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22年底退休後返回英倫定居，有較多的時間和地利，思考及整理在英國統治香港期間，英國的思想、制度和傳統，是怎樣影響對香港的管治。

這其實是個大課題，其成效有好有壞。對此，我沒有全盤的研究、經歷和理解。但在我的工作經驗和學術興趣範疇中，有三個方面我是有些訓練和親身體會的。在此我試圖把我的看法粗略總結一下，以反映上世紀二次大戰後，港英政權的一些主要管治特色和哲學。

這三個範疇分別是香港的公共廣播服務、港英政府決策官員的管治倫理和原則，以及1960年代以來港英政府有意識推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在這篇短文，我先集中介紹香港公共廣播服務的建立，然後在日後的文章中，再談及戰後港英的管治倫理和財經政策背後的理念。

香港新聞自由的關鍵：香港電台

戰後的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是由香港電台在1970年代初展開的。其後，香港電台在這方面的發展，更成為了香港現代專業新聞工作的一個楷模和標準，對香港的新聞自由甚為關鍵。

香港電台成立於1928年，是屬於公務員體制下的政府機構。其新聞報道和節目是由政府新聞處提供的，基本上是替政府發放訊息服務。1954年，香港電台升格為一政府部門，但其性質和之前並沒有兩樣。

我1980年香港大學畢業後不久，加入了傳媒工作。首先是服務於香港商業電台。一年多後加入了香港電台中文台的公共事務組。我上班首天，在當時出任中文台台長的朱培慶辦公室裡報到時，朱台長跟我說，香港電台雖然是政府部門，但其製作新聞時事和節目的方針，是盡量以英國廣播公司的客觀、不偏不倚、多元、平衡原則為標準的。我們儘管是政府公務員，但我們的職責跟專業的新聞和廣播媒體從業員大體上是一致的。那一刻我明白到，我加入了一個以英國廣播公司的公共廣播服務的專業要求為榜樣的傳播機構，向市民提供客觀、持平，真確的訊息，並以此製作教育和綜合節目。

1980年代香港電台可以這樣，是因為自從1972年何國棟（James Hawthorne）出任廣播處長起，港英政府同意讓香港電台擁有編輯自主權，並於1973年4月起成立了自己的專業新聞部，開始一步一步的邁向公共廣播服務的方向和目標。

大家如果在2018年看過香港電台舉辦的90週年展覽，大概也知道，這位於1972至1978年任職廣播處長的何國棟在香港電台開啟公共廣播服務的一些重要事跡。吾生也晚，在我加入香港電台時，何國棟已返回英國，出任英國廣播公司北愛爾蘭台的台長。我因此沒有機會跟這位前處長學習和交往。我的香港電台前同事陳耀華君，曾經在何國棟生前在貝爾法斯特親身詳細訪問過他，談他在香港電台的經驗，並發表了文章。在這方面，我是得益於耀華君的努力，並很受他的文章和觀點啟發。

秉持專業客觀

我在2022年回到倫敦定居後，在機緣契合之下，竟然遇上了何國棟的女兒Fiona。Fiona年青時在香港生活和讀書，返回英國後繼續關心香港，並出版過兩本關於城寨的書。

通過Fiona，我得知何國棟在1978至1989年出任北愛爾蘭台台長時，正值北愛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暴力衝突最白熱化的時期。他們的矛盾既是政治的，也是宗教的，而且延續了幾百年。北愛的新教徒堅決要把北愛留在英國，對立的天主教徒卻要發動將北愛統一於愛爾蘭共和國之內的抗爭。雙方都不惜以極端手段來達到目的。要在這樣一個嚴重矛盾和暴力恐襲不斷的社會進行客觀持平的公共廣播，對何國棟來說，自然是一大挑戰。這更是多方都不討好的工作。

何國棟在任職北愛台長時，他堅持既不當英國政府的喉舌，也在衝突兩派之間保持不偏不倚的如實報道。其壓力和責任之大，可想而知。他的工作既要抵禦來自工黨或保守黨政府的干預，更惹來兩派敵對武裝分子的實質死亡威脅。Fiona告知我，何國棟退休後，他的母校貝爾法斯特皇仁大學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藏有他的檔案資料。我早些時候有機會在大學的圖書館翻閱過有關他的資料，更覺何國棟不單是把公共廣播服務帶來香港的關鍵人物，他對英國廣播公司和在暴力衝突地區如何秉持專業客觀和不偏不倚的編採原則的貢獻，是非常出類拔萃的。他的個案絕對值得學界和新聞媒界作深入的專題研究和介紹。

何國棟是1970年從英國廣播公司電視部借調來到香港電台，出任電視部台長的職位。當時香港電台正想發展彩色電視廣播。在來香港電台之前，何國棟在北愛已有9年從事教育電視的公共廣播經驗。他深深明白，英國廣播公司在北愛，是向一個有幾百年衝突歷史和彼此存在著深刻鴻溝的社會進行廣播。要兩個分裂社群都接受你的報道和節目，公共廣播便得秉持最高要求和嚴謹的客觀不偏不倚的編採原則。

何國棟當時為北愛製作關於兩百年來愛爾蘭歷史的電視教育節目，既被兩個分裂的社群認為是持平公道，也尊重到歷史上客觀的史實，因而大獲好評，並被北愛的學校廣泛採用。可見，何國棟在前來香港電台之前，已是高度服膺公共廣播服務的專業廣播人。

公共廣播服務的開展

來到香港電台之後，何國棟說起先他是失望的，因為香港電台當時並不推行公共廣播服務，基本上還是港英政府的喉舌。不過，就是在此情況下，何國棟還是在電視部推出了從不同角度分析時事的電視節目。1972年，何國棟借調香港電台合約快完結時，他原本已打算返回英國，就在這個時候，廣播處長的位置出現了空缺。何國棟意外地收到來自港督府的邀請，看他是否會考慮接受廣播處長的職位。何國棟後來提出反建議，要港府保證，他主治下的香港電台儘管是政府部門，但必須要享有編輯自主。

他認為政府政策要取信於人和讓人民接受，不能只靠宣傳。傳媒機構像香港電台也不應是政府的公關（那是政府新聞處的工作），而應是提供一個客觀、持平、有公信力的平台，讓包括政府在內的、認真但不同、卻又言之有據的觀點表達出來。這樣一來，各種觀點可以各陳利弊，看看哪些觀點最有說服力。如果經過這樣的公開交流，政府的觀點還是站得住腳的話，市民便會更接受政府的政策，公眾對政府的施政也就了解更多。

何國棟當時的條件，以麥理浩為首的香港政府答應了。自此，香港電台儘管是面對挑戰不斷，但卻也正式開始了公共廣播服務，之後便逐步出現編輯自主的新聞部、「獅子山下」等劇集、以及接受聽眾參與官員出席的電話諮詢及其他公共事務節目等等。

如果沒有英國廣播公司和他們備受尊重的公共廣播原則，如果沒有何國棟的專業操守和堅持，如果沒有像麥理浩這樣相對開明的港督，如果沒有一群受到良好教育、有才華和潛質，並陸逐加入香港電台的傳媒工作者，也許，香港便不會出現能持續發展的公共廣播服務。我是屬於生得逢時的一代，僥倖趕上了香港這個發展勢頭，並有空間在當中扮演了一個小角色。

▌ ［政治與人文］作者簡介

張楚勇於2022年7月在香港退休。退休前曾任職大學教師、公務員、傳媒編輯。1980年本科畢業於香港大學，並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英國University of Hull先後取得政治學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目前他主要在倫敦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