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黑死病（Black death）在英國的影響，就要論及兩段時間，第一次發現是在1348至1350年中世紀時期；另一個時期是1665年，那是查理斯二世（Charles II）統治的時期。什麼是黑死病？中世紀時期醫學水平不高，人們以為是老鼠帶來的疾病，所以黑死病也叫做「鼠疫」。黑死病其實是由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是的，路易士教書時時要查讀音！）引起，原自亞洲。這種病原體透過跳蚤（flea）傳播，老鼠其實只是宿主。患上黑死病的，會淋巴結腫脹、發高燒，皮膚也會因為皮下出血而變黑，故稱黑死病。 第一次瘟疫路易士老師上課時，將有關黑死病的資料給學生時，他們竟然說會否傳染，不知他們是可愛還是無知至此。中世紀的人們面對黑死病也是一頭霧水，殺貓殺狗希望將疫情終止。但黑死病的影響並不只在公共衛生，在中世紀也改變了英國整個經濟結構。經歷過黑死病後， 英國以至歐洲少了三分一至一半的人口，導致工資上漲。倖存的工人意識到由於勞動力短缺，他們可以要求更高的報酬。當人們謀求經濟上的改善，可是理查二世（King Richard II）卻在1377年徵收人頭稅（poll...
跟海外港人聊天，常常聽到一句說話：「我們不是移民，我們是走難」。 這句話的出發點，通常是要和以往那些發財後到海外享受生活的人區分起來，強調移居者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離開香港。這句說話在不同圈子有不同解讀，也聽過不少人表示不喜歡，認為這樣說會貶低真正流亡海外、在社會最邊緣等待庇護審批的那群港人。 到底誰是難民？這條問題確實不易回答，而且越來越難回答，而這點在過去數年更成為許多港人生命中無法迴避的困難。 表面上，難民在國際公約已有標準。二次大戰結束後，盟國自持為自由之師，既要面對納粹時期的大屠殺和難民潮，又有冷戰興起後由鐵幕國家逃到西方的逃亡潮，帶來了難民權益和援助的制度化。按照1951年訂定的「日內瓦公約」，難民被定義為「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應受國際社會保護。 香港與難民 現實上，自公約訂立以來，「誰是難民」就是一條很難回答的問題，而這點在九七前的香港已是第一現場。1975年越戰結束後，越來越多越南人乘船來到香港，英國政府更在1979年把香港列為「第一收容港」。到2000年最後一個難民營關閉時，香港曾接受多達二十萬越南船民。隨著人數增多，港府曾推出「甄別政策」把受迫害者和經濟移民區分開，後者遣返越南。當時有電台廣播向前往香港的船民說明政策，起始「北漏洞拉」的音節更成為當時港人對越南人的謔稱。 來到近年，又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特別是南亞地區的庇護呈請者來到香港。由於等候核實身份的輪候時間漫長，部分會打黑工為生，坊間出現「假難民」的說法，傳媒往往以刻板印象對待。當年見到這些所謂報道，總擔心會否「他朝君體也相同」，有一日港人自己變成難民，要面對敵對的庇護申請環境。 很不幸，在2019年後，真的出現了來自香港的庇護呈請者，跑到台灣和歐美尋求協助。在英國，由於當地本身已有大量來自其他地區的呈請積壓個案，港人到達後往往要等候兩三年才能得到核實身分的機會。也是基於壓力，當地政府對輪候者的支援十分有限，例如每星期只有約50英鎊的生活費，而且法例規定不可以打工自食其力。聽過不少港人個案在英國過得十分刻苦，主要靠港人救援團體的幫助才能撐下去。有時在網上見到某些移英港人埋怨在英國要「交重稅養難民」，有點擔心那些港人庇護呈請者見到這些評論會有何感想。...
現代政治的一個主流論述，是政權的正當性得建基在「公民同意」之上。「公民同意」的理據，簡要說來是這樣的。政府之所以有權作出強制性的集體決定，例如立法、制定政策、推行政令，是因為政治社群中的個人，為了有穩定的秩序，讓大家和平共存，便得在社會上實施集體而共同的規範使大家遵行，以避免沒完沒了的衝突、糾紛、緊張失序等無政府狀態。大家因此同意，放棄部分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由，並推舉一些人有權去行使公權，掌管公職，以便公正地保障社群各成員的安全和促進社群的福祉，制定法律和規範性措施，以應付集體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社會契約論根據這種看法，正當政權的建立，正是從這基礎引伸出來的。社群中的每一個成員據此同意服從政府為集體所作的決定，並承認其權威和公權力。我們一般稱這種說法為社會契約論。社會契約論把政權的公權力及其權威建基在「公民同意」之上。但是，假如政府未能履行社會契約中的要求，公正地保障公民的安全、生命、財產、權利等等，公民便沒有義務繼續服從政府，嚴重者公民更有反抗的權利，革掉暴政的命。社會契約論處理的根本政治課題是多樣而繁複的。有關的哲學和理論論述更是博大精深，是任何想認真了解現代政治的學人必須好好地去鑽研。我這篇短文，自然無法對這些課題和論述觸及於萬一。有留意西方現代政治思想發展的讀者大概都知道，與社會契約論有關的幾位最重要的經典理論家，是英國的Thomas Hobbes和John Locke，以及法國的Jean-Jacques Rousseau。不少論者認為，這理論開啟了現代政治的範式（paradigm），因為人類政治的重點，從此由集體轉向個人，以個人同意、權利、自由等為公權力和政治權威正當性的根據，取代了以前的君權神授論的基礎，也把優良管治的要求，從追求至善的社會，轉移到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保障，從而開創了現代個人主義式的民主自由政治的格局。 「公民同意」是否必須？對於社會契約論中「公民同意」的一個直接而重要的批評，也許可以簡述如下：假如政權能有效地為政治社群帶來穩定和秩序，使各成員和平共存，遵守共同的規範，避免沒完沒了的衝突、糾紛、緊張失序的無政府狀態，那麼，「公民同意」是否必須的呢？就算「公民同意」在正當政權的建立中是可取的，但「公民同意」是否唯一的正當政權的根據？對上述這些問題的思考，讓我們看看18世紀蘇格蘭的重要思想家David Hume在他的名著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關於原初契約〉)...
過往寫作題目，從旅遊文章至近年時務政論，反映世態速變，見證苦難之時，連「節日快樂」亦難以啟齒，遑論談吃喝玩樂，寫作心境隨經歷變遷。記得有讀者見我寫文方向改變，或因見解不合，屢次留言，一時如僧伽說佛勸回頭是岸，一時動之以情嘆懷念昔日文章。然而我過去文字取態鮮明，若讀者後來才感變化，乃因當初未曾相識。虛心聆聽，是為美德，如文中理據有誤，觀點不清，得讀者指點，總願受教。然若涉立場主張，觸及核心底線，又或人身攻擊，強辭奪理，則寧堅守原則，拒絕迎合。願文字久存文始於興，若非所喜所好，焉能下筆？隨心而行，方能穩守平和，不為外物所動。時或吃力不討好，仍願留下書寫，皆因創作及研究過程自得其樂，遂能堅持探索。若有讀者共鳴，更屬萬幸。要知事情是否心之所動，不妨反思，若無利益或讚賞，還能甘心做事？一味追逐讀者喜怒，又或盤算商業所得，只管奉承，忽視內在動力，萬一外因離去，寫作之志豈不盡失？經年累月，近日重新動筆撰書旅遊主題，不慕風花雪月，但記途中感悟，願文字久存，以啟讀者之思。致力行文精煉，文白相間難免，僅求用詞確切，避用生僻字句。此文風昔日常見，非筆者所創，粵語古字多，諳者明白不難。斟酌用字造句，視之為練習挑戰，筆者亦能樂在其中。固心志，守文風，由心而發，始能保有動力。時刻內省，願亂世中不落俗套，免隨波逐流。 照片：印度恆河，與鹿野苑日月山法輪寺的僧人前往恆河做法事，攝於 2002 年 2 月...
以往每年6月4日晚上，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都會舉行六四燭光晚會，市民到場燃點燭光悼念六四。據支聯會的數字，2012年、2014年以及2019年的參與晚會人數高達18萬人次。直至2020年，警方首次拒絕批出六四晚會的「不反對通知書」，獲政府批准舉辦的六四晚會在香港成為絕響。 六四35周年將至，讓我們一起回顧六四燭光晚會在香港的前世今生，以事實為歷史作見證。 1990-2019年：我們的六四晚會 1990年6月4日，支聯會首次舉辦燭光晚會，主題為「平反八九民運」，當晚共15萬市民前往維園悼念六四鎮壓中的死難者。 支聯會的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北京八九民運期間由司徒華於香港成立，其後支聯會一直舉辦愛國民主運動，每年六四的維園燭光晚會是規模較大的悼念活動。...
早前香港政府通過《基本法》23條，進一步打壓香港的人權和自由，令城內的朋友無法再自由地發聲，表達自己的政見和想法，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暴政監控和壓制。再者，近日又出現英國間諜事件，令大家都變得緊張起來，更關注自己及家人朋友的安全，究竟身在英國的我們，會否繼續被中共政權影響，令我們會變得懼怕嗎？的而且確，有移英的朋友仍然需要定期回香港探望家人及親友，他們會關注自身的安全問題，擔心若果在英國高調地參加集會示威遊行會觸犯23條，無法自由地回港，甚至會被入罪，牽連家人朋友，影響深遠。其實我也明白大家的顧慮，對我來說，一方面我會因為自己可以在自由的國度，享有民主和自由發聲的權利而感慶幸，希望為城內朋友去做他們無法做的事；但一方面又怕自己的言行會影響香港的家人朋友，的確會感到矛盾掙扎，因為家人朋友的安全亦是我們最關注的問題。讓城外的我們去做雖然如此，我認為我們還是需要勇敢，需要堅持下去。城內沒有辦法做，就讓城外的我們去聚集和發聲，令國際社會再次關注香港人權狀況。就像3月23日當天，大家於英國外交部外集會，希望英國政府關注。我們勇敢地發聲，有不少朋友更是沒有戴上口罩，勇敢地呼喊口號和展示自己製作的標語，大聲向極權說不！這無畏無懼的精神像是提醒著我們的身份，我們身在異地的香港人，應該珍惜我們的民主自由和發聲的能力，不能遺忘，不能習慣。我們不可以停止，一定要堅持下去。除繼續關注香港情況、繼續參加集會，有能力的可以將香港情況分享給身邊朋友知道，支持不同的組織團體的活動，甚至可以成為義工，支援不同的組織及有需要的朋友。我明白大家有自己的顧慮及擔憂，但請不要讓對極權的恐懼充斥自己的生活。面對極權，我們要活得更勇敢，更堅定。▌ ［尋庇護］作者簡介過著流亡生活、前景未明的在英尋求政治庇護者或他們的過來人，透過綠豆的破土——這塊自由土壤發聲，以專欄「尋庇護」講述自身的故事、申請政治庇護時遇到的種種程序上、生活上的經歷。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經要聞是以色列轟炸加沙南部拉法的難民營，造成大量平民死傷，觸發廣泛國際譴責。西班牙、愛爾蘭和挪威三個歐洲國家更率先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令以色列長期否定以巴兩國並存的努力遭到挫敗。另一則是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放棄在8月1日實施垃圾徵費計劃，指七至八成市民反對，突顯了特區立法機關毫無阻力下通過的法例，仍會因為民意阻力而無法執行。此外，隨著「六四」三十五周年臨近，國安處突拘捕六人，包括還柙中的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指她和支持者發布有關「六四」的臉書帖文，違反維護國安條例中的煽動罪，顯示23條立法後當局正全力封殺公開紀念「六四」。 轟炸難民營以色列轟炸拉法難民營之前數天，國際刑事法院的首席檢察官卡里姆•汗宣布，他會向三名法官組成的預審小組申請拘捕令，拘捕對象為以色列及哈馬斯的領導人，包括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國防部長加蘭特，以及哈馬斯領導人辛瓦爾、戴夫和哈尼亞，指他們涉嫌觸犯戰爭罪及反人類罪。假如預審小組批出拘捕令，以色列和哈馬斯的領袖將難以踏足國際刑事法院的124個締約國，否則可能被拘捕和檢控。這些締約國包括大部分歐洲國家，但不包括美國、中國、俄羅斯和以色列。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這個決定，雖然遭到美國和以色列強烈反對，但在歐洲卻獲得不少支持，認為突顯了以哈交戰雙方均罔顧基本人道立場，刻意造成大批無辜平民死亡，以及令他們在缺乏生存必須物資下面對死亡威脅。國際刑事法院之前因應俄羅斯軍隊非法擄掠烏克蘭兒童，也對普京發出拘捕令。然而，以色列非但完全不理會國際刑事法院的停火呼籲，反而立即加劇對拉法的軍事行動，隨即造成「誤炸」難民營的悲劇。歐洲國家對此反應異常強烈，除了嚴詞譴責，西班牙等三國更主動承認巴勒斯坦國，此舉為國際社會接納巴勒斯坦人可獨立建國、與以色列毗鄰並存，開拓了有利的局面，使兩國並存較有可能成為國際斡旋以哈停火後政治安排的主流方案（美國也贊成朝這方向發展），而這卻是以色列長期以來大力抗拒的。以色列雖然在軍事裝備上佔有壓倒性優勢，但單憑軍事行動卻無法鏟除哈馬斯，反而不斷造成平民死傷慘劇，令以色列泥足深陷，既救不到人質，又失去眾多西方盟友，在國際上逐漸陷於孤立。 垃圾徵費計劃香港的垃圾徵費計劃被迫擱置，突顯了兩個根本問題，其一是行政機關管治水平嚴重下降，強制市民使用指定膠袋處理垃圾的計劃，實行細節上漏洞百出，既缺乏足夠的宣傳教育，又欠缺妥善的配套安排，更會為清潔工製造大量困難。這些問題在試驗過程中暴露無遺，令政府不得不面對現實，無限期押後整個計劃。如果政府當初採取較審慎的策略，在拍板決定全面推行前，先選數個不同社區反覆試驗檢討，然後才判斷是否及何時全面推行，就不會出現朝令夕改、有法不能行尷尬局面。其二，立法會經過所謂制度完善後，變成清一色由愛國人士主導，反對聲音幾乎全面消失，特區政府可以輕易通過任何法案，包括過去極難通過的23條立法，如今不到三個月便完成，效率極高。但這樣一個高效率的議會，卻無法反映民眾對垃圾徵費計劃的疑慮，無法對計劃作出有效的監察，以及使計劃細節變得合理可行，最終引發民意強力反彈，以集體不配合來使計劃觸礁，這不單是行政機關的失敗，其實也是立法機關的失敗。 六四言論不容於法國安警針對「六四」三十五周年將臨，向已身陷牢獄的鄒幸彤及她的親友大興問罪之師，指他們在「小彤群抽會」臉書專頁上發布資訊，屬於煽動民眾仇恨政府，違反新近通過的維護國安條例。但這些所謂煽動言論，其實只是重提一些過去的紀念活動，感嘆如今已無法公開悼念，並沒有對當權者發表什麼強烈的政治聲明（例如倡議結束一黨專政），也沒有呼籲民眾出席什麼公開集會（根本沒有這樣的集會），仍然被指為非法煽動。這樣做給外界的印象就是，那怕是溫和的紀念六四的言行，23條立法通過後，在香港亦變成了法律不容許的行為，隨時被國安警以煽動罪拘捕起訴。這樣既偏頗又嚴苛的法律詮釋與執行，只會令港人及國際社會認定，23條立法就是以言入罪的惡法。( 圖 : UNRWA） ▌［守望］作者簡介劉進圖生於香港，七零年代入讀善導小學和九龍華仁書院，學會追求良善、自由和責任。八十年代初進香港大學唸法律，思考社會公義。八十年代末加入新聞行業，先後任職於《信報》及《明報》，切身體會「無信不立」、「兼聽則明」。2014年2月遇襲受傷，病榻上總結心願：「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 ...
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可大幅提升人類的生產力已是不爭的事實。當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PwC （普華永道）也宣布要大規模引入GAI之際，作為人類的我們面對這股AI狂潮，只能奮力向前，在未有全民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之前，全民學習GAI以保持競爭力。PwC周三（5月29日）宣布，成為ChatGPT第一個企業方案經銷商，向其成千上萬的企業客戶銷售ChatGPT的企業方案。同時PwC在美國的7.5萬名員工及英國的2.6萬名員工也將使用ChatGPT，佔PwC全球員工30.8%。此前，OpenAI的企業用戶僅為60萬人，單PwC這一個客戶，就帶來16.7%的企業用戶增長。PwC美國業務去年就制定了三年AI投資大計，於2023至2026間初步投資10億美元。PwC 的GAI主管Bret Greenstein...
認識一個地方，不能單靠好感和想像，其黑暗面也要直面。若要認識英國，我們也必須知道1972年1月30日這一個星期天到底發生過什麼事。先說結果。英國特種傘兵團（Army's Parachute Regiment）的成員在北愛爾蘭以天主教為主的區域倫敦德里（Londonderry）的波格賽德（Bogside），對參與民權示威的人開槍。這造成13人死亡，至少15人受傷。這個星期天被視為是北愛問題（The Troubles）最黑暗的一天。人們還是走出來為什麼會發生這悲劇？因為北愛問題引發了連串暴力和炸彈襲擊，在「緊急狀態」的情況下，英國政府在1971年在北愛爾蘭立法，可讓政府在未經審訊下將一個人送到監牢，譬如可以將懷疑與愛爾蘭共和軍有關的人不經審訊而關押，這被稱為internment without trial。政府以為這樣就會令社會回復正常，重回「正軌」。但人們仍照舊走出來，The Northe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