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偷運禁書的跨世紀之旅
立陶宛是三個波羅的海小國之中位處最南端、與俄羅斯、波蘭和白俄羅斯接壤的國家，今天人口不到三百萬，但它有三個不平凡的紀錄：一是保留了全歐近乎最古老的印歐語言，二是它在20世紀有三次戰勝蘇俄軍隊的紀錄，三是當蘇聯解體前它是第一個在1990年宣布獨立的國家。究竟一個人口不及香港四成，更比俄羅斯小五十倍的民族，如何在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強鄰爭霸的動亂年代 ，依然能夠獨立成國，更在脫離蘇聯後實行民主政體，加入了歐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為自由世界的一員？
在回顧立陶宛獨立運動的滄桑之前，或許最易掌握它們國族意識的方法，就是從公認為歐洲其中一條最浪漫的道路 —— 帕湼穆內公路（Panemunė Road）的歷史入手。
被禁的立陶宛語
立陶宛在1918年獨立以前，曾經被俄羅斯帝國沙皇統治了百多年。在這期間沙皇政府在立陶宛實施「俄化政策 」，力圖消滅立陶宛本土文化，學懂俄語成為在社會階梯向上爬的必備工具，在學校和公共領域，市民被禁止使用立陶宛語。沙皇政府更從1864年起正式實施禁書政策，嚴禁立陶宛語文書籍的印刷和傳播。
立陶宛語被公認是歐洲至今仍被活用的最古老印歐語系之一，它以拉丁文字為基礎， 保留了不少發源於4500至6000年前原始印歐語的語言結構。立陶宛人視立陶宛語言為國族身分和文化認同的重要支柱，所以隨著沙皇時期禁書政策實施，立陶宛人便開展了前仆後繼的「偷運禁書運動」。
尼曼河是立陶宛最大的河流，流經境內全長359公里，在立陶宛的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 ，被稱為「河流之父 」。沿河的帕湼穆內公路以其浪漫的風景、17世紀的城堡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宅而聞名，但它的歷史地位在於尼曼河是偷運禁書運動的秘密路線， 成為抵抗沙皇禁令，保護立陶宛語言文化的地標。
以性命為代價的扺抗運動
雖然書寫閱讀是最基本的人權和最平和的日常，但在沙皇時代偷運禁書是一場以性命為代價的扺抗運動。
偷運禁書是一場跨階層的全民運動，當中一位著名宗教領袖是天主教主教韋蘭瑞（Motiejus Valancius），他動員不少神父和信徒建立秘密印刷基地和偷運網絡，善於運用創意，把書籍藏在穀物包或馬車暗格，逃避俄羅斯政權的搜捕 。
另一位民間領袖是被稱為「偷運禁書之王」的貝利寧（Jurgis Bielinis），他在普魯士（現今德國境內）印刷書籍、報紙和宗教刊物 ，然後派人徒步穿越叢林和尼曼河，利用安全屋分發書籍到村民和學生手中。有一次他在普魯士邊境被俄羅斯公安追捕，急忙把書籍打包埋藏在隱蔽地點，然後隻身跑入樹林逃脫。貝利寧一直活到立陶宛宣布獨立的1918年才去世。
但並非所有偷運者都一如貝利寧般好運，例如簡加列（Simonas Kancleris）是偷運網絡中的一位虔誠天主教徒，他不幸被俄羅斯公安在布魯士邊境埋伏，被捕後經歷酷刑拷問，再被送到西伯利亞勞改營，結果死於獄中。持續40年的偷運禁書運動，估計被殺害的烈士達150人，另外被流放至西伯利亞而死的還不止此數。
本土語言與國族認同
為了捍衛本土語言而犧牲性命財產，在不少人眼中會覺得不可思議。但對於立陶宛人來說，偷運禁書與國族意識息息相關，令獨立運動的精神在被蘇聯從1940至1991年佔領期間從未間斷，以下三點尤其重要。
第一是確立本土語言對國族認同的核心作用，特別是在蘇俄霸權君臨天下的格局下， 立陶宛人不甘心成為受帝國壓迫的邊緣民族，爭取「自己語言自己講 」就成為捍衛文化權利的全民運動。
第二是創立了由草根庶民帶動跨階層運動的傳統，建立本土公民社會與海外離散社群的紐帶，互相呼應，直接影響在1988年成立的Sąjūdis改革運動， 把文化抗爭演變為推翻專制的核心力量，直至三年後蘇聯解體。
第三是啟發了社會領袖採納以非暴力文化抗爭作為對抗外來壓迫的主要模式，有助立陶宛獨立運動取得廣泛的社會共識和國際支持。
雖然偷運禁書運動主要發生在19世紀末的幾十年，但它樹立的精神卻橫跨兩個世紀。現今普京政權亟欲重振俄羅斯的帝國夢，立陶宛若要保持獨立，看來還須倚仗這種堅韌不屈的反抗意志。立陶宛政府邀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先遣部隊常駐在俄羅斯邊境，正好突顯了他們對未來前景的憂慮和捍衛領土的決心。
今天香港人來到立陶宛，可以輕鬆駕車遊覽帕湼穆內公路，斤小國之中位處最南端、與俄羅斯、波蘭和白俄羅斯接壤的國家，今天人口不到三百萬，但它有三個不平凡的紀錄：一是保留了全歐近乎最古老的印歐語言，二是它在20世紀有三次戰勝蘇俄軍隊的紀錄，三是當蘇聯解體前它是第一個在1990年宣布獨立的國家。究竟一個人口不及香港四成，更比俄羅斯小五十倍的民族，如何在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強鄰爭霸的動亂年代 ，依然能夠獨立成國，更在脫離蘇聯後實行民主政體，加入了歐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為自由世界的一員？
在回顧立陶宛獨立運動的滄桑之前，或許最易掌握它們國族意識的方法，就是從公認為歐洲其中一條最浪漫的道路 —— 帕湼穆內公路（Panemunė Road）的歷史入手。
被禁的立陶宛語
立陶宛在1918年獨立以前，曾經被俄羅斯帝國沙皇統治了百多年。在這期間沙皇政府在立陶宛實施「俄化政策 」，力圖消滅立陶宛本土文化，學懂俄語成為在社會階梯向上爬的必備工具，在學校和公共領域，市民被禁止使用立陶宛語。沙皇政府更從1864年起正式實施禁書政策，嚴禁立陶宛語文書籍的印刷和傳播。
立陶宛語被公認是歐洲至今仍被活用的最古老印歐語系之一，它以拉丁文字為基礎， 保留了不少發源於4500至6000年前原始印歐語的語言結構。立陶宛人視立陶宛語言為國族身分和文化認同的重要支柱，所以隨著沙皇時期禁書政策實施，立陶宛人便開展了前仆後繼的「偷運禁書運動」。
尼曼河是立陶宛最大的河流，流經境內全長359公里，在立陶宛的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 ，被稱為「河流之父 」。沿河的帕湼穆內公路以其浪漫的風景、17世紀的城堡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宅而聞名，但它的歷史地位在於尼曼河是偷運禁書運動的秘密路線， 成為抵抗沙皇禁令，保護立陶宛語言文化的地標。
以性命為代價的扺抗運動
雖然書寫閱讀是最基本的人權和最平和的日常，但在沙皇時代偷運禁書是一場以性命為代價的扺抗運動。
偷運禁書是一場跨階層的全民運動，當中一位著名宗教領袖是天主教主教韋蘭瑞（Motiejus Valancius），他動員不少神父和信徒建立秘密印刷基地和偷運網絡，善於運用創意，把書籍藏在穀物包或馬車暗格，逃避俄羅斯政權的搜捕 。
另一位民間領袖是被稱為「偷運禁書之王」的貝利寧（Jurgis Bielinis），他在普魯士（現今德國境內）印刷書籍、報紙和宗教刊物 ，然後派人徒步穿越叢林和尼曼河，利用安全屋分發書籍到村民和學生手中。有一次他在普魯士邊境被俄羅斯公安追捕，急忙把書籍打包埋藏在隱蔽地點，然後隻身跑入樹林逃脫。貝利寧一直活到立陶宛宣布獨立的1918年才去世。
但並非所有偷運者都一如貝利寧般好運，例如簡加列（Simonas Kancleris）是偷運網絡中的一位虔誠天主教徒，他不幸被俄羅斯公安在布魯士邊境埋伏，被捕後經歷酷刑拷問，再被送到西伯利亞勞改營，結果死於獄中。持續40年的偷運禁書運動，估計被殺害的烈士達150人，另外被流放至西伯利亞而死的還不止此數。
本土語言與國族認同
為了捍衛本土語言而犧牲性命財產，在不少人眼中會覺得不可思議。但對於立陶宛人來說，偷運禁書與國族意識息息相關，令獨立運動的精神在被蘇聯從1940至1991年佔領期間從未間斷，以下三點尤其重要。
第一是確立本土語言對國族認同的核心作用，特別是在蘇俄霸權君臨天下的格局下， 立陶宛人不甘心成為受帝國壓迫的邊緣民族，爭取「自己語言自己講 」就成為捍衛文化權利的全民運動。
第二是創立了由草根庶民帶動跨階層運動的傳統，建立本土公民社會與海外離散社群的紐帶，互相呼應，直接影響在1988年成立的Sąjūdis改革運動， 把文化抗爭演變為推翻專制的核心力量，直至三年後蘇聯解體。
第三是啟發了社會領袖採納以非暴力文化抗爭作為對抗外來壓迫的主要模式，有助立陶宛獨立運動取得廣泛的社會共識和國際支持。
雖然偷運禁書運動主要發生在19世紀末的幾十年，但它樹立的精神卻橫跨兩個世紀。現今普京政權亟欲重振俄羅斯的帝國夢，立陶宛若要保持獨立，看來還須倚仗這種堅韌不屈的反抗意志。立陶宛政府邀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先遣部隊常駐在俄羅斯邊境，正好突顯了他們對未來前景的憂慮和捍衛領土的決心。
今天香港人來到立陶宛，可以輕鬆駕車遊覽帕湼穆內公路，欣賞尼曼河的浪漫美景。撫今追昔，雖然不易理解百多年前立陶宛人偷運禁書的重重險阻，卻或許會激發香港人對未來的另類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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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拯救歐洲被禁語言的帕湼穆內風景公路
▌[顧後瞻前] 作者簡介
黎廣德，資深工程師。倡議永續發展，曾任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及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移居海外後特別關注文化傳承及離散港人在全球各地的公民社會如何互補與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