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儲局下周中秋節翌日（9月18日）議息，大概會迎來四年多首次減息。不確定的是，到底會減四分之一厘，還是半厘？早前不少投行預測聯儲局會減息半厘以免經濟硬著陸。不過，剛出爐的8月份核心消費物價指數（CPI）及生產物價指數（PPI）顯示美國經濟仍陰晴不定，減息四分一厘或更合理。 雖然8月CPI按年升2.5%，較7月的2.9%略為放緩，也是三年來最溫和的升幅，但CPI升幅放緩的主因是能源價格下跌。撇除食物及能源價格的核心CPI升勢反而上掦，按年升3.2%，按月升0.3%，高於市埸預期（0.2%）。8月核心PPI同樣按月升0.3%，亦是高於預期（0.2%），顯示通脹仍未完全受控 （6月及7月分別按月升0.1%及0.2%）。 減息過急憂通脹重燃 導致8月核心CPI按月上升0.3%的元凶還是租金 。租金是影響核心CPI最大的因素，所佔權重達43%。本來，6月（按月升0.2%）及7月（升0.4%）的租金升勢有放緩的趨勢，但8月租金升幅再次攀升（0.5%），一旦減息過急，通脹重燃就前功盡廢。 事實上，即使CPI...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首推美國大選電視辯論，特朗普與賀錦麗首度正面交鋒，國內重大的政治、經濟、民生問題，乃至外交政策，均高度聚焦。共和及民主兩大黨候選人當選後將如何管治，圖畫變得清晰。相較之下，中國陷入經濟危機，進退失據，政府為保士氣「斬腳指避沙蟲」，不斷取消數據發布或美化統計數字，令前景變得極不明朗。 中國數據失真 上周《經濟學人》有一輯中國專題報道，針對中國數據失真持續惡化深入分析：從青年失業率到外資流入數字等，多個極其重要的經濟與民生統計數據發布突然取消，不再及時更新，出入口貿易數字不同的官方統計出現重大落差，差額高達2300億美元，令美國財政部咋舌。而官方公布的GDP數據居然已回到疫情前的正常增長幅度，與民眾及商界切身感受到的蕭條背道而馳。報道據此提出疑問，在數據如此混亂失真的情況下，民眾和企業怎能夠作出正確判斷，一起走出危機？ 報道指出，過去中共在嚴控公開資訊之時，可以倚靠各級調研機構提交的內參消息和研究報告，作為決策的依據。但近年政府內部高舉習近平的權威，強調劃一服從，許多原本在黨內有發言權的知識分子，相繼因為對經濟危機力陳己見而遭處分，官員和學者開始迴避講真話，以免得罪中央。這些倚靠官員和學者據實而言的內參和報告，還有多少參考價值？ 政府雖手握大數據，清楚知道民眾出行和消費等實際情況，但這些數字卻不一定能幫助政府作正確的政策判斷，例如民眾對電動車的需求有多大？生產多少才不會供過於求？政府該補貼多少才能讓企業維持合理盈利？沒有真確及時的市場數據，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就難以發揮作用，民眾和企業在資訊不明下，也會不敢消費和投資，令經濟危機惡化。 相較之下，美國總統大選辯論突顯了美國決策的公開性，資訊相當透明，決策者得以在事實的基礎上，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張，讓民眾藉選票與消費行為抉擇。這個制度雖不完美，效率也不是最高，但比較能夠迴避重大錯誤，即使犯錯也有較大機會自我糾正，這是美國經濟賴以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與中國的中央統一指揮、集中全國資源辦大事的模式，形成鮮明對比。在中美大國角力中，這兩套決策制度的長期較量，很可能就是最終勝敗的關鍵。 美中關係推向更低點...
看人要多角度，這是路易士常跟學生說的話。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因為你在什麼社會、身處什麼階級，就無可避免地被當中的邏輯牽著走。 李察·阿克萊特爵士（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是英國發明家，也是早期工業革命時期的領先企業家。看來是一個人畜無害的身份吧。但當我看到學生要答「X是英雄（hero），還是惡棍（villain）？」這一條經典問題時，我不禁想，是的，我要多角度。 要理解這問題，必須回到歷史背景。在1750年至1900年之間在英國發生的工業革命，當然帶來巨大的技術進步，也令英國帝國擴張。但這也同時改變了生產的方式和環境。比如在工廠和煤礦中，工作環境就極其危險和困難，人們也要受制於資本家提供的工作。我們要看的，就是新的生產方式對人的影響。 以發明來賺錢 說回阿克萊特，他本是一位做假髮的工匠。在遊歷全國時，他看到了珍妮紡紗機（Spinning Jenny）的好處。珍妮紡紗機是占士·哈格里夫斯（James...
這一波移民潮和過往到世界各地旅居的港人的其中一大分別，是十分刻意強調自己來自香港的身份。而這一點，最少在歐美社會，又明顯是和從中國大陸出去的移民相對應。上篇提到離散港人在歐美遇到當地人用「nihao」來跟他們打招呼時會感到不舒服，反映的正是這種轉變。有些朋友甚至會刻意提醒對方自己來自香港，母語是廣東話，然後再教對方兩句廣東話的髒話來緩和氣氛。 香港的本土身份認同一直和中國大陸相對應。從《網中人》的阿燦到《表姐，妳好嘢！》中的表姐，香港認同一直建構在「和中國不一樣」的基礎上：香港是現代、聰明、勤奮；中國是落後、死板、懶惰。這個中港之別實際操作上當然一直有轉化，例如中國經濟發展起來後，對中國的負面刻板印象便從貧窮變成暴發戶；在八九民運中，中港差距則被演繹成「香港人是帶領中國走向自由的中國人」；到了近年，本土主義之下則有不少香港人索性宣告自己「不是中國人」。 不過，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過去港人到了歐美生活，又不會把界線分得那麼清楚。我懷疑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條界線在歐美社會的處境中本來就不是那麼明確。過去很多海外華人來自華南沿岸地區，到達歐美之前也很可能曾經在香港停留，無論生命軌跡到語言與飲食習慣都和港人很相似，港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感到很大必要為「海外港人」另樹旗幟。 政治影響力 二零一九年的抗爭浪潮，和隨後的港人移民潮，大幅改寫了港人離港後的身份認同。這一波的移民不少有極為鮮明的政治立場，不單止希望和中國政府劃清界線，也不希望被稱之為「中國人」。本來在日常的英語溝通當中，華人和中國人都會被簡單稱為 Chinese ，但許多港人明顯不接受這個混淆。有港人移民為子女填寫學校表格時，刻意不挑選表格上已有的...
曾到北區某學校談旅遊，那年仍是不論身份皆能到學校或公營電台談論旅遊的年代。席間有同學問遊藏需幾日，方能充份了解該地。我如實回答：單靠旅遊，難知全貌。 旅客常與當地人認知有別，形成「旅客氣泡」（tourist bubble）。所謂知名勝景，當地人或不感興趣，甚至不屑一顧。曾見有旅遊文章提到餐廳，以「連當地人都不知道」作賣點，多少反映遊客單一視角。 不知其不知 吃喝玩樂，拍照留念，無助了解風土人情。如有旅客樂於反貪部門前拍照，當地人卻看重反貪力度；旅客於「永遠盛開紫荊花」留影，香港人關心能否繁榮昌盛。 旅客往往懷有既定印象，易陷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再生能源已佔英國本地發電量51%，風力發電量已超越燃氣發電。據《衛報》周六的報道，今年8月燃氣發電的佔比已跌至不足兩成。理論上，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的生產成本遠低燃氣發電，再生能源的佔比上升，電費應該隨之下調，原何事與願違呢？ 由10月1日起，英國電力/天然氣價格管制上限將分別調升9.6%及13.9%至每千瓦時（kWh）24.5便士及6.24便士。導致電價較天然氣價格高出三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電力批發市場價格由天然氣價格主導 政府為支持再生能源建設徵收的「綠色附加費」 天然氣價格主導批發電價 英國電力批發市場採用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
西田幾多郎不單是哲學家，同時是書法家。他從未接受正統書法訓練而自成一格。 西田1930年寫了一篇短文《書之美》，簡單的表達他對書法的特殊哲學觀點： 「西方人或許不認為書法屬於美術的類別，但在東方，它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書法是一種怎樣的藝術呢？不言而喻，美感來自於主體（即觀賞者）和客體的統一，但藝術可分為兩種：一種主要是複製和模仿客觀事物的外表，另一種主要表達主觀情感和感受。繪畫和雕塑等藝術形式屬於第一種類型，而音樂屬於第二種類型的藝術。儘管很難將建築定義為『情感和感受的表達』，它也屬於第二種類型的藝術，因為它表達了某種節奏，而非僅僅複製一些客觀存在的事物。 如果我們以這種方式對藝術進行分類，書法屬於第二類，因為它表達的是內心感受，而不是模仿事物的外觀，正因為如此，它表達了節奏美，就像音樂和建築一樣。在展現『靜態節奏』方面，書法與建築相似，但不同於建築的是，書法並不受功利的限制，而是對生命節奏的完全自由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它類似音樂。書法位於建築和音樂之間的某個位置。或許可以稱之為『凝結的音樂』」（節錄） 篆刻和書法一樣，也是一種純粹的藝術表現形式。如果書法是流動的線條，篆刻則是靜態方寸空間的線條。是動與靜、時間和空間的對比。 ...
我1949年出生，到2020年7月18日離開香港，自願流亡者，生活在香港71年。之前陳述唐先生與勞先生所談那個中國世界，我以前一直認為，除了從歷史和小説得悉，與我毫無關係。我們曾在2019年前這個借來的時間與空間中生活，對外面發生種種大事，譬如台灣二二八事件、中共國三反五反，以及文化大革命，還有韓戰和越戰，都與我們似乎無關。 痛苦在於醒覺 一直以來，香港深受英國殖民地政府保護，我們經濟發達，又有自由與法治，可以為所欲為，此地就是個樂土。但是，這些東西都是借來，有借就有還，如今我們要償還。償還方法，就是清醒過來，發覺自己在香港多年，對於以往老師所講，尤其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我們仍處於相當幼稚與浪漫之心態，一直沉浸在大中華主義、民主救中華、「香港好則中國好」等思想，我們妄想應該利用香港的自由主義影響中國，故必須接受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 鄧小平說五十年不變，其時我們覺得最重要，然而，五十年之後又當如何？我們當時認為，不是中共國影響香港，而是香港影響中共國。香港為中共國帶來自由、民主、法治，令中共國變成美國。在此前提下，我們接受《基本法》以及中共國施捨給我們之自由。最終，一切都是騙局。我們的痛苦，就在我們生活於虛假之中如此多年，而且，我們這群人，在世界上從未被人放過在眼中，無論是唐先生還是勞先生、英國人抑或中共國人，都不放我們在眼內，我們於政治上毫無意義。這是我最大感受。 我並非不參與政治，但比較低調，低調之中，我常與朋友分享以上見解。這些朋友，不少如今已身陷囹圄，不過未被判刑。 2014年雨傘運動，予我最大意義，就是否定勞先生所批判，香港年青人不關心香港政治這個斷言。今年同為台灣太陽花運動與香港雨傘運動十年，前者成功而後者失敗。七十九日雨傘運動是種很奇怪的現象，它是用借來的時間去實現某種烏托邦之存在。同時間，我們又知道，這個烏托邦將會迅速消失，注定失敗，彷彿不可扭轉的命運。因此，香港人在2014年時，就知道我們如同希臘悲劇般，命運絕不改變，無論是雨傘運動時和平反對，抑或2019年武力抗爭，做什麼也沒有用。中共國自始至終，正如勞先生所說，絕不會給予我們民主與自由。香港人其實很和平，要求很低，我們並非要求改革，更不是果真企圖革命，而只不過要求你答應給我們的選舉與制度，就要實現，結果你出爾反爾，一再欺騙我們。 1980年代，中共國相當貧窮，鄧小平知道要利用香港經濟，推動中共國經濟發展。發展之後，如今原形畢露，香港對中共國再無用處，反而還隱含上述顛覆其政權之虞，因此，香港不止再無用處，更不應再存在。因此，他們開始大力扼殺香港的思想、言論、出版、結社、新聞自由。我在2022年在香港出版《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一書，初版很快售罄，想再版，但某時《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相繼被政府查封，新聞和言論自由被扼殺，《我城》在港再版已經不可能，最終改為於台灣再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