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香港因為家居垃圾徵費和禁用一次性塑膠產品的推行，鬧得全城沸騰。對於不少已離港的朋友，純粹從政策目標去看的話，一開始對這現象可能會感到有點奇怪。畢竟，類似的政策在許多港人熱門移民地點已是行之多年，香港相對來說已推行得比較遲。排除網上的紛擾， 我同意香港現在倒真的沒有多大條件推行家居垃圾徵費，不過政策原因倒是其次；這次爭議所呈現的，不純粹是環保問題，而是當下香港社會的特殊狀態。台北實行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已有多年，相關的研究十分之多。制度推行後垃圾量大減和大幅提高了回收量，從效果來說不用質疑。我自問也因為考慮到垃圾要收費，買大件的家用品之前總會多想一下：萬一我發現這東西不合用，我知道可以如何棄掉嗎？如是者，真的減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消費，進而帶來源頭減廢。港台之別得說明一下，台北的倒垃圾習慣和香港的本身有一定分別。香港到處都是有管理的大型屋邨或屋苑，台北則要少很多，不少人都住在四到五層的無電梯公寓。除非住戶們集資找人來倒垃圾，否則必須定時到街上把垃圾交給路過的垃圾車，而垃圾車沿途播放的音樂（通常是貝多芬的《給愛麗絲》或巴達婕芙絲卡的《少女的祈禱》）也成為城市景觀的一部分。因為要和環衛人員面對面交收垃圾，所以不可能不用專用垃圾袋。至於多層大廈，最少在我遇過的情況，都是在地面層設立集中的垃圾和回收收集區，所以不用專用垃圾袋的住戶亦很容易被發現，情況和香港的多層大廈會每層設置垃圾房的做法不同。也在台灣見過有人把家居垃圾拿去街上的垃圾桶棄置，但情況不普遍。到底香港實行垃圾徵費後會不會出現大量違規，台北的成功案例能否參考，我也不敢肯定。不過只要有新的需求就會有新的回應，這點倒是十分清楚的。有些人嫌定時去追垃圾車太麻煩，於是就衍生出專門上門收垃圾的服務，問題變成商機；有些台北家庭也會多設一個小冰箱專門用來雪藏廚餘以免發臭；家電廠商則開發出家用廚餘機，可以自動烘乾、除臭和磨粉，剩下的粉末還可以拿來種花。總之，有困難就自然會有人發明解決方法，垃圾徵費帶來的不便在台北已發展出各種解決方法。最後一哩路的推動當然，台北是台北，香港是香港，水土並不一樣。我和學生上公共事務課，常常提到如果政府一天到晚用武力恐嚇民眾去服從的話，是相當沒有效率的；更有效的做法，是讓民眾自願相信這是他們應份做的事。現代社會，通常就是指在政策制訂和實施的過程中得到民眾充分參與，讓民眾覺得不只是在被動接受，而是在建立屬於自己的方案，這樣便會主動配合甚至反過來幫忙宣傳。在香港垃圾徵費這件事上，我懷疑正正就在這點出了問題。有時我會想，如果本來那四百幾位民選區議員還在的話，垃圾徵費也許不至於會變成民怨。最起碼，他們會在推行之前便會找出各種在地問題，從哪兒不夠廚餘機到哪種廢物的回收分類不清，都會預先被指出。當推行出現問題，他們也會在第一線協助市民適應，減低市民的無力感。試想想，過去各種涉及「最後一哩路」的政府措施，從派錢要填表到派發防疫物資，都靠民選區議員身體力行幫政府解決。現在這班人都不在了，自然就出事了。以前這班民選區議員會盡心盡力解決最前線的施政問題，理由很簡單：為選舉連任嘛。區議員要爭取連任，後面又涉及立法會選舉要有樁腳。現在整套邏輯被推翻了，你叫關愛隊來取代？只要想一想，他們的辦事誘因和評考機制根本不一樣，做出來的效果肯定也不會一樣。對這片土地的愛最後，在這場爭議當中，有不少評論從反對制度變成反對環保，我相信不是真正的本意。回想2012年，颱風期間有貨輪所載的膠粒被強風吹入大海，及後大批市民自發到香港的各個海灘徒手「執膠」。難道是香港人在這些年來變得不再愛護環境？還是現今的社會環境讓香港人不想再這樣表達愛護？記得杜汶澤剛移民台灣的時候，曾經對台北的垃圾收集有這樣的觀察：一開始覺得分類很麻煩，後來才發現原來垃圾分類正正是表達對台灣這片土地的愛。香港垃圾徵費爭議的背後，大概也是同一件事。(圖 : 大嘥鬼fb )▌［移民的自我研究］作者簡介梁啟智，時事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職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
回憶兩年多前初到台灣，應邀到某國立大學演講，午飯時主辦方特別帶我到校園中的一家餐廳。他們說餐廳老闆是香港人，有港式蒸魚，一定要帶我去試試。我當時想，蒸魚而已，有何稀奇？在台灣的日子久了，才發現個中奧妙。得罪說一句，台灣人不懂得蒸魚；所以遇到有港人開的餐廳還要主打蒸魚，真的不用想，必須要點這道菜。 飲食大概是移民生活適應當中最為明顯的一環。畢竟飯每天都要吃，不習慣的話可是要即時面對，而且無從逃避。這問題又分兩部分，第一是外食是否普遍，第二是口味的選擇是否能夠接受。對此，移台港人應該相對幸福。首先台灣外食相當普遍，而且往往比自己煮還要便宜。在台北隨便買個便當也只是一百台幣上下，而且配菜遠比香港的碟頭飯豐富和健康。要吃貴一點的，廚師發板分十道菜的私房鐵板燒也只不過是一千多台幣起步，和香港比較就便宜得多。此外，在台灣的口味選擇很多，而且和香港飲食習慣也算相近，中式日式韓式東南亞料理都很容易找得到，港人移民不會有太大的適應困難。 上網變廚神 但對於移英和移加港人來說，飲食就可以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首先當地外食往往不甚普遍，也不便宜，只能當是慶祝活動偶爾一次。因此，不少港人移民在抵埗後被迫來個廚藝特訓，畢竟弄得不好吃的話只有「自作自受」。此外，港人移民也因此不得不學習一些當地的購物習慣：一次過在超市買一個星期的食材回家，又或專門挑割價時段去買即將過期的食材來省錢。交換這些購物心得，成為港人移民之間閒話家常的必要題目。 不過相對於過去的港人移民，這一代的移居者在飲食方面最少有兩個特點。第一，活在互聯網年代，要解決各種生活所需變得相對容易。在網上購買在一般超市買不到的港式食材變得相對簡便，而網上也有大量煮食教學可以學習如何利用當地食材煮出接近香港風味。說起來，認識不少移英港人均以「救命恩人」來形容某位同樣是移英的飲食網紅，說她所示範的「在英煮出香港風味」系列有「拯救婚姻」的神奇功效。原來許多移英家庭因為本來在港甚少自己煮食，移民後被飲食問題弄得十分頭痛，卻成功通過這些網上教學學會一手廚藝，大幅改善移民後的生活質素。 另一個過去港人移民沒有的問題，是因為這一波港人移民往往帶著強大的政治訴求離港，連帶在香港消費時的「黃藍之辨」也帶了過去。如是者，每當去到傳統唐人街的中式超市購物，見到店方和中國政府的華僑統戰工作密不可分，便會很想在當地建立移民之間的「黃色經濟圈」，繼續以消費表達政治立場。然而許多「黃色經濟圈」本身存在的問題，不見得在外國就會消失，甚至因為供求有限而變得更為嚴重：老闆支持香港的抗爭，不代表產品就價廉物美，也不代表必然善待員工。 「港式料理」發揮的影響力...
台灣花蓮於上星期三（四月三日）發生規模 7.4 的大地震，為1999年「921大地震」後最為嚴重的地震，世界各地都關注台灣災後的情況。身為在台港人，當天收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問候，十分感謝。香港最嚴重的災害是風災和雨災，移民離港後要學習應對當地的不同災害，也從社會的災害應對中，認識當地社會和香港的差異。 環顧各個港人移民熱門地點，英國、加拿大和澳洲常見極端天氣帶來的影響，有寒流和雪災、熱浪和山火，還有暴風暴雨帶來的河水泛濫。至於台灣，和香港一樣有颱風威脅，但也有香港罕見的地震和海嘯。眾多災害當中，地震最難以預警，發生的方式卻又最為急速，我總覺得對移民港人來說最為嚇人。 學習當地的應對 按道理，正如以前提過，學習應對災害大概就是移民生活適應的一部分，當地人做什麼照做就可以了。不過也正如之前提過，甚麼是主流本來就是一件會改變的事，就連應對災害也一樣。台灣傳統智慧是地震的時候要第一時間打開大門，因為擔心震後門框變形弄得不能離開。認識不少港人朋友來台後也真的照做，不過，原來台灣政府一直宣傳叫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做，因為如果地震烈度足以使門框變型，則走去開門這幾步的路程反而更為危險，不如立即躲在桌下再算。這次也有不少台灣民眾因為第一時間去了打開門，反而因此走失家貓。...
上星期《綠豆》另一農夫Elaine Fong在文中提到，一個移民家庭在移民後家中的負面情緒經常爆發，每次吵架也讓各人筋竭力疲，問題卻無從解決。移民後因為環境突變，家庭的原有問題被放大，引發嚴重家庭危機，其實相當普遍。好事之徒見到這些個案，往往會大書特書移民就是錯誤選擇；然而人不只是個案，每個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不如想想如何互相接著對方更為實際。 移民第二代 該文提到的衝突，來自子女移民後的學業情況。父母「放棄一切」漂洋過海到彼岸重新開始，很多時候都是出於為下一代著想。正如黃子華在九七前的《秋前算帳》中反問：如果我們沒有下一代的話，其實我們是不用移民的。然而正正出於這種心理，移民家庭往往對子女在移民後的表現特別緊張，如果子女沒有按父母的期望表現，就被視為「辜負」了父母的「偉大付出」。 在美國的流行文化當中，移民家庭的世代矛盾已成為公式笑話。來自香港的喜劇演員 Jimmy...
上文提到單向線性地認為移民必然應該和能夠「融入當地社會」，在全球化的今天可能已不合時宜。然而與此同時，近年世界各地反全球化之聲不絕於耳，對外來人口未有「融入當地社會」的批評越來越變得熾熱。兩者之間的矛盾如何排解，移民後如何回答「我是誰」，似乎變得越來越困難。 傳統對移民應該「入鄉隨俗」的要求在今天未必適用，其一是當地社會可能不想接受你融入，無論你多努力學做本地人，他們覺得你身為移民就是原罪；反過來說，也有些地方本來就極為多元，例如紐約市有一半人口在家不說英語，「主流社會」在此可能並不客觀存在；在這樣多元化的社會跟移民說要「融入主流」，恐怕很多時候只是強化統治階層地位的代名詞，而不是真正尊重當地社會的實際情況。 「跨國主義」 而隨著交通的發展，移民和身份認同又產生了新的趨勢。民用航空日益普及，許多移民海外的人因為各種原因頻繁往來原居地和移居地，也就是成為所謂的「太空人」。去了加拿大或英國的，每隔一兩個月回港一次的大有人在；去了台灣的，每星期回港一次也絕對可行。如是者，如果你說一個人最重要身份認同來源是他們的所在地，那麼他們最常出沒的地方就是機場候機室；相對於他們的護照是什麼顏色，他們最與別不同的特點是擁有很多本護照；他們既不屬於原居地，也不屬於移居地，他們的第一身份就是「流動」。 對於這個現象，學術界常以「跨國主義」作為分析框架。上世紀 九十年代港人移民加拿大後回流香港的現象，則成為此研究範疇的重要課題。有評論者認為「跨國主義」的討論過於浪漫化，實情不是每一名移民都可以任意穿梭國界，只有極少數的精英階層才能這樣做。不過，也有學者反駁並以「低端全球化」作為例子，透過研究從非洲各國跑到香港重慶大廈做電子和時裝生意的商人，說明「以流動為身份」不一定只是跨國企業高層的專利。...
最近讀到一些已移民英國的港人朋友，爭辯一條自古以來已在吵的題目：到底要怎樣才算是「融入當地社會」。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入鄉要隨俗；然而與此同時，這一波港人移民往往都是帶有強烈港人身份認同離開香港的，不可能一到達後便放棄這些認同，全情投入成為百分百的英國人或加拿大人或台灣人，無可避免會維持某種混合身份。然而在兩極之間，到底要多融入才算是融入，要多圍爐才算過於圍爐，則難免人言人殊。 基本要求 每當遇到難搞的移民議題，我總會反過來看香港社會是如何看從中國大陸來的新移民，畢竟很多問題其實都相通。在有沒有融入當地社會這件事情上，香港社會本來也對新移民有各種看法。舉個例，我們可想像最低限度的融入，就是能夠應付日常生活，在有需要的時候和主流社會溝通：例如懂得說廣東話，不懂得就去學。以此標準，香港目前的問題其實不大；統計顯示，來港不足一年的華人能說廣東話的比例只有24%，但到了第7至9年則有96%，就明不懂的要不是學懂了，要不就離開了。 現實上，主流社會有許多人不滿足於這個基本要求；例如兩名新移民在路上碰見然後用非廣東話交談，在許多人眼中已會認定他們沒有融入香港社會（這其實有點怪，畢竟兩名香港人在英國碰面如果不用英語交談，也不見得他們沒有融入英國社會吧）。如是者，我們可想像對融入要求的另一個極端：不只要懂基本的廣東話，而是要發夢也是說廣東話、可以輕易背誦經典廣東歌的歌詞、能夠用各種廣東話粗口的句式來罵人等等…… 「同化論」 以上的要求，放在移民研究當中，就是「同化論」（Assimilation）。一般來說，第一代移民是做不到的，要到第二代或第三代才做得到。香港本身也是這樣，所謂的正宗香港人許多都是從中國大陸來港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放在外國，我們可想像或者有朝一日，這一波港人移民的後代在英國、加拿大，或台灣長大，數十年後才有機會完完全全被視為「本地人」，那麼「融入當地社會」的過程才算正式完成。...
本文刊出之時，應該已是大年初五，大家應該都已從一連串的過年聚餐中恢復過來，是時候出來做點運動，四處走走。 當然，移民後還有沒有過年氣氛，很在乎你的移民目的地。如果你和我一樣在台灣，過年的公眾假期由香港的三天變成這兒的七天，則應該不會有感受不到節日氣氛的問題。要適應的，是不一樣的過年習俗：店家新一年開業的酬神儀式遠比香港的誇張，還有那放不完的鞭炮。至於台灣人發紅包的規矩和香港之別，例如據說在台灣的「起錶價」是600元台幣（150港元），慶幸自己人際網絡暫時不廣，還未有需要體會。 外表達身份認同 至於目的地不是台灣的離港朋友，要繼續感受過年的節日氣氛，則恐怕要自己加倍努力去營造了。記得廿年前還是在美國當留學生的時候，會特別去唐人街買一包急凍餃子回家煮來吃，便已算是和自己「過年」了。後來搬了去一個港人朋友比較多的地方，才能邀請大家來家中打麻將和打邊爐。過時過節特別容易感到孤獨，港人社群加把勁，一起破除社交孤立實有必要。 除了內向凝聚力，節日也是移民社群向外表達自己身份認同的重要時刻。美國作為移民社會，一直以來都有眾多移民社群利用族群節日來作自我肯定和宣傳，從猶太人的光明節到印度人的排燈節不等。有些節日已變成美國文化的一部分，歡迎人人參與，例如愛爾蘭裔的聖博德節（St. Patrick's...
自移民潮出現以來，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出現「留港」與「離港」之間的爭執。常見的不滿，有留在香港的不滿已離開的，一天到晚取笑香港變壞，好像是要透過貶低香港來證明自己離開的決定，亦沒有看到「留下來的人」如何繼續在香港努力發熱發亮。反過來，已離開的則說自己背負巨大付出，所以才刻意義無反顧地用最辛酸的語言來批評香港的情況，認為這樣才對得起所擁有的相對自由。 介懷因對彼此仍抱有希望 如果我們能抽離一點去看，當然不會認為這些爭論有絕對的對或錯，畢竟兩個群體當中的內部差異，肯定比雙方之間的差異要來得要大。無論是留港或離港，都會有昔日聲嘶力竭說要戰鬥到底的，今天變成天天只講食玩買；同樣道理，無論是在香港、英國、加拿大，或是在台灣，一樣有港人在持續努力，堅守信念。只高舉任何一邊的美麗或哀傷，明顯都是十分片面，恐怕只會變成內向的自我安慰。 我們不能排除真的有壞心腸的評論者，也說不定有立心不良的人要利用爭端挑撥離間。然而我希望，之所以有爭吵，是源於大家對未來和對彼此仍抱有希望，所以才會對昔日的同路人如何走下去有所介懷。至於到底該如何走下去，我懷疑分野之處未必在於離港或留港，也未必有可供清晰判斷哪條路才是正確的方法或標準。 過早批評背棄了理想 相對留港離港之爭，即使同樣留港，我也聽過不同朋友對如何堅持下去有完全不同的判斷，同樣會互相批評。舉個例，在資源和發聲空間越來越少的前提下，要不要和體制合作，以保持能量和網絡，也就是所謂的「賺藍養黃」？問題是當你這樣做的時候，又會否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體制的一部分，最後自我麻木，變成「說好香港故事」的花瓶？這條問題，我懷疑不可能有完美的答案。...
上星期六是台灣總統和立法院大選的日子，也是我第一次在台灣投票。為鄭重其事，當天我還特地穿上西裝外套，懷着激動的心情出門到票站去。 台灣的投票站和香港挺不一樣。在香港，每個投票站獲編配的選民人數動輒過萬；在台灣，一個只有數千人的里便已有多個投票站，即每個投票站獲編配的選民人數應該只有一、兩千左右。我獲編配的投票站是一個平時供民眾聚會的里民活動中心，看起來只有二百英呎左右的大小。要在這有限的空間同時安排報到、領票、劃票，和投票的區域，也相當考功夫。 除此之外，投票站的運作也和香港不一樣，負責的工作人員不是由政府委派，而是開放公眾報名；除票站主任應為現任公教人員，和原為大陸地區人民要住滿十年才可申請外，則基本上歡迎大家加入一起運作票站，完成一天工作後還可獲約兩千元台幣的報酬。我見到的工作人員看來本來就是社區中的伯伯和嬸嬸，和排隊的選民互相認識，氣氛在地而溫暖。雖然大家都是業餘幫忙，不過因為開票過程容許公眾即場監察和拍攝，如程序上有瑕疵很快便會被指出和糾正。 投票對移民的意義 投票有時候會被視為一個移民正式成為當地人的最後一關，因為投票權是完整公民權的重要部分，代表可以和當地人一樣平起平坐參與當地的管治。實際上當然還可以有其他關卡，例如移民入籍的美國國民永遠也不可以選總統，香港人在台灣設籍後也要再等十年才有被選舉權。不過要通過當候選人來參政的始終是極少數，對大多數人來說投票就等於走完那條移民的長路了。 學術研究也顯示投票權對移民身份認同的重要。利物浦大學於2022年底針對BN(O) 港人的調查顯示，有59.9%...
寫了兩期的族群歧視和政治參與，是時候換一個輕一點的題目：我們今天講天氣。當然，從社會科學的研究角度來說，看起來再沒爭議性的題目都可以讀出各種社會背景，就連道理上最人畜無害的天氣報告也不例外。 對移英港人社群，我很推薦《Watching the English: The Hidd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