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單向線性地認為移民必然應該和能夠「融入當地社會」，在全球化的今天可能已不合時宜。然而與此同時，近年世界各地反全球化之聲不絕於耳，對外來人口未有「融入當地社會」的批評越來越變得熾熱。兩者之間的矛盾如何排解，移民後如何回答「我是誰」，似乎變得越來越困難。 傳統對移民應該「入鄉隨俗」的要求在今天未必適用，其一是當地社會可能不想接受你融入，無論你多努力學做本地人，他們覺得你身為移民就是原罪；反過來說，也有些地方本來就極為多元，例如紐約市有一半人口在家不說英語，「主流社會」在此可能並不客觀存在；在這樣多元化的社會跟移民說要「融入主流」，恐怕很多時候只是強化統治階層地位的代名詞，而不是真正尊重當地社會的實際情況。 「跨國主義」 而隨著交通的發展，移民和身份認同又產生了新的趨勢。民用航空日益普及，許多移民海外的人因為各種原因頻繁往來原居地和移居地，也就是成為所謂的「太空人」。去了加拿大或英國的，每隔一兩個月回港一次的大有人在；去了台灣的，每星期回港一次也絕對可行。如是者，如果你說一個人最重要身份認同來源是他們的所在地，那麼他們最常出沒的地方就是機場候機室；相對於他們的護照是什麼顏色，他們最與別不同的特點是擁有很多本護照；他們既不屬於原居地，也不屬於移居地，他們的第一身份就是「流動」。 對於這個現象，學術界常以「跨國主義」作為分析框架。上世紀 九十年代港人移民加拿大後回流香港的現象，則成為此研究範疇的重要課題。有評論者認為「跨國主義」的討論過於浪漫化，實情不是每一名移民都可以任意穿梭國界，只有極少數的精英階層才能這樣做。不過，也有學者反駁並以「低端全球化」作為例子，透過研究從非洲各國跑到香港重慶大廈做電子和時裝生意的商人，說明「以流動為身份」不一定只是跨國企業高層的專利。...

最近讀到一些已移民英國的港人朋友，爭辯一條自古以來已在吵的題目：到底要怎樣才算是「融入當地社會」。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入鄉要隨俗；然而與此同時，這一波港人移民往往都是帶有強烈港人身份認同離開香港的，不可能一到達後便放棄這些認同，全情投入成為百分百的英國人或加拿大人或台灣人，無可避免會維持某種混合身份。然而在兩極之間，到底要多融入才算是融入，要多圍爐才算過於圍爐，則難免人言人殊。 基本要求 每當遇到難搞的移民議題，我總會反過來看香港社會是如何看從中國大陸來的新移民，畢竟很多問題其實都相通。在有沒有融入當地社會這件事情上，香港社會本來也對新移民有各種看法。舉個例，我們可想像最低限度的融入，就是能夠應付日常生活，在有需要的時候和主流社會溝通：例如懂得說廣東話，不懂得就去學。以此標準，香港目前的問題其實不大；統計顯示，來港不足一年的華人能說廣東話的比例只有24%，但到了第7至9年則有96%，就明不懂的要不是學懂了，要不就離開了。 現實上，主流社會有許多人不滿足於這個基本要求；例如兩名新移民在路上碰見然後用非廣東話交談，在許多人眼中已會認定他們沒有融入香港社會（這其實有點怪，畢竟兩名香港人在英國碰面如果不用英語交談，也不見得他們沒有融入英國社會吧）。如是者，我們可想像對融入要求的另一個極端：不只要懂基本的廣東話，而是要發夢也是說廣東話、可以輕易背誦經典廣東歌的歌詞、能夠用各種廣東話粗口的句式來罵人等等…… 「同化論」 以上的要求，放在移民研究當中，就是「同化論」（Assimilation）。一般來說，第一代移民是做不到的，要到第二代或第三代才做得到。香港本身也是這樣，所謂的正宗香港人許多都是從中國大陸來港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放在外國，我們可想像或者有朝一日，這一波港人移民的後代在英國、加拿大，或台灣長大，數十年後才有機會完完全全被視為「本地人」，那麼「融入當地社會」的過程才算正式完成。...

本文刊出之時，應該已是大年初五，大家應該都已從一連串的過年聚餐中恢復過來，是時候出來做點運動，四處走走。 當然，移民後還有沒有過年氣氛，很在乎你的移民目的地。如果你和我一樣在台灣，過年的公眾假期由香港的三天變成這兒的七天，則應該不會有感受不到節日氣氛的問題。要適應的，是不一樣的過年習俗：店家新一年開業的酬神儀式遠比香港的誇張，還有那放不完的鞭炮。至於台灣人發紅包的規矩和香港之別，例如據說在台灣的「起錶價」是600元台幣（150港元），慶幸自己人際網絡暫時不廣，還未有需要體會。 外表達身份認同 至於目的地不是台灣的離港朋友，要繼續感受過年的節日氣氛，則恐怕要自己加倍努力去營造了。記得廿年前還是在美國當留學生的時候，會特別去唐人街買一包急凍餃子回家煮來吃，便已算是和自己「過年」了。後來搬了去一個港人朋友比較多的地方，才能邀請大家來家中打麻將和打邊爐。過時過節特別容易感到孤獨，港人社群加把勁，一起破除社交孤立實有必要。 除了內向凝聚力，節日也是移民社群向外表達自己身份認同的重要時刻。美國作為移民社會，一直以來都有眾多移民社群利用族群節日來作自我肯定和宣傳，從猶太人的光明節到印度人的排燈節不等。有些節日已變成美國文化的一部分，歡迎人人參與，例如愛爾蘭裔的聖博德節（St. Patrick's...

自移民潮出現以來，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出現「留港」與「離港」之間的爭執。常見的不滿，有留在香港的不滿已離開的，一天到晚取笑香港變壞，好像是要透過貶低香港來證明自己離開的決定，亦沒有看到「留下來的人」如何繼續在香港努力發熱發亮。反過來，已離開的則說自己背負巨大付出，所以才刻意義無反顧地用最辛酸的語言來批評香港的情況，認為這樣才對得起所擁有的相對自由。 介懷因對彼此仍抱有希望 如果我們能抽離一點去看，當然不會認為這些爭論有絕對的對或錯，畢竟兩個群體當中的內部差異，肯定比雙方之間的差異要來得要大。無論是留港或離港，都會有昔日聲嘶力竭說要戰鬥到底的，今天變成天天只講食玩買；同樣道理，無論是在香港、英國、加拿大，或是在台灣，一樣有港人在持續努力，堅守信念。只高舉任何一邊的美麗或哀傷，明顯都是十分片面，恐怕只會變成內向的自我安慰。 我們不能排除真的有壞心腸的評論者，也說不定有立心不良的人要利用爭端挑撥離間。然而我希望，之所以有爭吵，是源於大家對未來和對彼此仍抱有希望，所以才會對昔日的同路人如何走下去有所介懷。至於到底該如何走下去，我懷疑分野之處未必在於離港或留港，也未必有可供清晰判斷哪條路才是正確的方法或標準。 過早批評背棄了理想 相對留港離港之爭，即使同樣留港，我也聽過不同朋友對如何堅持下去有完全不同的判斷，同樣會互相批評。舉個例，在資源和發聲空間越來越少的前提下，要不要和體制合作，以保持能量和網絡，也就是所謂的「賺藍養黃」？問題是當你這樣做的時候，又會否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體制的一部分，最後自我麻木，變成「說好香港故事」的花瓶？這條問題，我懷疑不可能有完美的答案。...

上星期六是台灣總統和立法院大選的日子，也是我第一次在台灣投票。為鄭重其事，當天我還特地穿上西裝外套，懷着激動的心情出門到票站去。 台灣的投票站和香港挺不一樣。在香港，每個投票站獲編配的選民人數動輒過萬；在台灣，一個只有數千人的里便已有多個投票站，即每個投票站獲編配的選民人數應該只有一、兩千左右。我獲編配的投票站是一個平時供民眾聚會的里民活動中心，看起來只有二百英呎左右的大小。要在這有限的空間同時安排報到、領票、劃票，和投票的區域，也相當考功夫。 除此之外，投票站的運作也和香港不一樣，負責的工作人員不是由政府委派，而是開放公眾報名；除票站主任應為現任公教人員，和原為大陸地區人民要住滿十年才可申請外，則基本上歡迎大家加入一起運作票站，完成一天工作後還可獲約兩千元台幣的報酬。我見到的工作人員看來本來就是社區中的伯伯和嬸嬸，和排隊的選民互相認識，氣氛在地而溫暖。雖然大家都是業餘幫忙，不過因為開票過程容許公眾即場監察和拍攝，如程序上有瑕疵很快便會被指出和糾正。 投票對移民的意義 投票有時候會被視為一個移民正式成為當地人的最後一關，因為投票權是完整公民權的重要部分，代表可以和當地人一樣平起平坐參與當地的管治。實際上當然還可以有其他關卡，例如移民入籍的美國國民永遠也不可以選總統，香港人在台灣設籍後也要再等十年才有被選舉權。不過要通過當候選人來參政的始終是極少數，對大多數人來說投票就等於走完那條移民的長路了。 學術研究也顯示投票權對移民身份認同的重要。利物浦大學於2022年底針對BN(O) 港人的調查顯示，有59.9%...

寫了兩期的族群歧視和政治參與，是時候換一個輕一點的題目：我們今天講天氣。當然，從社會科學的研究角度來說，看起來再沒爭議性的題目都可以讀出各種社會背景，就連道理上最人畜無害的天氣報告也不例外。 對移英港人社群，我很推薦《Watching the English: The Hidden...

隨台灣大選在即，陸續收到媒體詢問港人社群在台灣的投票取態。移民群體在目的地的政治參與向來都是重要的研究題目，不單在學術上有分析價值，也有很現實的社會和政治後果。香港人移民外地並取得完整的投票權後，將會如何投票？香港新移民首先，「移民的政治取向」這條題目，港人本身並不陌生，不過對象不是港人自己，而是從中國大陸而來的新移民。香港社會一直存有憂慮，認為這些新移民在政治上會「溝淡」香港，和香港的本土認同對沖。普遍來說，有意見認為移民通常都是對出發地有不滿才會離開，所以對目的地的期望往往會比較低，從而較少加入當地的反抗運動。加上中國大陸官方媒體本身對香港偏頗報道，讓很多人認定從中國大陸過來的人必然都對香港的民主運動有偏見。現實上，這些情況即使出現，也很難說有絕對影響。畢竟過去香港的民主以至本土運動當中，不缺在中國大陸出生的年輕人擔當領袖角色；反而那些一輩子在香港的政府官員，又不見得會事事以香港本地利益為先。例如過去還有競爭性選舉的年代，民主派新人盧德明在被稱為「新移民邨」的沙田水泉澳擊敗了建制派明星鄧家彪，也說明「移民支持建制」不是必然定律。他朝君體也相同環顧世界各地，移民社群的政治取向很視乎他們如何嵌入目的地的社會當中，有時會出現完全相反的情況。例如從波多黎各遷到美國本土的移民，他們很多都處於社會低下層，比較關心社會福利政策，於是支持民主黨；加上共和黨中不乏散播種族歧視的政治領袖，更加深了移民社群對共和黨的猜疑。不過事情總會有例外：對於古巴裔的移民來說，他們為了逃避古巴的共產黨管治才跑到美國，共和黨一天到晚向他們說民主黨關心的社會福利政策就是「社會主義」，於是他們雖然和波多黎各移民一樣同樣來自加勒比海，但卻會倒向共和黨那一邊。把同樣的分析放在港人移民社群當中，就可以解釋不少有趣的現象。英國當地調查顯示，移英港人大多支持保守黨，支持工黨的只佔少數。BN（O）簽證計劃始於保守黨主政期間，於是不少港人把對政策的感激投到保守黨甚至是當時的首相約翰遜之上。對此，我接觸過的不少港人社群組織者都不以為然，認為約翰遜本身不是政策的推動者，只是剛好當時擔任首相；也不見得保守黨的支持者是英國國內最歡迎移民的一批選民。移民在當地的政治取態往往因為本身在來源地的經歷，因而加上一層浪漫化的濾色鏡，於是支持現實政策上對自己未必是最有利的政黨。相對於以前取笑新移民來港後「亂投票」，只能嘆一句他朝君體也相同。當然，民主社會人人都有一票，基於任何原因投票都是個人自由。不少移英港人向我解釋他們在當地的政治取態時，都異口同聲說候選人對移民社群的政策毫不重要，只要求他們在外交上對中國政府保持強硬，就這一條可抵千條萬條。把這個觀點放在台灣，就不難發現移台港人在投票箱前的尷尬。不少港人對民進黨政府下移民署處理港人移民的工作有強烈不滿，也很不高興過去有民進黨籍立委叫停放寬港人定居的政策。但你叫移台港人改投國民黨或者民眾黨？當對中立場成為最大前設，恐怕還是有點困難。有理有節的參與最後，要談投票取向，對不少目的地的移民來說還真的有點早。移英港人可以立即取得投票權，也有不少移台港人已成功定居並取得投票權；但對很多其他目的地的移民來說，就連永居權也未拿到，更別說一般只限公民享有的投票權。或者因為這個原因，不同移民社群之間的政治參與程度還是有一定差別。有時聽到一些移民社群的領導，總要說十句「感恩」的說話，才能說半句對當地政府的要求，總覺得身段未免放得太低；明明對於一些基本人權的訴求，從來就不應分是移民還是公民。但在英國，可能因為有投票權的關係，情況會略為好一點。有時聽到一些剛到埗的港人移民說要避免爭取權益，以維護港人社群在當地的形象。其實勇於參與當地社會事務，也可以是一種正面的形象；有理有節的參與，亦是在民主社會融合的一部分。▌［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跟在外國的朋友談移民經歷，我發現當問到有沒有遇過族裔歧視時，對方的回應十分奇怪：如果對方是近兩年移民外國的話，近乎全數都跟我說沒有；但如果對方是已經在當地十數年甚至是數十年的移民，則大多數會跟我說有。我很好奇，為什麼同樣是移民，不同世代之間對族裔歧視的經歷會有這樣明顯的差別？ 理論上，如果觀察屬實，可能的解釋有很多。例如不同世代遇到的社會情境不一樣，可能現在的社會本身就沒有那麼多歧視，又或者經歷過二零一九年之後外國人對香港人多了同情，所以減低了對香港人的歧視。不過我認為這兩點的解釋力都很低，畢竟許多社會的族裔歧視明明仍然很嚴重，也有其他明顯獲得大眾同情的族群亦面對巨大歧視。 移民新鮮人 另一種解釋，是我遇到的一位老移民告訴我的，我覺得比較合理：歧視當然存在，只是新一批的港人剛剛到埗，如果不是還處於慶幸自己成功離港的蜜月期，就是忙於適應當地日常生活所需。對於歧視問題，特別是日常生活中的微歧視，只是還未察覺得到，並不代表不存在。朋友還特別提到英國文化中的挖苦傳統，剛到埗的如果一不留神，就連對方已經「轉了個彎取笑你」也未必知道。 我覺得這個說法比較合理，因為它能解釋到那些例外情況。對於少數近期移民而又有經歷歧視的朋友，我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到埗後從事公共服務的工作，例如教育。有位朋友在香港本來是教師，到英國後在學校當教學助理。他發現學生面對他的時候明顯比較不合作，但面對擔當同一職級的白人同事時就不會；而因為他的華人面孔，學生挑釁他的時侯，甚至會夾雜兩句假扮的中文模仿，明顯是出於對族裔的取笑。 對於這些經歷，朋友有以下分析：很多港人到達英國後，日常接觸到的當地人其實不多，要像他這樣從事公共服務的才有機會遇到各式各樣（不一定友善）的本地人；又因為他從事教育工作，道理上處於權威位置，但小孩子總愛挑戰權威，又不會隱藏自己，於是潛在的歧視就表露出來了。按此理解，歧視問題確實存在，只是很多港人暫時未察覺到，但難保遲早會有所經歷。...

前文提到移民後常見的距離錯亂感，當中主因是在很多地方，公共交通並不如在香港那樣可以依靠。特別是在英國，鐵路工人和巴士司機罷工無日無之，初到埗的時候確實需要適應。如是者，不時都會聽到這樣的說法：沒有駕駛執照或不打算開車的，就不要移民了。現實是否這樣絕對？這當然很在乎你移居的目的地，以及你的生活形態。之前說過我住在台北市大安區，我從家門口到捷運月台不用三分鐘，那我真的不需要有車；以前住在紐約曼克頓那段日子也一樣，有車恐怕反而更為麻煩，只是泊車已不知要花多少錢。但我也得承認我本來就不喜歡開車，所以才會選這些地方居住。我連在美國中部的明尼蘇達讀博士的時候也沒有開車，平時騎單車去超市買菜，冬天攝氏零下十度下雪照騎不誤。很明顯這是一種很個人的生活選擇。對於許多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來說，沒車真的很難生活。畢竟在外國開車一般比在香港便宜，寧願養車但是住遠一點，總體來說還是可以節省很多。而且就算自己住的地方有公共交通，工作的地點可不一定，結果還是要有車才能上班；再加上在外地要享受郊外的山川湖泊，不是自駕遊又真的有點難享受得到，那就不如一開始就預期自己到埗後會開車好了。交通成了性別議題在我做的各地移民調查當中，發現通常失遇算的那條問題，倒不是要不要開車，而是原來要多過一架車。以前讀人文地理學，讀到性別議題的時候，常常會見到這樣的說法：市郊化是對女性的剝削。為什麼？因為當一家人搬到欠缺公共交通的市郊之後，誰人開車誰就是這家的主宰。如果只有一架車的話，老公日間開車去上班之後，太太現實上就被囚禁在家，一整天都沒有地方可以去了。當一個人失去了自由活動的權利，也就失去了獨立的社交生活，精神健康也不會好到哪裡。因為我們的社會通常假定男性負責上班，女性負責照顧家人，於是糟糕的公共交通服務便會成為一個性別議題，因為女性往往更需要依賴公共交通。以前看這些故事，有時也會懷疑是否只是教科書用來嚇人的極端案例。然而當認識到越來越多的移民家庭後，卻發現這件事情原來不止真的會發生，而且還相當普遍，不知道多少夫婦因此出了問題。有時太太說想出市中心逛街，老公說一句好累不想開車，因太太沒有駕駛執照，那就被迫去不成了，而太太當然不會開心。現實上，如果有小朋友的話，純粹出於實務需要，亦真的無可選擇地要多於一架車。住得離學校近的還好，遠一點的總不成上班半路中途開車去接小孩放學呢。需要重視的微小問題如是者，每當遇到朋友計劃和伴侶一起移民，總會多口問一句：是否兩位都有駕駛執照？是否兩位都打算開車？如果不是的話，還是乖乖找個可以搭捷運的地方居住吧，我不想以後見到你們因為開車吵架。比較起來，香港的公共交通真的是太發達，很多外國常見的交通與不平等的議題對香港人來說可能相當陌生。剛才提到性別議題，有些地方的女性感到不能安全地在入黑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甚至不敢獨自在行人路上走動，女性的移動自由因而受到限制。這些移民後的適應問題，雖然看似微小，亦都可以解決；但如果得不到重視的話，還是會有影響的。▌［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早陣子我弄了一張地圖比較台北市和香港的地理距離，看看如果把台北的地點放在香港的話，實際距離有多遠。這張圖引起了不少關注，見到大家紛紛留言討論某些地點原來沒有想像中那麼遠，又或比想像中遠很多。距離感錯亂，是移民常常要面對的生活適應。如果在地圖上把台北車站和尖沙嘴天星碼頭對等，那麼台北車站和信義區台北101大樓的距離，就大約等於尖沙嘴天星碼頭到太古城中心的距離，都是五公里。去林口呢，大概就等於欣澳站；桃園機場的距離剛好就等於香港的赤鱲角機場。我比較意外的是如果把尖沙咀去上水的距離放在台北，原來已經等於到新北三芝了。出行模式的不同之所以會出現距離感的錯亂，後面其實是出行模式的不同。同樣的直線距離，兩端是不是有道路直接連上？是高速公路還是鄉間小路？如果你不開車的話，那就還要問：有捷運嗎？有公車嗎？多少分鐘一班？中間停多少個站？這些問題的答案比起直線距離有多少公里，對距離感的影響要遠遠大得多。自從我搬來台北之後，我發覺我忍受長距離通勤的能力大幅減少。以前在香港我住在大埔，約朋友出市區花一個小時是很正常。現在我住台北市大安區，放在上面那張地圖的話就等於香港的跑馬地。我平常出入的地方都在台北市的蛋黃區，換算在香港就是只限維港兩岸，是連界限街都不會過的那種生活狀態。對此，我想到三個可能的解釋。第一個可能，是我本來就喜歡方便，而我的收入水平在台灣又容許我住在台北的市中心，於是就住下來了。如果我在香港的時候住得起跑馬地，我也很可能會住跑馬地啊，然後一輩子不入新界。第二個可能，是我懷疑台北的公共交通在某些環節實在沒有香港的好。例如很多香港人選擇住在淡水，我是打死也不願意的。淡水坐捷運去台北車站才38分鐘，這樣的通勤距離在香港一點也不過份啊！但問題是這程捷運要停18個站，在列車上走走停停會搖到懷疑人生。同樣的時間距離在香港通常會是乘搭長途巴士，上車睡一覺到市區便下車那種，乘搭體驗不太一樣。第三個可能，也是我認為最有解釋能力的一點，就是兩地人口密度不一樣。因為香港人口密度高很多，就算是離開市中心一小時的地方，仍然會是一個人口數十萬的新市鎮，各種生活機能一應俱全，例如隨便都可以吃到日韓越泰各式料理；但在台灣，離開市中心一小時的地方可以相當荒涼，平時生活供給不會有太多選擇。不可靠且昂貴的交通談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發現不少移民外地的朋友，一開始的時候對如何理解當地的距離都沒有很好的掌握。有時聽到朋友說：出市區才一個小時而已，在香港也是這樣搭車啊！誰不知道在台灣、英國或者加拿大的「一個小時車程」，感受上和在香港絕對不是同一件事。到真的住下來之後才發現，噢，原來中伏了！關於交通這回事，自問我在台北還好了。首先到處都有共享單車，基本上四個捷運站範圍內的距離我都會騎車過去。要搭捷運或公車則是班次又多又便宜，想也不用想。但如果你的目的地是台中或台南，又或是倫敦以外的英國，事情就很不一樣了。很多移英港人常常投訴當地的公共交通是完全不能依賴的，班次表說有車但到了車站卻沒有車，錯過了又要半小時甚至一小時後才有下一班。如果要靠公共交通來上班或者上學，恐怕很快就會瘋掉。就算有可靠的公共交通，也要面對高昂的交通費用。有朋友刻意找了個離倫敦半小時火車車程的地方居住，我問他結果有沒有常常去倫敦逛逛？他說一個月也沒有一次，因為車票太貴了。回想以前曾在紐約生活，每逢週末都要面對地鐵因為各項維修而路線大亂。香港公共交通的便捷程度，一直都把香港人寵壞。移民後要接受公共交通原來不一定能日常代步，後面所需的習慣改變真的不容低估。那麼我們是否就得接受「沒有車牌就不要移民」這個說法？這恐怕還是有點簡化。我們在下一篇再展開。▌［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