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波蘭，擁有約 300萬至330萬猶太人，佔當地總人口約10%，是全歐洲猶太人口最集中、最龐大的國家。

1940年春，由納粹德國親衛隊領導人希姆萊（被稱「有史以來最大的劊子手」）下令在波蘭奧斯威辛鎮建造集中營。1942年初舉行的萬湖會議通過「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透過滅絕營實行有系統的猶太人大屠殺行動，估計約有110萬人魂斷此地。今次我們去了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兩個營區，包括：一號營區——奧斯威辛、二號營區——比克瑙。

奧斯威辛集中營是我一直都想參觀的地方，故九月初出發波蘭前，早已訂好門票。我們找到有導賞安排的一天團，晨早就要坐巴士到園區，一個半小時抵達集中營展區入口，已經人頭湧湧。很多少年人一車一車的抵達。人雖多，但大多都保持安靜，尊重無數被仇恨偏見扼殺的生命。

集中營園區的保安極嚴，除了要展示入場門券，還要核對護照。外子證件檢查沒問題，但到我，因為買門票時填寫的名字跟護照有出入，工作人員檢查完再檢查，我要向他解釋一番才放行。奉勸想參觀的朋友，訂票時要跟足護照名字填寫，免得虛驚一場。

◾「自由」與死路一條

一號營區是最先建立的營區，也是整個奧斯威辛營區最主要的管理行政中心。這裡殺害了波蘭境內知識分子、協助猶太人的神職人員、蘇軍戰俘和納粹德國境內同性戀者、殘疾人及罪犯。營區的大門有一個寫著「Arbeit macht frei」的招牌，意思是「工作帶來自由」—— 同樣的標語鑲嵌於多個納粹集中營的入口。可能是用來羞辱猶太人，因為納粹的政治宣傳把他們描繪成懶惰且貪得無厭的一群。但諷剌的是，很多被囚的人即使入營通過檢查，沒有直接被送去毒氣室，但因為被視為還有勞動力，經歷幾個月被虐待、苦工和疾病折磨後，都是死路一條。「自由」一詞，既虛偽又虛假。

圖說：一號營正門上方的＜工作帶來自由＞鐵牌，2009年曾被不明人士拆下並偷走，案發後三日才被警方尋回。

一號營區5號營房，展出被收容者的隨身物品，例如：鞋子、行李箱、眼鏡、煮食用具等等，反映了當初的人只知納粹要他們離開隔離區，以為是搬到另一個隔離區。即使環境如何差，但根本沒想過這是一條不歸路，才會把家當都帶過來，行李箱上都寫想主人的名字及地址——有荷蘭的、德國的、波蘭的、法國的、匈牙利的。這些物品看了讓人聯想到它們的主人，當中極大部分，都回不了家。

另一個觸目驚心的，是頭髮。到二戰後期，德軍開始江河日下，物資短缺，納粹將受害者（主要是女性）被剃下的頭髮視為戰略物資，主要用於紡織品製造以及工業填料——質量好的用來織造工業用布、地毯或粗紡織品；質量次的就用來作床墊、枕頭或車輛坐墊的填充物。這是納粹大屠殺工業化與系統性榨取受害者屍體價值的一部分，極盡殘酷與商品化之能事。

◾平庸之惡

一號營區的導賞完畢，大伙兒要坐幾分鐘車到奧斯威辛二號營區——比克瑙（Birkenau）。這是最主要的滅絕營，佔地面積175公頃，比一號營大很多。營區當時有300座木排房，也有火車軌道，讓火車可以直接停留在此，故此這裡成為受害人的篩選地。另外這裡也設有行刑場及毒氣室，可進行大規模屠殺。

圖說 : 二號營比克瑙入口，死亡列車的終站

今天一眼望去，二號營規模之大，令人想起要幾多人、幾多專家、工匠、需要如何高效運作的體制才能令屠殺「機器」運轉，才能將這惡事變得如此有條理。正如鄂蘭（Hanna Arendt）1963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所講，大屠殺的執行者，是一群自認為只是「做好本份」、「遵守規定」的會計師、火車列車長與普通文員。

奧斯威辛給我深刻的反思，不單是納粹如何邪惡，而是迫害並不總是身穿軍裝，它往往穿著西裝。它是機械式地執行不公義法律的立法者和法官，是剝奪政敵資格和踐踏其人性的官僚，也是宣稱自己「只是執行上級命令」的獄卒、軍警。當個人將自己的良知讓給國家結構時，邪惡便被常態化了。

◾讓仇恨滋長

還有，去人性化的說話、文字、文化。

大屠殺並非始於毒氣室，而是始於言語、法律，以及系統性地將另一個群體標籤化為「低等」或「危害國家」。納粹政權在將猶太人送進集中營之前，早已系統性地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尊嚴與人性。我們在克拉科夫的猶太人隔離區遺跡中，也可感受到當時政府怎樣有系統地引導公眾將他們視為一種「問題」，或是感染國家的病菌。

放眼今天，極致的暴力往往源於語言中微小的轉變。當政府或社會主流群體開始將政治異見人士、少數族群、移民或弱勢者貼上「蟑螂」、「叛徒」的標籤時，對他們施加暴力的心理障礙便被打破了。一旦你讓大眾相信另一個群體本質上是低劣的、或是對集體生存構成威脅，任何針對他們的殘忍手段在加害者心中都會變得理所當然。

極權體系還高度依賴，和延續大多數人的恐懼。那些出於自我保護或冷漠而選擇轉過頭去的「普通人」，對於這台死亡機器而言，與 SS 特務（親衛隊）一樣不可或缺。

容許惡言、仇恨滋長的領袖，比比皆是。究竟奧斯威辛的人禍，是否完全沒有可能重演？！這是參觀後的靈魂拷問，令我久久不能自已。

◾人類最後的自由

我今次出行特別帶了一位前輩十多年前送的書，就是Viktor Frankl的《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譯為《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Frankl是猶太裔奧地利精神科醫生，這是他於1946年出版的著作，記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身為納粹集中營囚犯的親身經歷。他冷靜而深刻地描繪了囚犯面臨極端飢餓、虐待與死亡威脅時的心理轉變：從一開始的驚恐、隨之而來的麻木冷漠，到獲得自由後的精神空虛。書的後半部，他提倡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的觀點：人類最大的動力不是追求快樂或權力，而是「尋找生命的意義」。

在克拉科夫餘下旅程，我靠重讀Frankl平衡心理。在集中營的深處，Frankl看到有人穿梭於營房之間安慰他人，分出自己最後的一塊麵包。他們證明了一個人的內在自由並不取決於外在環境。納粹政權固然可以剝奪囚犯的衣服、頭髮、姓名與家庭，但有一樣東西是外力無法奪走的——「人類最後的自由：在任何既定的處境中選擇自身態度的自由，選擇走自己的路。」

僅以Frankl醫生在書中總結自己在集中營經歷的話勉勵自己和讀者：

「我們知道人何以為人：人，就是那個發明奧斯威辛毒氣室的；人，也是那個挺直腰走進毒氣室，口唸主禱文或「示瑪」祈禱的那位。」

▌［英倫筆端］作者簡介

莫宜端 Zandra, 育有一子一女，與丈夫子女定居英國，英國註冊言語治療師。曾任記者、時事節目主持、政策研究員、特區政府局長政治助理。及後進修並成為言語治療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