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罪之前，法律假設我們所有人都是無罪的，而無罪的人不應亦不需要接受任何懲罰。因此，未審先囚從來都不應被視為一個慣例，而只可是別無他選下才可作出的行為。 不過，事實上未審先囚在香港卻愈來愈普遍。 香港人權資訊中心翻查懲教署資料[1] 發現，不僅總收柙人數於本年度再創新高，還柙候審（即未審先囚）的人數亦比往年上升，並呈現持續增加的趨勢。截至2023年3月1日，香港總收柙人數共8,197人，比2019年的7,023人上升約17%；而同一時期還柙候審的人數亦從1,599人躍升至2,907人，其佔總收柙人口的比例高達35.5%，比2019年的22.8%大幅增加了12.7個百分點。與其他地方相比，台灣還柙候審佔整體收柙人數的比率僅為5.1%[2]，新加坡是11.3%[3]、英國（英格蘭及威爾斯）則為17.3%[4]。 值得留意的是，《國安法》第42條為涉及國家安全案件的被告，設下一個非常苛刻的保釋，徹底剔除了有利於保釋的假定（presumption in favour...
粵語共有九聲，填詞甚難，然有一奇特之處，在其他語言難見，唯粵語可由文字推敲其旋律。音樂人何秉舜（何丙）在兩年前接受《菇武門》訪問，提及此一現象。歌手（也是其胞妹）何韻詩言及平日點歌環節，即使沒有樂譜，其兄僅讀歌詞，便可瞬間奏出全曲，神乎其技。 何丙解釋道：「因為廣東歌的歌詞本來已經定了一些音調⋯⋯有些歌我也是沒有很熟，但看到歌詞大概猜到哪些音是如何走，哪些字是 fix 了是這樣的，我就跟著彈（註一）36:00。」 故粵語改詞雖難，但成功之後，其效果遠比英語或華語啜核，啜核之處，正是由於難得啱音，似無其他字詞可以取替，更感天衣無縫。 如填詞人梁栢堅，就「遊客食杯麵」為題，寫道： 「猶如巡行和匯演...
收看節目 香港政府申請禁制令，欲禁止《願榮光歸香港》傳播。究竟禁歌可行嗎？薯伯伯就發現粵語獨特之處，就是可由文字推敲其旋律。他以填詞人梁栢堅改詞的「遊客食杯麵」、二次創作者晴天林的「安心出行」為例，並親自演繹數字版的《自由花》，提醒政府禁歌禁旋律必會涉及極多的灰色地帶，甚至即使有人大叫一聲「何議員」也分分鐘惹上官非。
神聖與世俗（Sacred and Profane）原指宗教的兩種形態，神聖是出世，世俗是人間入世的。寺院廟宇是宗教地方，是人和神接觸的場所。宗教建築物，無論是基督宗教、佛教或傳統民間宗教，都是和外邊日常生活的世界有所不同。因為這是崇拜、祈求和許願的地方。不同宗教有其特殊的理念，是以反映在建築上。 台北法鼓山農禪寺和所有我到過的佛教寺院完全不同；沒有香火、沒有傳統的佛寺裝飾，沒有金碧輝煌眾多佛像，寬敞的大雄寶殿只有一尊佛陀像，但是其簡樸幾何圖形的建築設計表現出一種從凡俗抽離的寧靜與和諧。 姚仁喜是台灣現代建築師，農禪寺是實現創寺聖嚴法師的理念，將「水中月，空中花」融入建築中。大殿內雕空的《心經》、水月池、連廊、金剛經牆等等都是異於其他佛寺。 這是可以讓心靈安靜的「神聖」地方。...
晚飯時間，女兒突然說：「今天在學校，有同學仔問我攞簽名。」 嘩！吓？ 原來，小學小息的活動，熱門之一仍然是足球。波就好多個，不過大草地就這麼一片，一般都是一群男生搶先扭波、射波。女孩子嘛？只有少數男生會接納她們一同踢。跑速稍慢體力未夠的女孩，會被一些「衰仔包」拒諸場外。 有老師眼見如此情況，一個月前推出德政，就是每星期指定一天的小息，將大草地劃為女子遊玩場地，女孩就可以踢足球（男仔也可參與但要得女生批准），自此就天下太平了…… 且慢，有一天，幾個四年級Year...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治新聞是「六四」事件34周年，香港警方用盡千方百計，阻止民眾到維園及其他公眾地方悼念「六四」，令原本象徵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與內地有所區別的維園燭光消失。這個禁止悼念的新聞，比一般國安法案件的影響更大，有力地向國際社會說明，香港的自由環境已經改變。過去三年，特區政府假防控疫情之名，反對民間組織舉辦「六四」集會。今年六月，防疫措施已盡撤，特區政府不再掩飾，擺明車馬就是禁止民眾公開悼念「六四」。不單反對任何集會申請，還動用大量警力截查接近維園的市民，但凡身穿黑衣或帶備蠟燭鮮花的，便安插一些懷疑罪名帶走調查。法院過去從未有判處悼念「六四」屬顛覆或煽動叛亂，保安當局卻全盤接收中央政治定調，但凡紀念「六四」即意圖顛覆，把支聯會曾經在集會使用的政治口號「結束一黨專政」無限上綱為顛覆中央政權、違反經修訂的中國憲法及國安法律，並把所有不涉這口號的悼念活動等量齊觀，作為全方位鎮壓封鎖的依據。多年來，這種全方位封殺「六四」悼念的行為，只在內地執行，例如提前把天安門母親帶離北京，禁止她們公開悼念，又在互聯網上全面封阻意涉六四的文字或圖像。這些封禁行動被香港及國際記者廣泛報道，令全世界都知道，即使三十多年過去，八九年以坦克和子彈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到今天仍然是北京領導人的政治忌諱。正因如此，「六四」後的三十年間，香港能夠每年在維園辦六四悼念晚會，公開記念「六四」死難者，便成為了一個標誌，說明香港與內地在政治和法律上有區別，香港這一制可享有內地沒有的自由。如今這標誌消失了，連最和平的以燭光記念死難者表達哀思的自由都不容許，其他自由便可想而知。連續三十年都出現的維園燭光，在疫後復常的社會中竟然徹底消失，還有誰相信香港自由不變？對於留意香港時事的人，以上說的其實早已了然於胸，特區政府會封殺「六四」悼念，完全是意料中事。但到了接近「六四」這天，海內外的民眾還是緊緊盯著，香港特區政府每一個「過分緊張」的無理舉措，例如向戲院施壓要求取消包場觀影活動，那怕看的電影與六四或政治完全無關，都在網上社交平台迅速傳播，種種當年今日的資料一再重現，充斥網上空間，彷彿抗議著當局的審查下架，提醒著民眾毋忘六四。不單如此，各種打擦邊球方式的創作，也大行其道，例如多個西方國家的駐華使館，便以各種意涵相關的圖像，測試中國當局的審查機制，暴露政治審查的荒謬。這些微枝末節，成了「六四」34周年的獨特政治風景。蔡玉玲的查冊案香港電台前節目編導蔡玉玲的查冊案終極上訴成功，終審法院於六月五日宣布，撤銷她的定罪裁決，也受到廣泛關注。這宗案件之所以重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警方選擇性執法，報復蔡玉玲製作七二一事件特輯，深入挖掘警方縱容白衣人在元朗行兇。香港記者以運輸署網上查車牌機制作新聞調查，每年數以千百計，警方卻單單針對蔡玉玲進行刑事調查，並視為較嚴重罪行，以控罪書形式控告，而在《大公報》記者黃偉強被揭發，於同一時期也曾以查冊為證據作報道，檢控當局便以較輕的票控方式處理，而同一名主審法官也對黃從輕發落，准他自簽保二千元守行為一年便撤銷控罪。這些執法上的選擇性與差別對待，令香港新聞界清晰看到，監察警權會遭政治報復！其二，運輸署在整件事上完全沒有捍衛新聞自由及公眾知情權，反而盡力收窄查冊制度，只容許有關汽車買賣或交通意外訴訟的查冊，對於其他符合公眾利益的查冊行為，例如記者調查使用汽車犯法的兇徒背景，或者盡職調查機構調查公司資產誰屬等，都被運輸署視為與交通運輸無關。進行網上查冊便視為使用虛假資料查冊，這種狹窄的法例詮釋竟獲各級法院認可，以致蔡玉玲一再敗訴，直至上訴到終審法院，才成功推翻運輸署的無理詮釋。運輸署會否服從終審法院裁決，還原昔日的寛鬆查冊制度，還是修改附屬法例，維持狹窄的查冊範圍，將會顯示香港特區怎樣看待資訊透明度這個重要課題。▌［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中學，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編按：綠豆團隊再有新農夫加入一起鬆土翻泥！張楚勇博士將在破土分享其閱讀的領受，對這紛亂的世道作出思考與分析。或許沒有答案，但多一分認識，也許會少一點困惑==========================去年中從香港城市大學退休後，我有較多時間閱讀和重讀一些政治、人文、社會科學的經典。閱讀經典，除了是向人類文明中最傑出的作者學習之外，更是與具有超越一時一地視野的文化遺產對話。換言之，閱讀經受長時間考驗的經典，往往有助我們更好地認識今天身處的人文世道。因為能穿越世代仍具參考價值的作品，必定有其深邃的洞見。最近承蒙《綠豆》編輯不棄，希望我能為這媒體撰文。書生如我既然還有一些閱讀空間，面對當下種種人間世道的重大挑戰，自然會不能自已的作出思考。能夠有這平台與大家分享我的淺見，是榮幸。雖然書生之見多不能解決實際難題，更遑論「改變世界」，但多一分認識，也許少一點困惑。如能做到這樣或已不辱使命了。我用「紛亂」來形容當今的世道，大概並不過分。5月20日出版的英文時事週報《經濟學人》，發表了與最老資格的政治評論家基辛格的訪談，其標題正是「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是人類面對最嚴峻和危難的一種處境。在這核武和人工智能當道的年代，戰爭更可能是人類文明存亡的大考驗。這當中自然是最敵我分明，任何決斷都不容失誤。熟悉當代法理政治學的人，在談到政治上和戰爭中的「敵、友」關係時，自然要提到20世紀在這方面的主要德國思想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 。施密特由於在1933年加入了納粹黨，並在期後3年成為納粹德國的首席法理學家，又發表反猶太人的言論，因此在戰後知識界成為一位很受爭議、甚至是在道德上不能被接受的人物。施密特在德國威瑪（Weimar） 共和年代，更是議會民主制的尖銳批評者。他認為當時威瑪共和的議會已被只顧自身利益、分崩離析的幾個政黨騎劫，使議會爭議不斷，卻沒能力作出代表國邦整體公益的決斷，因而導致國邦衰敗，國民對政治體制不信任，他因此主張讓政治公權集中到共和國總統身上，實行某種形式的獨裁統治。職是之故，不少支持自由憲政和議辯民主的思想家（例如海耶克（Hayek） 、哈巴馬斯（Habermas）等） ，對施密特的思想都是持非常批判的態度。我這篇短文不能對施密特的思想作出全面評價。不過，在我對施密特的法理政治思想的有限理解中，我認為其中一些關鍵和根本的論述，對我們理解今天身處的紛亂年代，還是很有啟發作用，讓我們能頭腦清晰的去面對這世道帶來的挑戰。施密特其中一個著名和根本的論斷，便是他認為在政道（The Politic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