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封信 18.1

明慧：

當夕陽西下的光影灑向遠山，我常常沉思於時間的奧秘裡，想著我們何時才能真正明白過去的光影，並在它們的照耀下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安寧。你曾經問我：「為什麼要讀歷史？」這個問題彷彿一顆石子投向靜湖，激起了我心中層層漣漪。這不僅是一個學術的問題，更是關乎我們「是誰」的核心命題，是每一個思考的靈魂都會面對的永恆追問。

讀歷史，就像是在一面古老的銅鏡中：我們從何而來？過去的經驗如何塑造了我們的思考方式、價值觀與語言；我們是誰？對歷史的理解，讓我們在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中找到了立足點；我們往何處去？唯有明白過去的軌跡，才能在當下選擇合適的道路，並懷抱對未來的希望與憧憬。這三個問題環環相扣，就像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說的時間三重結構，共同構成了我們存在的完整樣貌。

歷史與我們的身份認同：一場永不停歇的對話

明慧，歷史並非冰冷的年代數字或單純的事件羅列，也不是博物館裡陳列的文物標本，而是深刻地融入我們日常認同的活生生的力量。它像血液一樣流淌在我們的思想脈絡中，像基因一樣遺傳在我們的文化傳承裡。香港的例子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深刻性。

1997年主權移交，並非一朝一夕的決定，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當時清朝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下，將九龍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個島嶼租借予英國，為期99年。從這段延綿百年的歷史軌跡中，我們可以理解，香港的政治制度、法律體系與社會結構，都深深根植於那段殖民歷史的土壤之中。

當我們探究這些歷史脈絡時，我們尋求的不只是「發生了什麼」的事實陳述，更是要理解「為什麼會這樣」的深層邏輯。正如那段開埠的歷史所顯示的，香港之所以會形成如此特殊的東西文化融合，與1842年《南京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以及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這三部曲的歷史安排密不可分。這種特殊的歷史處境決定了香港「一國兩制」政治框架的複雜性，也解釋了為何香港在今天會面臨如此多的挑戰與機遇。

每當我回憶走過香港的街道，回想著那些中英對照的路牌，聽著粵語、英語和普通話在人群中交織，我就深深感受到歷史的力量。這不是抽象的學術概念，而是活在每一個香港人身上的具體現實。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人，他的身份認同既不是純粹的「中國人」，也不是單純的「英國殖民地居民」，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香港人」。這種身份認同的複雜性，正是歷史對現實最生動的詮釋。

因此，讀歷史絕不是一種懷舊的消遣，而是在靜心傾聽「過去如何持續影響現在」的深刻對話。這種對話讓我們明白，我們每個人都是歷史的產物，同時也是歷史的創造者。當我們面對未來的抉擇時，歷史為我們提供了更寬闊的視野和更堅定的身份認同基礎。

海德格的時間論：存在的時間性結構

要真正理解歷史對身份認同的重要性，我們必須首先理解時間的本質。海德格在他的《存在與時間》中為我們揭示了一個革命性的觀點：「此在」（Dasein）之所以為人，關鍵在於它的「時間性」。這不是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而是每個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的實在結構。

讓我們用通俗的語言來理解海德格的深刻洞察。他告訴我們，人類的存在總是同時和「過去」「現在」「未來」相連接的，這三個時間向度不是機械鐘錶上分割的時刻，而是有機統一的整體：

過去（曾在，gewesen）：我們每個人都被投擲到某個歷史情境中——譬如一個特定的家庭、一段特殊的殖民史、一種獨特的文化傳統。這種「被拋狀態」並非我們自己的選擇，但它賦予了我們原初的文化背景與語言基礎。就像一個香港人無法選擇自己出生在殖民地時代，但這個歷史事實深深影響了他的世界觀和價值體系。

現在（當下，gegenwärtig）：人必須在此時此刻做出選擇與判斷，這些「此刻的抉擇」正是形塑我們身份的關鍵過程。每一個決定都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回應，同時也是對未來的投射。當一個香港人選擇用粵語還是普通話與人交談時，這看似簡單的語言選擇實際上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意義和身份表達。

未來（將來，zukunftig）：我們的行動總是指向某種可能性，最終指向死亡這個絕對的界限。但正是因為有了對未來的投射和期待，才讓我們在當下努力規劃與改變。未來不是一個空白的畫布，而是在過去和現在的基礎上展開的可能性空間。

海德格的哲學洞察在於，他向我們展示了這三個時間向度的內在統一性。用更通俗的話來說：我們不能割裂過去、現在與未來，就像我們不能割裂頭腦、心臟和雙手一樣。正如讀歷史能讓我們理解自己從何而來，當下的思考與行動則決定著我們將往何處去。這種時間性不是抽象的哲學概念，而是我們每個人都在親身體驗的存在結構。

更重要的是，海德格指出，這種時間性正是「歷史性」得以可能的根本條件。沒有時間性，就沒有歷史；沒有歷史，就沒有真正的人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理解歷史不是學者的專利，而是每個人實現自身存在的必要條件。

伽達默爾的詮釋學：理解作為歷史性存在

如果說海德格為我們揭示了時間性的存在結構，那麼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則進一步闡明了我們如何在這種時間性結構中理解歷史。他的哲學詮釋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歷史、理解文化、理解自我的全新視角。

伽達默爾的核心洞察是：「理解」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性行為。這意味著我們永遠不可能像自然科學家觀察實驗對象那樣，以一種完全客觀、超越歷史的方式來理解歷史。我們總是帶著自己的歷史處境、文化背景和個人經驗來接近歷史文本或歷史事件。

這種觀點包含著三個重要的層面：

語境決定理解：我們的語言、概念與價值觀，都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步形成。想要理解一段史實，就必須盡可能還原當時的歷史語境。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永遠無法完全擺脫自己所處的當代語境。這種「雙重語境」的張力，正是理解活動的動力源泉。

前見與對話：每個讀者都帶著自己的「前見」（Vorverständnis）——早已存在的理解框架來接近歷史。這些前見並不是理解的障礙，反而是理解得以開始的前提條件。真正的歷史理解，是讀者與歷史文本在「對話」中彼此調整、相互啟發的過程。就像兩個朋友的深度談話，雙方都會因為對話而改變自己的觀點。

視域融合：伽達默爾用「視域融合」這個概念來描述理解的本質。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視域（horizon），即我們能夠看到和理解的範圍。當我們接觸歷史文本或歷史事件時，我們的視域與歷史的視域會發生融合，產生新的理解。這種融合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創造性的重構。

讓我們用香港的例子來說明這個過程。當一個今天的香港年輕人閱讀關於1967年暴動的歷史資料時，他不可能完全擺脫自己當代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念。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無法理解那段歷史。相反，正是通過他的當代視域與1967年歷史視域的對話和融合，他可能獲得對那段歷史更深刻、更豐富的理解。他可能會發現，當年的社會矛盾與今天的政治分歧之間存在著某種深層的連續性，也可能會意識到歷史發展的複雜性和多面性。

伽達默爾的詮釋學告訴我們，歷史理解不是被動地接受既定的「歷史事實」，而是在「提問—回應—再提問」的動態循環中，持續深化對歷史和對自己的認識。這種理解活動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我們的理解也會成為後人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材料。

（待續）

▌［鏡遊集］作者簡介

張燦輝，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相信哲學不是離地、不在象牙塔之中，對世界有期望；改變不一定成功，但至少嘗試理解和批判。已到耄年，望在餘生仍能享受自由民主，並欣賞文化與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