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一所左派小學開學進行了孝道教育，其中要求子女下跪向父母奉茶，引起了熱議。 自己作為家長，如果要子女跪在面前，講些門面說話，只會是尷尬難堪，而毫不感動欣賞。要對父母表達敬意，有許多表達形式，例如送上小禮物心意咭等等；然而，下跪絕對不是日常生活慣常的表達方式，相反下跪在今日社會已被視為含有極端高低階級差別、令下跪者有屈辱感受的行為，作為推行活動的校長及老師不應不知。被大眾批評，也不應歸咎人家想多了。 更重要的是，如將孝道簡化成子女聽話，實在膚淺；若再將孝道成為父母享受權力的過程，更是卑劣。 強調服從聽話 加深年輕人無力感 年輕人未有獨立的能力，必須依靠家庭生活，許多時已別無選擇需要「聽話」，用不著學校再去教。再強調聽話服從，只會加深了年輕人的無力感，鞏固並強化了父母子女的不對等關係。...
香港中文大學校訓為「博文約禮」。「知識深廣謂之博文，遵守禮儀謂之約禮。『博文約禮』為孔子之主要教育規訓，其言載於《論語》：『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本校教育方針為德智並重，故採『博文約禮』為校訓。」（註一） 的而且確，遍查中文大學的校訓和使命，「學術自由」不在其內。中大的使命是：「在各個學科領域，全面綜合地進行教學與研究，提供公共服務，致力於保存、創造、應用及傳播知識，以滿足香港、全中國，以至世界各地人民的需要，並為人類的福祉作出貢獻。」因此之故，中文大學是功能性的機構，主要任務是滿足香港和中國的需要！教學自主和學術自由並不重要。我們這批學者教授從歐美大學唸博士，以為學術自主和自由是理所當然的大學信念，如果不是國安法的出現，我們都一廂情願地以為中文大學恪守這普遍原則。 1988 年，在博洛尼亞大學（Bologna University）成立 900...
在英國過的第一個暑假，眨眼過了大半。撰文之時還有一個星期，新球季便開鑼。家中少男少女的青年球會原定八月開始操波，但因熱浪逼人，教練為保障大家健康惟有取消練習。上周末的一場友誼賽也要順延。孩子失望之情盡顯。 幸好剛剛傳來史篤城宣布簽入香港人Karri Chan作為球員，我們惟有在飯桌上聊足球解愁。談到七月尾暑期開始，一家人到小城球賽看歐洲女子足球錦標賽UEFA Women's Euro半準決賽的德、法大戰。近距離觀戰，連我這個足球白痴都看得腎上腺素颷升。德國女子隊防守嚴密，策略細緻，卻沒有男足的粗野，實在精彩！到了幾天後的總決賽，英格蘭的lionesses與德國對戰更是扣人心弦。 不過，It’s...
英國首相約翰遜最終請辭，今天已經不是新聞。然而當日收到他下台消息的震撼，至今還是印象猶深。人稱「肥波」的約翰遜，當日藉英國「脫歐」的困局而拜相，風頭一時無兩。及後於俄國侵略烏克蘭的戰爭中他一馬當先，團結西方陣營力挺軍援烏國，也為他在世界政壇樹立了強悍的名聲及領袖的地位。 約翰遜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均以其非常突出的領袖風格，廣被視為大西洋兩岸「民粹主義」浪潮的代表人物。特朗普以令「美國重新壯大起來」的口號，乘着美國的反移民浪潮進入白宮，同樣性質的反歐盟情緒亦令「脫歐」公投在英國通過，造就了約翰遜後來上台的契機。這股以「反全球化」／「反移民」為主要訴求的民粹主義現象當然並不局限於英美，但英美兩國作為世界自由民主體系的大國相繼出現民粹政治現象，就曾引來深切擔憂。 導致民粹政治泛濫的具體因素雖然眾多，各國也有各自的國情，但民粹政治挑戰既有的民主體制，不惜偏離西方世界主導的自由主義價值，甚至衝擊這些地方的法治和保守的道德秩序。大部分抱持自由主義價值的政治學者，視民粹政治乃西方「民主體制危機」的一種病象。原因是這些民粹政治並不默守形式化的選舉機制，尊重以專業理性為本的政策制定，反而是透過聳動人心的情緒化口號，動員起民眾對僵化民主形式的不滿，以「反體制」／「反既得利益」的名號，以更直接、更缺少規範的方式，動搖日趨老化和官僚化的「民主建制」。 民粹「強人」政治文化 因此之故，民粹政客無一不以「反建制」／「反菁英」的形象出現，以其較為「出格」煽情的政治修辭，不修邊幅的外表，甚至不依傳統道德規範的姿態，吸引庶民大眾的支持。由於這種政治所關心的不是理性議政，而是以情緒主導，於是領袖人物的「魅力性質」要比他們的行政能力，或者建立制度上的規範和制衡的能力更為重要，所以民粹政治容易滋長「強人」至上的政治文化，逐步遠離民主制下分權制衡的核心價值。 特朗普大受爭議的四年任期，充分展現了不了政治學者們對民粹政治的擔憂。他不按牌理出牌，視不少內政外交的規範如無物，貶抑老牌傳媒，反而依賴一堆新興媒體，不斷以散播與消費各式陰謀論，建立對他的信仰和個人崇拜。最終在尋求連任的大選中更不斷否定投票結果，甚至糾眾於國會山庄，試圖阻撓大選結果的確認，導致震驚世界的衝擊國會事件，演活了一切對民粹政治的夢魘。...
早陣子，有居英港人團體，趁612三周年發起了「重建香港公民社會」活動。但活動未啟，已惹各方爭議。其一就由其命名而起——要重建香港公民社會，無異於判定香港公民社會已死，究竟身處海外的人，憑甚麼標準作這樣的定奪？又有甚麼能耐可遙居外地重建香港的公民社會？ 有關爭論，孰是孰非，筆者沒能力介入。但爭議卻使我省思香港公民社會的歷程、發展、局限，以及其滄桑與重生——若果，還可能的話。 公民社會的發展確實有其在地根源，也有其歷史軌跡，斷不能橫空嫁接。公民社會的出現，也往往是政治及社會環境創造了條件，是由極權專制逐步走向自由開放的伴生物。 70年代香港公民社會發軔 若果說，七十年代是香港逐步擺脫國共兩黨鬥爭政治，是扎根本土的香港公民社會發軔歲月，然則教協（全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與各個公務員及政府資助機構工會的創立，則是獨立自主的公民社會組織茁壯的體現。當然，還有大大小小的勞工及社區發展組織，如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及社區組織協會，也在這段時間成立。 1989年，中國爆發民主運動，香港公民社會幾乎總動員向北京學生作出不同程度的支援，支聯會亦於六四前成立。北京血腥鎮壓民運後，原本就親中共的組織，也就陸續返回崗位；而獨立自主的公民社會組織，自那時起，除卻推動團體本身的組織目標外，大部份都站在民主運動的一邊，不是中堅，就是後援，直到2021年嘎然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