事後澤連斯基對通話又給予正面評價，便在一定程度上紓緩了緊張的中歐關係。 不過，從澤連斯基與習通話後的對外發布來看，無論北京是否介入，烏克蘭與俄羅斯暫時還不具備條件重返議和談判桌。澤連斯基只是爭取中方理解和尊重烏克蘭的立場，即烏克蘭不接受以領土換和平，和談必須以1991年烏克蘭獨立時的彊界為基礎，即既包括去年被俄軍侵佔的烏東領土，也包括2014年被俄羅斯奪去的克里米亞，以及請求中方協助向俄羅斯施壓，促使俄方加快遣回逾萬名被擄的烏克蘭兒童和戰俘，並不涉及任何俄烏會談的實務安排。俄國其後發表的聲明也顯示，俄方認為烏方主張等同拒絕政治談判，俄方會繼續達成特別軍事行動目標。 換言之，中國的外交斡旋只是做到與俄烏兩國最高領導者都能直接溝通，為日後時機成熟時介入促成和談奠下基礎，對烏克蘭當前戰局暫時沒有影響。這次外交斡旋，更大的作用在於向歐盟表明，中國有誠意紓緩歐洲局勢，並非一面倒親俄挺俄，向普京提供各種支援，助他欺壓烏克蘭。假如中國能守住這條界線，不向俄羅斯提供軍備或民用轉軍用設備，則烏克蘭的親華姿態（包括對華發表正面講話、重派駐華大使等）便有價值，歐盟諸國內部的親華派（如法國總統馬克龍）也有發言空間，否則歐盟可能會走上全面敵視中國的軌道。 新修訂《反間諜法》...
Hello 張 sir ，好耐冇見，你最近好嗎❤️我啱啱聽完你嘅電台節目。首先，好掛住你把磁性聲，哈哈～你嘅分享令我諗起自己2021年考緊 DSE 通識卷嘅 moment，我一開卷就...
收看節目 莫宜端上回談到邱園Kew Gardens背後的植物政治，英國為何要在殖民地建造一個個的植物公園。今回，莫宜端跟你訴說前蘇聯農業學家瓦維洛夫與其種子庫的一段有血有淚的悲慘往事。一個原本造福人群、保存植物多樣性的種子庫，怎會有著血腥味？ 莫宜端還會話你知，你愛喝的Gin Tonic跟殖民地有何關係。...
編按：記者這行出名人工低、工時長，如何如副司長所說，可享問責官員般的中產生活確實引起行內討論，我們且聽資深新聞工作者如何說？=====================================記者人工低、工時長、壓力大，近年新聞工作者面對港區國安法下難以捉摸的「紅線」，年齡介乎20至40歲的記者、編輯舉家移民，傳媒機構人手流失速度比過去更快，傳媒氣氛一片低迷，這些都已不是新聞。業界感到行業前景不明朗，但都不想面對「記者還有冇得做」的問題，因為記者越來越難做，困難並非因為「人工低、工時長、壓力大」，而在於記者能否可以做到記者應該做的工作的問題。不少記者越來越感到悲觀、懷疑，亦有以腳投票，離開記者行列。新聞工作者對前路感到一片迷惘，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日前出席「恒大商業新聞獎」活動時大談記者工作前景，指在香港做記者雖然起初要捱苦，但前途尚算不錯，可享有「有尊嚴嘅生活」、「會唔會大富大貴？就唔會嘅，同做問責官員一樣，你都係有個合理中產生活水平嘅啫。」他又反駁有人指做記者很凄慘，「唔好信佢，你努力做，前途係會幾好㗎。」黃偉綸擔任副司長，薪酬約每月363,400元，年薪超過400萬元。新聞工作者薪酬行內、官方都沒有正式統計。剛大學畢業入行記者月薪一般為15,000元至18,000元（未 fact check，高於18000元的，恭喜您！）年薪超過100萬元的新聞工作者，相信數目不多。黃偉綸表示記者與問責官員同享有合理中產生活水平，有點「超離地」，令人感到啼笑皆非。黃偉綸又特別提到商業新聞，是一個「好好的鍛鍊場」，因為記者比其他人知道更多事情，商業觸覺亦會變得敏感，更懂得投資，無論留在傳媒界，或轉任公關的人士，前景都不俗。黃偉綸提到採訪財經、金融、地產等新聞的記者，累積的經驗、行業知識、人際網絡，對個人及工作發展有幫助。這當然是事實，從媒體商業節目、宣傳，已可清楚見到不少在傳媒有一定知名度，轉跑道到商業、金融發展，相信不難享有合理中產生活。新聞工作者轉到其他行業發展，屬個人選擇，是平常事。利用從新聞工作獲得的經驗，在其他工作發光發熱，並非甚麼壞事。但假如行業出現、亦普遍接受現實，心態上或潛意識上，視新聞工作為踏腳石、鍛鍊場，可透過經歷建立人際網絡，有利未來工作發展，以享有合理中產生活，套用幾年前行內一個流行說法，「三年一代、五年是大限」，對傳媒長遠發展並非好事。而假如行內人，及能影響傳媒發展和生態的官員，少談、甚至不再談傳媒及記者在社會擔當的角色和重要性，不再肯定為何社會需要記者，不再提供合理環境，令記者和媒體發揮作用，香港當然仍會有記者、媒體，公眾希望知道真相，仍然會有記者，但新聞工作價值變得飄渺，行業長期內憂外患，「三年一代、五年是大限」，不可能健康發展。根據個人觀察，從沒有踫到立志要「大富大貴」的記者，合理中產生活是行家合理訴求，但亦非硬指標。記者工作的吸引力、滿足感，在於追求真相。只有真相，才有公義，有公義的社會，才是開心社會。記者能做、亦做到應做的工作，獲得社會的尊重和肯定，是驅使不少人立志做記者、仍撐下去的動力，並非甚麼「合理中產生活水平」。本文轉載自筆者 facebook 專頁 : 楊健興新聞點評 ...
單車或自行車是我們的另類交通工具，不一定能代替慣常乘搭的車輛。單車可以代步，也可是運動。所有單車都有兩個圓形的車輪。圓形擺放在人文環境中，對比出一種特殊觀感：日常生活的現象都可以還原為點、線和面的幾何圖形，但圓形並不常見。單車的圓形車輪放在黑白的街道上，應有不同看法。 ▌［相印集］作者簡介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
第四封信 4.2第三期：本土哲學系上世紀80年代，除了香港中文大學以外的另一家哲學系就只是香港大學。不過，這只是殖民地的哲學系，當中不單沒有對中國的關懷，更遑論對香港的關切。記得80年代香港大學哲學系教授曾對我說，香港大學從未聘用過中國人和女性為教授，並引此感到驕傲。依我的觀察，香港大學只算是英國大學哲學系的分店，哲學系教授是將香港工作當成是悠長假期，既不用寫學術文章，亦不需要做課程檢討，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內，無論他們在波士頓、倫敦、紐約的大學教授康德都是一樣，沒有對時代文化和社會關懷的哲學，與其他自然科學沒有分別，學術和生活都是毫不相關。中大前兩期的哲學老師都是關心中國文化的，儘管唐先生牟先生對香港及香港文化不大重視，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懷抱是不容置疑。當我由港大轉到中大哲學系讀書時，發覺中大哲學教授，唐先生或牟先生，不單是講哲學思辨的技術，也不會把哲學當成純知識或商品，而是蘊含深遠的文化關懷。日後勞先生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是面對香港97回歸而創立，對共產黨的感受遠比香港大學的英國教授那種對香港無關痛癢，形成很大落差。1998年劉述先退休，當時系主任石元康下放權力，關子尹成為第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擔任中大哲學系系主任。這是個重大改變，亦是香港哲學系本土化的開始，加上劉國英於1995年從法國回港。「劉關張」出現，一度成為中大哲學系的「傳説」。當時系中的老師，超過一半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在中大唸本科，然後到歐美澳洲，獲得博士學位回來任教。第一次由香港人主政的哲學系，改變了一路以來哲學系的發展格局。1996年是重要的一年，我們舉辦了首次的現象學國際會議，是哲學系發展的重要里程，令我們覺得現象學可以有所發展。早於80年代中，勞先生曾經主辦在香港第一次涵蓋中港台政治社會經濟的聯合學術會議。大陸當時仍處於文藝復興期，時任中共國務院學者嚴家其都有獲邀出席。勞先生任命我為會議統籌員，負責會議一切的行政安排，這次活動的經驗對我們日後舉辦各種學術會議及研討會打下很好的基礎。作為本土人做哲學系領導，我們關心的是香港在此特殊環境下可以做些甚麼？當時的香港大學、嶺南和浸會沒有一個哲學系系主任是香港人，他們沒有關心哲學在香港發展究竟有著甚麼可能性，香港沒有「香港哲學」，只有「哲學在香港」。要哲學在香港有所發展，大學裡如何「做」是很重要的。因此，關子尹出任系主任，我全力支持他的，劉國英回港加入團隊亦很重要，那時「劉關張」的合作，勞先生對此感到驕傲。此時的哲學系開始以三條腿走路：中國哲學、分析哲學和現象學。關子尹90年代出任系主任8年，我於2005年接任此職位，學系著重學術在國際與香港方面的連繫。2004年我們偶然得到超過二千萬港元的捐助，為哲學系的發展打開缺口，多了資源我們可以在通識教育、中國哲學和現象學學術研討會及出版等投入更多的工作，慢慢地中文大學哲學系並不只局限於香港，而是放眼世界。二千年後陸續成立的鄭承隆基金亞洲現象學中心，和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會議開個不停。2003創辦的唐君毅訪問教授計劃更令不少著名哲學教授來中文大學訪問一個月。我們希望讓世界認識及接受香港現象學和中國哲學的研究。香港的大學教育在港英殖民地年代，和97年回歸後的首20年仍享受著學術自主和自由。是以我們透過學術會議和出版將中港台日韓英美哲學界連接起來，不到十年中文大學哲學系慢慢被世界學術界接受和肯定。但重要的是這期在哲學系擔任主要教學和行政的老師，差不多全部是香港人或從美國研究回來的華人學者。在這期間，外國教授只有兩位。從1998年開始到2018年左右，相信應該是中大哲學系的黃金時期。創新嘗試 • 哲學碩士兼讀課程如果不是哲學系的本科生，在上世紀90年代的香港，要進修讀哲學有一定的困難。我在「香港哲學會」接觸到的民間社會，不少朋友都對哲學很感興趣， 很努力的尋找不同渠道修讀哲學，可惜苦無機會，被拒諸於哲學的門外。當年唯一可以選讀的是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校外進修部有關哲學的課程。香港政府從來沒有提供任何輔助課程，修讀人士亦沒有專業的哲學老師指導，很多人都不得其門而入。見到社會有這個情況，我們希望可以為對哲學有興趣的在職人士提供機會，讓他們能夠修讀哲學，我們參照了倫敦大學校外哲學課程開設學士學位課程，初時中文大學沒有興趣開課， 後來香港大學接受了我們的意見，...
再說皇家植物公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我們只看到經典玻璃溫室和戶外品種繁多的花草樹木，其實真想尋索植物故事的，可預約參觀植物標本館和經濟植物博物館。 瘧疾與Gin Ton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