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王」比利在2022年底去世，巴西全國哀悼。全世界喜愛足球運動的球迷，對於這位歷史上成績最輝煌的球星那傳奇的一生，仍然津津樂道。雖然，因為比利的球技登峰造極的時代，尚未發明電視錄播，所以比利的球藝如何精湛，於今已經難以全面重溫。但對於老一輩的球迷來說，當年憑「講波佬」的聲演、體育報刊的描述和報導、1970年他拿了第三次世界杯之後，兩次訪港踢「友誼賽」給香港球迷留下的深刻印象，這些場景如今仍是歷歷在目，比利和比利的神話，亦早已進入我們美好的足球回憶世界。 戰後的香港，消閒活動貧乏，相對之下，本地足球運動卻十分蓬勃。1970年那一屆世界杯，因為誕生了哄動全球的巴西三度奪冠的奇績，和球王比利的傳奇，把當時的足球熱推上高峰。筆者雖然無法親自入場觀賞這些賽事，但卻記得在電影院中曾看過一部彩色紀錄片，它輯錄了當年世界杯賽事的精華，讓我目睹巴西隊如何過關斬將，殺入決賽，以及球王比利那幾個精彩無比的入球。今年在BBC iplayer上，我重溫了這套五十年前看過的電影，再一次體會當年首次見識何謂世界級球技的那種幸福感覺。 對香港人來說，這些關於七十年代的懷舊回憶，往往都是美好和充滿陽光的。這固然是因為七十年代的確是香港走出「六七暴動」的陰霾，通向麥理浩改革的時代。它也是經濟危機與快速復甦交相替換，股票市場醉生夢死，青年反叛與大眾文化方興未艾的時代。對足球的狂熱，只是這個興奮的七十年代香港的其中一部分。 比利與獨裁政府 可是，今天送別一代球王的逝世，卻也讓筆者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重新審視上述的「港式七十年代回憶」。Netflix一套以《比利》為名的紀錄片，展示了一個更為宏觀的歷史圖像，既追溯了比利如何年紀輕輕就嶄露頭角，到他成名之後不久，就面臨巨大的政治變局。...

中共二十大剛剛「勝利」閉幕，中國大陸卻接連爆發罕見的抗議示威浪潮。各地群眾不單自發衝擊防疫的設施和關卡，與「大白」們發生肢體衝突，騷動紛起。鄭州更發生富士康工人的反抗，繼後全國多家大學的學生亦互經串連，掀起三十多年來未見的學生運動，帶頭以高舉白紙作為抗議方式。更加有不少地方，抗議者高叫「不自由，毋寧死」，「習近平下台」等口號。連香港也有不少內地來港的學生走出來參與抗議活動，一改過去他們都只是一班盲目愛國的「小粉紅」形象。這連串抗議活動，被稱為「白紙革命」。如此一幅民怨沸騰，烽烟四起的圖像，當非剛好完成永續執政大計的習近平所樂見。然而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中共竟然只敢私下抓捕勇敢發聲的參與者，卻未見嚴辭反擊，高調壓下這股「反動逆流」，反而急急在各地取消早前嚴苛的「清零」防疫措施，似乎是不想高調地將事情繼續鬧大，不想給人「強力鎮壓」的印象。一時之間，香港高官鄧炳強的嚴防「顏色革命」論反成孤家寡人之調，趙立堅在外交部新聞發報會上長達數十秒的無言以對，竟成鄧炳強最妙的和音。這種不言退讓的「退讓」底下， 大規模的抗議運動似乎暫時偃旗息鼓，但叫停清零政策的目標，似乎已稍見「成功爭取」。雖然中共執政地位絲毫未損，習近平依然可以自我陶醉於他當「人民領袖」的幻覺，但是中共今次懾於群眾壓力而作出戰略退卻，無疑是為日後的民間抗爭打開了一扇窗。抗議浪潮帶前所未有政治色彩其實，把中國民眾都想像成心甘情願馴服於現狀的奴民，基本上是一種錯覺，甚至是為了維穩而刻意散播的假像。因為根據中國社科院自己公佈的數字，中國每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都是徘徊在數萬甚至十數萬之間。在習近平上任初期還持續上升，一直至2014年才開始在加大的維穩措施下下降。這些措施包括限制NGO的活動，抓捕維權律師，嚴打上訪，煽動「小粉紅」型的民族主義等。今次「白紙革命」的爆發，一方面是承繼和擴大了這股內部不斷積壓的群眾不滿，但另一方面卻萌生出重要的新意義。其中最突出的是，今次抗議浪潮以跨族群、跨地域、甚至跨階級的方式爆發，而不是過去那種個案形式的抗爭。再者，大城市爆發了集體的公民行動，這些行動直接以人權、自由、民主及公民身份的概念，為抗爭帶來前所未有政治性。當中甚至出現了挑戰地區居民組織在防疫工作上濫用公權力，這雖然尚不是全面的體制改革訴求，但已經說明中共過去十年發展出來的社區「網格化」管控，不但無法消弭，反而加深了人民的不滿。另外，雖然各地學生明顯有串連的舉動，但行動毋須領袖，沒有「大台」，更沒有談判代表，極似香港2019年的「如水」運動。中共剛愎自用令民心生變雖然有一些香港人對於大陸人當年反對抗爭，支持官方鎮壓「黑暴」耿耿於懷，冷言「你哋都有今日」，可是亦見有大陸人聲稱後悔當日的態度，於今方知自由、民言、人權之可貴，覺今是而昨非。究其實，又有多少人真正既是今日的抗爭者，又是三年前真的嘲笑過香港人的「小粉紅」？還是當年他們只是怯於時勢，想支持香港又不敢發聲？事實上，中共這三年剛愎自用的防疫政策，所引起的經濟動蘯和社會衝擊十分巨大，在民心民情的領域產生了質的轉變絕不奇怪。昔日可以盲目地愛國，三年後也可以呼喊習近平下台，皆因「清零暴政」幾乎把每個人都當成專政對象。當你肉身感受過專政權力的任意欺凌，方知人的基本權利可貴，又怎能再自我陶醉於「制度優越」的意識形態迷湯？昔日中共的統治，靠的鼓動群眾的「革命熱情」，人們信仰只要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就可以實現烏托邦式的未來。文革悲劇打破了幻象，暴露了極權統治的殘酷現實。鄧小平就以改革開放，分享經濟發展紅利來穩住人心。青年學生希望政治改革能夠齊頭並進，可是中共專政本色不變，釀成六四悲劇。中共於是放棄舊式極權主義的老套路，不再問「姓資姓社」，讓人們加深迷醉於消費主義，政治上自我麻醉，容讓專政繼續，充分實現哈維爾所言的「後極權主義」。在「後極權主義」之後中國式「後極權主義」只要求人們服從於「大國崛起」的美麗謊言，默認中共以「威權治國」。可是，新冠疫情打破了「後極權主義」的既有秩序。皆因習近平好大喜功，以為單憑黨人意志就可以消滅病毒，不惜犧牲人們的生命安全，破壞社會信任，顛倒生產運作，終於再次暴露出極權主義統治的野蠻本性。於是，「小粉紅」型的新一代可以對當年的「大躍進」 無感，但對中共今日的「防疫大躍進」的荒謬卻不能無動於衷。因為「美麗新世界」的謊言被戮破後，人們即見「1984」的真實慘狀。在「後極權主義」之後，原來是更為可怕的「數碼—生物極權主義」(digital-bio. Totalitarianism)。相對於香港的「時代革命」，「白紙革命」當然是遲來的後起。這兩場運動所即時引起的波瀾，亦不見得會立即帶來改朝換代的果效。然而它們儼然是截洪大霸上兩道連天上衛星都可見的裂痕，說明了眼下的短暫沉寂，也許是未來滔天巨浪的先兆。▌［安徒行傳］作者簡介安徒，文化研究退休教授，專欄作者。 ...

移居來英的香港人陸續增加，構成了英國本土的一個新興族群。在不少香港新移民留意的新媒體上，不乏一些對新來英人仕的勸誡或訓勉，希望香港人要關注自身的形象，不要把香港的陋習帶來英國，讓英國本地人對香港來的新移民產生負面印象。例如不要在公眾場合喧嘩，要有禮貌、守秩序，在超級市場不要把減價食物全部掃光，要按英國公共儀式或節日的傳統意義而調節心情與行為，以顯示香港人了解英國文化，而不是來自遠方的異類。這些關於香港新移民要如何融入英國新生活的指引大都是善意出發，也指出了一些筆者也認為要留意的問題，例如最近有具體的事例指出，一些香港新移民為了替子女取得良好教育機會，採用一些香港人習慣的不良手法：一方面在昂貴的私校入學，一方面又申請有良好聲譽的公辦學校。開學之後，一大批香港人獲得了公辦學校學位之後，就撤離私校放棄學位，而為了避交提早退學罰款，一些人更謊稱子女在私校受種族歧視或欺凌。這種鑽制度空子的行為或者在香港司空見慣，但卻令英國人大為側目，也為英國學校帶來困擾，論者的確有責任揭露這些港人劣行以資告誡。可是，另一些訓勉香港新移民要當「良好移民」（good immigrant）的論說，則有點過尤不及。例如有人認為要當「良好移民」的條件，就是盡量顯示香港人有足夠能力「自力更生」，拿着BNO來英國並非要佔英國的福利。所以，香港人不應支持或參與爭取擴大移民權利的行動。例如早前有英國支持移民的團體，要求為移民子女爭取更寬鬆的政策，讓他們可以提早按本地生付費，但持某種「良好移民」論的人，則反對香港人參與其中。筆者亦親自了解到有真實個案，已經移居來英的香港人因為付不出高昂的外地生學費而被逼回港升學，甚為無奈。「良好移民」就能更好地融入社會？當然，新移民應該享有多少權利、多少福利是一個需要廣泛思考和認真辯論的議題，但認為要融入英國社會就要自我約束，要按某種想像中的「良好移民」標準看待自己，其實並不一定是妥當的方法。相反地，把一個族群的行為通通都固定在一個所謂「良好移民」的框框底下，很可能只是複製着一個族群的「刻板印象」，並不表示這個族群就因此而可以更好地融入社會。事實上，有關「良好移民」的問題，早已是英美移民社會學研究的重大課題，因為「華裔」或「亞裔」在英美等「多元文化」環境下，早已墮入「良好移民」的刻板定型，這些族群以刻苦耐勞、「不生事端」、不熱衷於表達意見和感受、家庭規管嚴苛、數理科目的能力很強，錢財上及學業成績上優於其他移民族群…….等等見稱。這種刻板定型的「華裔／亞裔」被主流的族群想像置放到一個「被隔離」、「不易被理解」的角落，一方面被定位為只適合某類職業，另一方面又因為其不被接納和不為他人理解的「異色」文化習慣，在某些領域卻又具有高度的爭勝能力，於是被想像為「潛在威脅」的來源。掙脫對華裔亞裔的刻板定型其中一種要求新的香港人族群要成為「良好移民」的理據，是要讓「香港人」有別於大陸來的「中國人」（前設是大陸來香港的中國人貪福利，但香港人則自力更生），但其實香港來英新移民，又如何能掙脫英美早已奠立在「華裔／亞裔」身上溫馴「良好移民」，「不爭權益」的刻板定型，方是問題的複雜所在。關鍵的是，「良好移民」作為一種刻板定型，歸根結底是一種強勢者對他者的「定格」，不單遮掩了族群內的不平等，更在不同族群之間衍生出區隔，合理化「差別待遇」，而不是一種路徑去把移民融入到一個由多元族群共創共享的文化。把「良好移民」標舉為「模範移民」之所以不妥善，正是因為英國是一個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香港新移民要融入的，更多是這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同時被白人與白人之外的其他族群所認識和接納，而不是在其他族群面前只求自己成為一個比其他族群「更良好」的「異類」。英國有一本由知名作家Nikesh Shukla編的一本書，以《良好移民》（The Good Immigrant）為名，收集了21篇來自不同族裔作家的文章，充分地探討英國本地難民和移民的生活狀況。書背上寫着：在一個除非你能贏得一面奧運金牌或一項全國烹飪大賽，否則就不信任你或不需要你的國家，生活究竟是怎樣的？筆者向大家推薦這本書，因為在揭露有香港人濫用「種族歧視」來自私地鑽空子的同時，能夠以開闊的胸襟，深入地了解和體驗英國多元族群並存的甜酸苦辣，比起「離地」地評議英國究竟有沒有種族主義，方是令香港新移民族群更好地融入的路徑吧。▌［安徒行傳］作者簡介安徒，文化研究退休教授，專欄作者。 ...

英國的罷工浪潮持續擴散，影響愈來愈大。各地區的不同行業，都有工人進行或醞釀着罷工，當中尤以持續了好幾個月的鐵路和運輸工人罷工，對生活的影響尤為顯著，社會上也議論紛紛。幾年來移居英國的香港新移民，對於罷工也有不同的立場，甚至出現各種爭論。 反對罷工的人因為罷工帶來不便，有各種怨氣和牢騷，指責工人不應為了自己的薪金福利，發動罷工而影響大眾。這種意見當然是香港人所熟悉的，因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大多數香港人對工人權益的漠視是根深蒂固的。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爭論中，相當部分的港人是抱「不反對」甚至支持的態度。他們認為無論怎樣，工人為了爭取自身的權益而「罷工」是無可厚非的，畢竟訴諸「工業行動」是英國確認的一種民權，作為新移民的香港人更應包容了解。 平情而論，這種觀點說不上是對這番罷工的同情甚至理解，因為事實上大多數香港新移民對於英國複雜的勞資關係，這個國家勞工運動的歷史傳統，其實少有確切的認識。對於鐵路運輸工人這輪罷工的具體訴求，也大都不甚了了，所以無法產生真正的「理解」或「同情」。然而，就著應該如何面對「罷工」這事，不少來自香港的評論聲音，都著眼於與一種言論商榷，這種言論把「罷工」妖魔化為純粹自私的行為。這種「撐罷工」的聲音甚至以是否對「罷工」採寬容態度，作為香港移民是否真正能「融入」英國生活，了解英國的自由民主文化的標尺——如果「依然」對於英國竟出現罷工而大驚小怪，那不如「返香港」繼續做「港豬」吧了！ 將英國工人罷工引伸到移民能否融入的問題，以致是否繼續是「港豬」的討論，當然是超越了一般的「左」與「右」的意識形態爭議，反而更多地表露出，罷工議題是緊扣著香港人身份認同在當下的掙扎。因為目前移民英國的香港人絕大部分是因2019年那場運動而來的，所以他們實在無法抽離於那場運動的經驗，去面對當下在英國出現的罷工。 香港人要「返工」 想當年抗爭運動中形成了「和勇不分」的態勢，街頭的示威集會與勇武抗爭交替出場，把運動一波又一波地推向高潮，抗爭者先後號召「三罷」，因為他們終於認識到，街頭激進示威已無法「升級」，而最「和理非」但卻又最有力的抵抗，正是全民可以參與的「罷工」、「罷市」和「罷課」。可是，「三罷」最終無法接上街頭勇武的棒，雖然中大和理大的勇武對抗是運動的「高潮」，但它們並沒有觸發大規模的「罷工」。這突顯出香港人生活的最優先選擇仍然是「返工」，運動也因此遇上了它最致命的發展瓶頸。...

英國首相約翰遜最終請辭，今天已經不是新聞。然而當日收到他下台消息的震撼，至今還是印象猶深。人稱「肥波」的約翰遜，當日藉英國「脫歐」的困局而拜相，風頭一時無兩。及後於俄國侵略烏克蘭的戰爭中他一馬當先，團結西方陣營力挺軍援烏國，也為他在世界政壇樹立了強悍的名聲及領袖的地位。 約翰遜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均以其非常突出的領袖風格，廣被視為大西洋兩岸「民粹主義」浪潮的代表人物。特朗普以令「美國重新壯大起來」的口號，乘着美國的反移民浪潮進入白宮，同樣性質的反歐盟情緒亦令「脫歐」公投在英國通過，造就了約翰遜後來上台的契機。這股以「反全球化」／「反移民」為主要訴求的民粹主義現象當然並不局限於英美，但英美兩國作為世界自由民主體系的大國相繼出現民粹政治現象，就曾引來深切擔憂。 導致民粹政治泛濫的具體因素雖然眾多，各國也有各自的國情，但民粹政治挑戰既有的民主體制，不惜偏離西方世界主導的自由主義價值，甚至衝擊這些地方的法治和保守的道德秩序。大部分抱持自由主義價值的政治學者，視民粹政治乃西方「民主體制危機」的一種病象。原因是這些民粹政治並不默守形式化的選舉機制，尊重以專業理性為本的政策制定，反而是透過聳動人心的情緒化口號，動員起民眾對僵化民主形式的不滿，以「反體制」／「反既得利益」的名號，以更直接、更缺少規範的方式，動搖日趨老化和官僚化的「民主建制」。 民粹「強人」政治文化 因此之故，民粹政客無一不以「反建制」／「反菁英」的形象出現，以其較為「出格」煽情的政治修辭，不修邊幅的外表，甚至不依傳統道德規範的姿態，吸引庶民大眾的支持。由於這種政治所關心的不是理性議政，而是以情緒主導，於是領袖人物的「魅力性質」要比他們的行政能力，或者建立制度上的規範和制衡的能力更為重要，所以民粹政治容易滋長「強人」至上的政治文化，逐步遠離民主制下分權制衡的核心價值。 特朗普大受爭議的四年任期，充分展現了不了政治學者們對民粹政治的擔憂。他不按牌理出牌，視不少內政外交的規範如無物，貶抑老牌傳媒，反而依賴一堆新興媒體，不斷以散播與消費各式陰謀論，建立對他的信仰和個人崇拜。最終在尋求連任的大選中更不斷否定投票結果，甚至糾眾於國會山庄，試圖阻撓大選結果的確認，導致震驚世界的衝擊國會事件，演活了一切對民粹政治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