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我們對窮人的想像跟香港很不同。上司跟我說，單憑外表是看不出誰是窮苦學生的。這也許是英國的好，人活得較有尊嚴；也有人說這是英國的壞，因為這「養懶人」。

要判斷，我認為應該回帶，了解這國家是如何設計，設計者用心何在。我們不能不提的，是威廉・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他因撰寫了《貝弗里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而聞名。這份報告自1942年發表後，成為英國許多社會福利立法的基礎，與英國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建立有密切關係。

「由搖籃到墳墓」的保障

一個人的思想跟他的經歷有關。貝弗里奇於1879年3月5日出生於英屬印度孟加拉（Bengal），當時他的父親是印度文官系統（Indian Civil Service）的一名法官。他最初也接受法律訓練，但在1906年至1914年的自由黨政府期間嶄露頭角，受邀擔任政治家大衛・勞合・佐治（David Lloyd George）的顧問，協助制定老人退休金及國民保險制度等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貝弗里奇負責協助動員及管理全國勞動力。1919年，他出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院長，並一直任職至1937年。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仍在進行，但英國政府已委託他主持檢討英國的社會保險及相關社會服務，為戰後的社會重建提出方案。英國政府希望戰後能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社會，福利國家的構想不是戰後才突然出現，而是在戰爭期間已經開始制度化思考。

就是在1942年，他發表了著名的《貝弗里奇報告》，建議政府應致力消除五大「五大巨惡」（Five Giant Evils）：Want（貧困）、Disease（疾病）、Ignorance（無知）、Squalor（惡劣居住環境）和Idleness（失業或閒置）。他主張政府應保障人民「由搖籃到墳墓」（from cradle to grave）的基本生活需要。你可以說這也是一種對戰爭中的人民一種激勵。如果英國人民願意為戰爭承受巨大的犧牲，那麼戰後國家也應該建立一個更公平、更有保障的社會。今天，這承諾是否兌現？我們作為移民又是否理解這久遠的承諾？

每個人都可為他人和社會作出貢獻

1945年，工黨（Labour Party）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宣布，將依照1942年《貝弗里奇報告》的構想建立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我們現在移英港人都熟知的NHS、NI就是在這樣背景下產生的。比如1948年成立國民保健署（NHS），為所有人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

而NI呢？其源頭可追溯至1911年。當時自由黨政府在財政大臣大衛・勞合・佐治推動下通過《國民保險法》，建立疾病及失業保險制度。大衛・勞合・佐治是自由黨「戰時首相（The Man Who Won the War）」，他於1916年至1922年擔任英國首相，帶領英國度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貝弗里奇在1942年的《貝弗里奇報告》中，就是以這套制度為基礎，建議把保障範圍擴展至全民，形成「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貝弗里奇相信國家應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社會保障，每個人都可為他人和社會作出貢獻，而非只追求個人利益，這其實建基於社群觀念；最近，聽到球星連尼加等富豪呼籲新相多徵他們這些富人的稅，理由正是他們能應付，和他們愛國。

富人與窮人的社會實驗

最後，不能不說湯恩比館（Toynbee Hall）跟貝弗里奇的關係。他曾接受邀請成為東倫敦湯恩比館（Toynbee Hall）副館長。湯恩比館是一項社會改革實驗，讓大學畢業生與工人階級共同生活，希望彼此學習。

湯恩比館成立於1884年，位於倫敦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的商業街。它是全球「社區聚居運動」（Settlement Movement）中第一個與大學有聯繫的機構。這項社會改革運動主張，富人與窮人應生活得更加接近。湯恩比館由亨麗埃塔・巴奈特（Henrietta Barnett）及山姆・巴奈特（Samuel Barnett）夫婦創立，地點選在當時經濟蕭條的倫敦東區。湯恩比館命名是為了紀念他們的好友兼社會改革者——牛津大學歷史學家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他於該館成立前一年逝世。

在東倫敦，貝弗里奇目睹貧窮、惡劣居住環境、不穩定工作和營養不良，這些經歷使他立志推動社會公義，改善人民生活。1903年，他寫信告訴母親決定放棄法律工作，因為：「作為律師，永遠無法感受到真正與他人一起工作，或為他人服務，而這兩件事我都不能缺少。」律師能否為他人服務，與他人工作？我不知道，但我所知的是「大家一起工作」是這國家的精神所在此處，而我們只是視而不見。

▌［英史補習班］作者簡介

路易士老師，移英港人。在港教通識，現於英國公立學校教歷史和地理。閒時愛讀書和遊山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