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經典：與人文和自然對話

經典 14 文本自亞當·史密斯《國富論》

《與人文對話 ── 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第一版，2011，頁397–434

紐約華爾街南端那座著名的銅牛塑像，前蹄前撲，肌肉繃緊，鼻孔噴氣。每年遊客絡繹於途，據說摸過牠的角、牠的尾，便可帶來財運。在這座城市的另一端是世貿中心遺址，街尾還有聯邦儲備局紐約分行、紐約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的螢光屏。這頭銅牛沒有名字，已幾近成了現代世界的圖騰。

我們不妨先問一個樸素的問題：今日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東西是甚麼？是民主、人權、自由，還是愛、幸福、和平？這些都是嚴肅的答案，也是本欄反覆討論過的主題。但若稍微誠實一點，看看自己的生活、身邊的人，再看那頭銅牛被遊客摸得發亮的鼻子，答案大概只有一個字：錢。中國人有句俗話，有錢不是萬能，沒錢卻萬萬不能。連大學辦得好不好，今日有些評價方式都已用畢業生起薪點來丈量。這套思維何以如此深入現代人的骨髓，《國富論》正是它最早、最系統的奠基之作。

一、一七七六年：兩場改變世界的革命

一七七六年是個關鍵年份。北美十三州於該年發表《獨立宣言》，揭開西方第一場現代意義的政治革命；同一年，蘇格蘭一位名叫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的哲學教授出版了一本厚厚的書，題名《關於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國富論》。經濟史家斯庫森 （Mark Skousen）在《經濟學三巨頭》中評論說：現代經濟學的故事自一七七六年才開始；在此之前，人類有六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卻沒有一本嚴肅的著作論述那件佔據幾乎每個人每個清醒時刻的事，即謀生[1]。

這句話容或誇張，卻抓住了關鍵的歷史轉折。一七七六年以前，中國固然有《管子》、《鹽鐵論》，歐洲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也談「公平價格」（justum pretium），但從未有人把整個社會的物質生產、分配與交換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來考察。傳統社會的歷史敘事，主軸在王權、戰爭、宗教，經濟活動只是底下默默運轉的背景。直到《國富論》問世，人類才第一次認真追問：為何有些國家富裕、有些貧窮？財富如何產生？又如何分配？歷史學家湯恩比 （Arnold Toynbee）因此說：「《國富論》與蒸汽機，一同摧毀了舊世界，建造了新世界」[2]；十九世紀英國史家巴克爾 （Henry Thomas Buckle） 說得更直截，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本書，連《聖經》都比不上[3]。這種說法當然帶有英國人對自家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自豪，未必照單全收，卻提示了一件事：這本書的影響早已溢出經濟學的範圍，進入了現代文明的根基。

《國富論》之所以有此力量，一個關鍵在於它與工業革命同步出現。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英國的紡織業先用上水力、再用上蒸汽動力；鋼鐵冶煉、礦業、運輸接連被機器改造。一個原本以農業為主、人口分散在村落的歐洲社會，逐步轉型為以工廠為核心、人口集中於城市的工業社會。亞當·史密斯在這個轉型的開端寫成此書。他並非預言家，只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他親眼看見格拉斯哥、愛丁堡的港口貿易、鐵匠舖、製針工廠如何運作，把所看到的東西用一套系統的語言整理出來。經濟史家估計，自一八〇〇年之後兩個世紀內，全世界人均收入增長十倍以上，世界人口增長六倍。這條陡峭的曲線改寫了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也改寫了人類與人類之間的關係，當然也鋪陳了它的陰影面：童工、塵肺、貧民窟、殖民地的鴉片與奴隸。

二、亞當·史密斯其人：那個常常自言自語的教授

亞當·史密斯一七二三年生於蘇格蘭東岸小鎮基爾卡迪 （Kirkcaldy），父親在他出生前幾個月過世，他由母親獨力撫養。十四歲入格拉斯哥大學，十七歲拿到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 （Balliol College）。當時的牛津早已不是中古的學術重鎮，他在那裏的六年大半時間都在自己讀書，後來在《國富論》中忍不住挖苦了牛津幾句，說那些教授「已完全放棄哪怕教書的偽裝」。離開牛津後，他在愛丁堡開了幾年公開講座，二十八歲回到母校格拉斯哥大學任教，先教邏輯，後來轉任道德哲學講座，於一七五九年出版《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奠定他在歐洲學界的聲譽[4]。一七六四年起，他辭去教職，擔任年輕公爵的家庭教師，陪同遊歷法國與瑞士兩年多。在土魯斯的旅館裏，他無聊得發慌，便動筆寫一本「打發時間」的書，這本書的腹稿日後成了《國富論》。在巴黎結識魁奈（Quesnay）為首的重農學派 （Physiocrats）經濟學家後，他深受啟發。回鄉後反覆修訂近十年，終於在一七七六年出版這部七十多萬字的巨著[5]。

亞當·史密斯一生未婚，終身與母親同住。摯友是哲學家休謨。沒有休謨在思想上、書信往來上的支持與切磋，亞當·史密斯能否寫出《國富論》難以想像。一七七六年休謨臨終時，亞當·史密斯寫了一封公開信悼念他，稱讚這位被當時宗教界視為無神論者的朋友，是「在人性的脆弱所允許的限度之內，近乎完美睿智、近乎完美德性的人」[6]。這封信讓亞當·史密斯在保守的蘇格蘭社會招來不少敵意，他自己後來說，這封短信給他帶來的麻煩比《國富論》全書還多。從這個小插曲可以看出，亞當·史密斯絕非冷靜的經濟分析家而已，更是一位有原則、膽識、和重友情的哲學家。

關於亞當·史密斯為人的軼事極多，多半圍繞他的「心不在焉」展開。據說他常常一個人在路上自言自語，有一次散步陷入沉思，竟掉進路邊的鞣皮坑；另一次，他穿著睡袍走出城門，回過神來，已經走了幾哩路。傳記作者杜格爾德斯圖爾特（Dugald Stewart）曾說：「一個哲學家的傳記，所能記載的不過是他思想的歷史。」蘇格蘭小說家約翰布坎 （John Buchan）補充：「史密斯的生命也有戲劇，但戲劇不在他的行動，而在他的思想。」[7]這話用來描述任何偉大思想家都恰如其分。

三、分工：財富的祕密

（一）製針工廠的小寓言

《國富論》第一卷第一章開篇即拋出全書的核心命題：勞動生產力的最大改進，以及勞動所表現出來的熟練、技巧、判斷，大部分都是分工（division of labour）的結果[8]。為了說明這一抽象命題，亞當·史密斯用了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即製針工廠。

一個沒有受過訓練的工人，獨力製作一根大頭針，從拉鐵絲、剪斷、磨尖、做頭、釘上、塗白到包裝，所有工序都要自己一個人完成；這樣一天能做出的針，大概不過一根，絕不會超過二十根。亞當·史密斯曾參觀過一間小型製針工廠：工廠裏只有十名工人，把製針工序拆成十八個獨立的動作，每個工人專做其中一個動作，結果這十個工人合起來一天能做出四萬八千根針。換算下來，平均每人每天四千八百根[9]。同樣的人、同樣的工具、同樣的時間，僅僅換了一種組織方式，產出可以擴大幾百倍。

亞當·史密斯把這驚人的提升歸於三個因素：熟練度的增加、時間的節省，以及機械的發明。工人專做一個動作，動作自然愈做愈熟、愈做愈快；不必在不同工序之間切換、不用走來走去拿不同工具，便可專注一事；當一名工人天天只做一件事，他自然有動機琢磨怎樣把這件事做得更省力，於是各種小工具、小機械被發明出來。亞當·史密斯甚至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早期蒸汽機的閥門需要一個小男孩專門守著開關，有一天這個男孩想偷懶，便用一根繩子把閥門綁到機器的另一個運動部件上，閥門就自動開合了，這就是蒸汽機自動配氣機構的原型。亞當·史密斯說，工業上許多重要的改良，正是出自那些「想要偷懶」的工人之手[10]。聽起來有些調侃，卻道出了一個深刻的觀察：創造力與懶惰之間，有一種奇妙的同盟。然而，他在第五卷已預見分工的代價：長期專做一個簡單動作的工人，智力與情感都會被磨鈍，「變成人類所能變得的最愚蠢、最無知的存在」[11]。所以他主張政府應為勞工子弟提供基礎教育。亞當·史密斯絕非冷血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這一點下文還會回來。

（二）一根鉛筆背後的世界

二十世紀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在電視鏡頭前拿起一根鉛筆，淡淡說了一句：「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獨力製造這根鉛筆。」筆桿的木材來自美國西北華盛頓州的森林，需要伐木工、鋸木廠、運輸司機；筆芯的石墨開採自南亞的錫蘭（今斯里蘭卡），要礦工、貨輪、海員；末端的金屬箍由鋅與銅製成，涉及兩個礦業系統與一個合金廠；橡皮擦則由印尼的菜籽油經化學處理而成。每一個原料背後，又牽涉到生產原料所需的工具、能源、運輸，環環相扣，綿延全球[12]。

佛利民的鉛筆，正是亞當·史密斯製針工廠的二十世紀版本。亞當·史密斯一七七六年早已寫過：即使是最平凡的僱工，他身上那件粗糙的羊毛大衣，亦是無數雙手共同勞動的結果：有牧羊人、剪羊毛工、梳毛工、染色工、紡紗工、織布工、縮絨工、裁縫；這還只是大衣本身，再加上把原料從一地運到另一地的商人與船員、製造剪刀與紡車的鐵匠與木工、燒製陶瓷餐具的工匠，甚至要追溯到開採鐵礦的礦工、燒木炭的炭夫、砌磚的泥水匠。一連串追溯下去會發現，即使最簡樸的歐洲農夫，他的物質生活也比非洲那位「能對一萬個赤裸野蠻人的生與死握有絕對權力」的酋長更為豐富[13]。這個對比在二十一世紀讀起來有些刺眼。「野蠻民族」、「非洲酋長」這些詞，反映了十八世紀歐洲人帶著明顯偏見的視角。讀經典要懂得分辨：哪些是時代局限，哪些是穿越時代的洞見。亞當·史密斯的時代局限，正是對非歐洲社會的傲慢；他的洞見，則是看出了現代社會的物質豐裕，根植於一張極度繁複、跨地理的合作網絡。沒有這張網絡，我們的吃穿用度都無從談起。今日所謂「全球供應鏈」，亞當·史密斯在二百五十年前已經點出了它的雛形。

分工的邏輯不只發生在工業生產裏，也滲透到看似最不可分割的領域。深圳大芬油畫村是個有趣的例子。一九九〇年代初，香港畫家兼商人黃江帶著二十多位畫工進駐這座默默無聞的小村，專做西方名畫的複製品：梵高、達利、達文西、莫奈，各種風格、各種尺寸應有盡有。最高峰時期，大芬村供應全球大半的商業油畫。秘密不在於培養了多少天才，而在於把油畫這種傳統上一個人從頭畫到尾的工作拆成了流水線。一幅梵高的《向日葵》，有人專畫底色、有人專畫花瓣、有人專畫花蕊、有人專畫背景的鈷藍。整個村就是一座巨型的製針工廠。我們可以對大芬村的「藝術性」評頭品足，但站在亞當·史密斯的立場，這正是他理論的當代註腳。分工亦受市場規模（extent of the market）限制：在偏遠村落、在蘇格蘭高地那些彼此相隔幾哩的散落人家，沒有人能專做釘子為業，因為周圍的需求量太小。同樣的鐵匠放到倫敦或愛丁堡，就可以專做釘子，效率因此暴漲[14]。今日全球化的供應鏈、貨櫃船、航空貨運、跨境電商，都是這條規律的當代延伸。

四、交換的傾向：人性中那個獨特的衝動

分工為何會出現？亞當·史密斯的答案，觸及他對人性的根本看法。他在《國富論》第一卷第二章劈頭即寫：分工並非任何人類智慧預先設計的結果，它是人性中某種傾向「緩慢而漸進」的產物。這種傾向，他用了一句現已成名言的話形容，叫做「以物易物、討價還價、互相交換」（to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 one thing for another）的傾向[15]。緊接著他補充：這種傾向是人類所獨有的，在其他任何動物身上都看不到。兩隻獵犬合圍一隻兔子，看起來像是有默契的協作，其實只是兩隻狗各自的慾望恰巧指向同一目標，並非契約。從來沒有人見過兩隻狗公平地交換骨頭，從來沒有任何動物用姿態與叫聲告訴另一隻動物：「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願意拿這個換你那個。」但人會。從一個小孩拿玩具跟另一個小孩換糖果開始，我們就在做這件事；一輩子，我們都在以各種形式做這件事[16]。

亞當·史密斯由此給人類社會下了一個很特別的定義，叫做「商業社會」（commercial society）：

「當分工徹底建立之後，任何人靠自己勞動所能滿足的需要，只是他全部需要中極小的一部分。其餘大部分，他都要靠交換來滿足：把自己勞動產品中超出自己消費的部分，拿去換別人勞動產品中自己需要的部分。每個人因此都靠交換而活，在某種意義上都成了商人，社會本身就成了一個本來意義上的商業社會。」[17]

這幾句話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公式。今日每一個上班族，本質上都在重複同一個動作：把自己的時間、技能、勞動換成貨幣，再用貨幣去換別人的時間、技能與勞動成果。錢只是中介，真正在發生的，是大規模、跨地理、跨世代的交換。

（一）麵包師之喻

這裏出現了《國富論》最常被引用、也最常被誤讀的一段話：

「我們每天有飯吃，並非由於屠夫、釀酒師、麵包師的仁慈，而是由於他們對自己利益的關注。我們向他們訴說的，不是我們的需要，而是他們的好處。」[18]

這段話常被簡化為一句口號：「自利推動世界」（self-interest drives the world）。從這個簡化出發，有人讀出冷酷的個人主義，有人讀出對市場的禮讚，也有人讀出對倫理的徹底拋棄。但這些讀法都遺失了亞當·史密斯原本想說的東西。他並不是說人只關心自己。事實上，他在十七年前出版的《道德情操論》開篇就寫：「人不論被認為多麼自私，在他本性中總有些原則，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使別人的幸福成為他自己所必需的東西，哪怕他從中除了看見別人幸福的快感之外，一無所獲。」[19]這段話與「麵包師之喻」同樣出自亞當·史密斯之手。

德國學者一度為此爭論不休，稱之為「亞當·史密斯問題」（Das Adam Smith Problem），爭論他到底是道德哲學家還是經濟分析家。今日學界共識是，沒有矛盾[20]。亞當·史密斯只是在不同領域、針對不同問題，描述人性的不同面向：在道德與情感的領域，他強調人有同情 （sympathy）、有道德想像、有透過「他人的眼睛」反觀自己的能力；在經濟與交換的領域，他強調人在跟陌生人打交道時，合作的最可靠基礎並非對方的善心，而是對方自身的利益。我去早市買菜，並非要評判菜販的道德高度，只關心菜新鮮、價錢公道；菜販不必愛我，他甚至可以厭惡我，只要他想做生意、想賺錢，他就會給我一斤新鮮的菜。亞當·史密斯看到的，是這種轉化使大規模社會合作成為可能。

在《道德情操論》中，他另引入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叫做「公正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當我們判斷自己的行為是否合宜，光靠自己的內心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想像一個公正的、不偏不倚的旁觀者，從外面、從遠處看自己的行為，問：這個旁觀者會讚許還是責備[21]。把這個概念帶回市場語境，亞當·史密斯所構想的市場從來不是一個道德真空，而是建立在一個有道德修養的社會之上。

（待續）

註:

[1]Mark Skousen, The Big Three in Economics: Adam Smith, Karl Marx, and John Maynard Keynes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 3.

[2]Arnold Toynbee 對《國富論》與蒸汽機共同改變世界的評價，廣為西方思想史所引述，例見 Robert L. Heilbroner,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The Lives, Tim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Economic Thinkers, 7th ed. (New York: Touchstone, 1999), 第三章 “The Wonderful World of Adam Smith”。此 Arnold Toynbee 為老 Toynbee (1852–1883)，英國經濟史家、「Industrial Revolution」一詞之奠定者，與其姪、《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作者 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 為不同人，常被混淆。

[3]Henry Thomas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2nd ed. (London: J. W. Parker & Son, 1858), Vol. I, p. 214。「在它最終的影響上而言，可能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本書」一語原文僅及於此；後人引述此語時常補以「連《聖經》也不例外」之語，見 Mark Skousen, The Big Three in Economics: Adam Smith, Karl Marx, and John Maynard Keynes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 13 (引 Rogge 1976, p. 9)。

[4]參 Dugald Stewart,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 LL.D. (1793)，收入 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Glasgow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斯密少年入學、牛津自學、回母校任教等生平要點均見此文。

[5]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edited by 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此書於1759年初版，斯密生前共修訂六版，至去世前仍在加增第六版第六部「論德性的品格」(Of the Character of Virtue)。

[6]Adam Smith, “Letter to William Strachan, Esq., 9 November 1776”，原信附於休謨自傳 My Own Life 之後出版。引文見 Smith,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edited by E. C. Mossner and I. S. Ross, Glasgow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Letter 178。

[7]John Buchan, “Adam Smith,” in The Founder: Adam Smith 1723–1790 (Edinburgh: Royal Bank of Scotland, 1948); 又見 Dugald Stewart, Account, Section III.20。本文兩段引語並引。

[8]WN, Book I, Chapter I, §1。教材頁399。

[9]WN, I.i.3。教材頁400。製針工廠十八工序、十人四萬八千枚的計算原文俱在此節。

[10]WN, I.i.5–8。教材頁401–403。三項因素的列舉與蒸汽機男孩的例子分別見此章。

[11]WN, V.i.f.50。此節為 Smith 對長期單一動作磨鈍勞工心智的著名警告，並為其主張政府為平民設立基礎教育的論據。

[12]Milton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 pp. 11–13。鉛筆例子原出 Leonard E. Read, “I, Pencil”（1958），由 Friedman 在電視節目《自由抉擇》中再加闡發。

[13]WN, I.i.11。「即使最簡樸的歐洲農民，物質生活也比能對一萬個赤裸野蠻人握有絕對權力的非洲酋長更為豐富」一段見此節。教材頁405。

[14]WN, I.iii。「市場規模限制分工」是該章標題。教材頁411–415涉及水運與陸運生產力之比較。

[15]WN, I.ii.1。教材頁407。

[16]WN, I.ii.2。教材頁407。「人類獨有此一傾向，其他任何動物都看不見」見此節。

[17]WN, I.iv.1。「每個人因此都靠交換而活，在某種意義上都成了商人，而社會本身就成了一個本來意義上的商業社會。」 ‘Every man thus lives by exchanging, or becomes in some measure a merchant, and the society itself grows to be what is properly a commercial society.’

[18]WN, I.ii.2。教材頁408。‘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19]TMS, I.i.1.1。「不論人被認為何等自私，他本性中總有些原則，使他關心他人的命運……」一段為《道德情操論》全書開端。

[20]所謂 Das Adam Smith Problem，由十九世紀德國歷史學派所提出，學界於一九七六年斯密誕辰二百年後普遍認為此說已不成立。參 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Introduction” to TMS, Glasgow Edition (Oxford, 1976), pp. 20–25。

[21]TMS, III.i.2 及 III.i.5。「公正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 是貫穿該書第三部「論我們判斷自身情感及行為的基礎，以及論責任感」的核心概念。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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