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6年4月，保安局局長公布一項針對約7,000名涉及2019年香港抗議活動被捕人士的「更生計劃」。該計劃為參與者提供職業規劃服務、實習機會，以及前往中國內地交流的行程，旨在促進對「國家的更好理解」。在順利完成計劃後，相關人士可能不會被起訴。（註１）

從某一角度而言，此舉具有務實性。大量尚未處理的案件無可否認地對刑事司法制度構成沉重負擔，而長期的不確定性對有關人士及整個社會均屬不利。然而，按目前所描述，該計劃亦引發了嚴重的法律及憲制疑慮。本文將探討這些疑慮，並提出任何真正具和解性質機制所必需的保障。

二、擬議的「更生計劃」

A. 法律基礎不明確

首先，該計劃的法律基礎並不清晰。有關人士尚未被起訴，更遑論定罪，因此根據憲制原則應被推定為無罪。（註２）他們原則上不能被強制參與該計劃。

雖然現行存在所謂「警司警誡計劃」（Police Superintendent’s Discretionary Scheme, PSDS），允許警司以正式警誡代替起訴，但該制度通常要求當事人承認罪責，並僅適用於輕微罪行、品格良好之人士，以及在提起檢控並不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適用。（註３）相比之下，擬議的更生計劃涵蓋範圍廣泛，且未有明確界定的行為，並附帶可能相當繁重的要求，卻缺乏清晰的法定依據及程序保障。其中部分要求更可能與基本權利不相容，包括《香港人權法案》所保障的無罪推定、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註４）

B. 結果欠缺確定性

其次，政府強調，在存在明確犯罪證據的情況下，仍會「依法處理」。（註５）這意味著，即使參與該計劃，參與者仍可能面臨起訴。此種不確定性削弱了該計劃的根本理據，並可能使參與變得不合情理。

C. 態度評估與被迫表達

第三，據媒體報道，該計劃重視參與者的「態度」及其是否表現出「真誠悔意」，才會決定是否不作檢控。（註６）這引發兩項關注：（1） 參與者可能被明示或暗示需要作出悔過或自我批評的陳述，這亦引出參與者是否需作出某種形式的認罪或自我批評。（2） 如何對「真誠悔意」作出評估及主觀及任意評估的問題。

此類做法令人聯想到歷史上的例子——尤以文化大革命時期為甚——當時要求強制表達悔改並予以永久記錄。此類被迫表達悔過可能侵犯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不僅包括表達意見的權利，也包括不被強迫表達特定觀點的權利。此外，反對自證其罪的權利（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保障個人不被迫承認不當行為。若某一制度將法律利益與被迫表達悔意掛鈎，則可能同時侵犯上述兩項原則。

三、比較視角：英國駕駛者教育計劃

然而，鑑於超過7,000人面臨在不確定期限內被起訴的可能，設立某種和解機制並非本質上不可接受。若設計得當，該制度可減輕司法系統壓力，並符合更廣泛的公共利益。然而，其正當性關鍵取決於其結構及保障。

在這方面，英國的駕駛者教育計劃提供值得參考的經驗。

自己近期收到一份關於未遵從交通標誌的擬檢控通知。該通知提供三項選擇：

• 參加指定的駕駛者教育課程；
• 接受定額罰款及駕駛執照扣分；
• 在裁判法院抗辯。

通知書同時列明所涉罪行的詳情，並提供相關證據（如閉路電視錄像）連結，使本人可作出知情決定。此類安排通常依據法定定額罰款制度執行。（註７）如選擇抗辯而最終被定罪，則可能面臨罰款、扣分及支付訴訟費用。

我選擇第一項及實體上課。該類課程通常稱為「國家駕駛者違規再培訓計劃」（NDORS），在適當情況下作為起訴的替代方案。完成課程後，案件即告終結：不會被起訴、不會被罰款、亦不會被扣分。

課程歷時三小時，由私人機構提供。參與者可選擇不同提供者、地點及線上或線下形式。導師明確表示其並非警務人員，而課程費用亦不會納入政府的一般收入。

課程屬教育性質，旨在促進遵守交通規則及提升駕駛安全。課程不設考試或評估，唯一要求為準時出席及適當行為（例如尊重他人）。內容涵蓋法律的最新變更、更審慎的駕駛方式、預見風險及處理道路問題（如情緒激動、他人危險或挑釁性駕駛等）。課程期間有良好討論，唯一限制是導師不會討論規則是否公平（例如時速20英里的車速限制是否合理），這問題應由政客回答，而非課程範圍之內。

重要的是，儘管課程旨在影響行為，但任何態度轉變均屬自願。參與者毋需承認罪責、表達悔意或作出任何意識形態上的表態。

完成課程後，檢控在24小時內即被終止。

四、主要差異

儘管兩種制度均帶有某種程度的「選擇性壓力」（即在遵從與被起訴風險之間作出選擇），但英國制度具有法定基礎，並具備香港方案所欠缺的保障，其特點為清晰、透明及結果確定。

第一，涉嫌罪行明確列明，並提供支持證據，使當事人可作出是否抗辯的知情決定，符合公平審訊權。

第二，課程結構及要求透明，參與者事前清楚預期。

第三，課程純屬教育性質，不要求認罪、悔意或意識形態認同，是否導致態度的改變完全取決於參與者。

第四，完成課程即保證不會被起訴，結果自動產生，不取決於主觀評估或進一步酌情決定。

五、建議

若香港現時的更新計劃要成為真正的和解機制，需作出以下的改革。

第一，應更改名稱。「更生」一詞預設罪責，對未被起訴人士並不適當。「和解計劃」更為恰當。

第二，應清楚披露每名參與者所涉罪行及控方案情內容，以便在參與與抗辯之間作出知情選擇。

第三，計劃內容及要求須事先明確，包括活動性質及時間投入。這些內容和要求必須合理和合稱 （reasonable and proportionate）。

第四，不應要求參與者展示態度轉變或表達悔意。教育的目的應透過說服而非強制實現。強迫表達可能觸及反自證其罪及言論自由。

第五，雖然是否提供參與機會可由警方酌情決定，但一旦完成，應自動終止檢控，結果不應依賴進一步評估。

第六，該計劃應具備明確法定基礎。現時其法律依據不明。涉及大量人士並影響基本權利的制度，應透過立法確立，以確保法律確定性並防止任意執行。

第七，應設定明確檢控時限。長期處於被起訴威脅之下並不可取。明確時效有助促進終局性、公平性及法律確定性。

六、結論

距離2019年抗議事件已近七年。香港在此期間經歷深刻變化，社會在多方面出現撕裂、分化、創傷與壓抑。

在此背景下，讓超過7,000人的未來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實屬不可取。隨著時間推移，證據不可避免地變得陳舊，證人記憶亦愈趨不可靠。這不僅損害日後審訊的公正性，亦妨礙控辯雙方妥善履行司法職責。

社會終須向前邁進。雖然有論者認為目前的更新計劃屬洗腦計劃，本人亦明白這種憂慮，但若加上以上所建議各點，令計劃不帶表態或公開悔過的強逼細節，參與者會否有態度或思想的改變便取決於個人，若能以此而令大批年輕人放下被檢控的憂慮，重新上路，亦值得一試。

這裡需要強調，一個設計得當的和解機制，或可為修復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其正當性取決於其是否真正具備和解性質。若制度缺乏透明度、附加意識形態條件，或使參與者持續處於不確定狀態，則可能適得其反，加深而非化解矛盾。

註釋

1.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發言（2026年4月）（細節見媒體簡報；撰寫時尚未有完整制度文本）。Leopold Chen，〈Rehabilitation project open to all 2019 Hong Kong protest arrestees: Chris Tang〉，《南華早報》，2026年4月12日。
2.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第11(1)條：「任何被控刑事罪行的人，均有權在依法證明其有罪之前被推定為無罪。」
3. 香港警務處，《訊問疑犯及錄取口供規則及指引》；另見律政司《檢控守則》（關於以警誡代替檢控）。
4.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第11條（公平審訊）、第16條（言論自由）、第18條（思想及良心自由）。
5. 〈Singer Hins Cheung to mentor youth detained in 2019 unrest after apology〉，《英文虎報》，2026年4月11日。
6. 特區政府公開聲明（2026年4月）強調會「依法處理」相關案件。另見上引報道。 歌手張敬軒的公開悔文，正好表達了這種強逼悔過的憂慮：見註5。
7. 《1988年道路交通罪行法》（英國），第三部分（定額罰款制度）。
8. 英國國家警察局長委員會，《國家駕駛者違規再培訓計劃》（NDORS）政策框架。

▌［海外隨筆］作者簡介

陳文敏，前香港大學公法講座教授，2021年退休後，旅居英國，並出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名譽教授（Honorary Profes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