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因不明原因，開審日期從原定的2025年11月被延至2026年1月22日。這已是法院定於5月6 日正式開審後，第二次把審訊日延期。香港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的行動，再次成為破壞香港法治與踐踏人權的象徵。李卓人、何俊仁與鄒幸彤三人在未經定罪之前，已被長期剝奪自由：李與鄒被還押逾一千五百天，何亦接近一千三百天。這種異常漫長的審前拘留，本身已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九條及第十四條所保障的人身自由與及時受審的權利，構成任意拘留與不公平審訊的雙重侵犯。

長期還押與剝奪自由：制度性濫權的展現

聯合國任意拘留問題工作組，是一個根據國際人權法調查涉嫌任意拘留案件的專家工作組。工作組已在2023年5月裁定，鄒幸彤的遭遇符合任意拘留五項定義中的四項：無合法依據、因行使基本權利而被捕、未獲公平審訊，以及基於歧視性動機。這是國際社會對香港人權問題最嚴厲的譴責之一。

工作組指出，香港當局對鄒幸彤的拘留理由前後矛盾、指控含糊不清，顯示缺乏合法基礎；她只是和平行使言論與集會自由，卻被以國安名義拘捕；審訊過程中法庭的獨立性備受質疑；更重要的是，當局對她進行長期騷擾和針對，反映出政治歧視。工作組要求香港政府立即釋放鄒幸彤、給予賠償、修訂《國安法》以防任意拘留，並展開獨立調查。

然而，港府非但沒有遵守要求，更以「案件仍在審理」為由迴避回應，甚至聲稱國際調查可能構成「藐視法庭」。這種態度正如工作組所批評，是以本地法律凌駕國際人權機制，公然違反港府在《公約》下的義務，進一步暴露出政府對國際問責機制的敵意與傲慢。

長期審前拘留：製造妥協與認罪的制度陷阱

在普通法體系中，保釋權是防止濫捕濫押的重要保障。《公約》第九條第3款明確規定，任何被控者應在合理期間內受審，或在審前獲釋。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第32號一般性意見》中進一步指出，被告若被拒絕保釋，應盡快受審，所有程序階段不受不當拖延（without undue delay）。委員會曾在過去個案中認為，22個月的審前拘留已構成違反《公約》的不當拖延^[1]。

然而，支聯會案三人自2021年9月9日被捕後，至今已被長期羈押三至四年，仍未正式開審。李卓人與鄒幸彤從未獲准保釋，何俊仁短暫獲釋後又被撤銷保釋。這種長期羈押的現象，不僅遠超合理範圍，更顯示司法機關對國安案件過度順從，欠缺對個人權利及自由的保護。若香港政府及法院仍自稱維護法治，應對此深感羞愧。

這種審前羈押的濫用在政治案件中已成常態，凡涉及《國安法》或《煽動罪》的被告，幾乎難以保釋候審。此外，整體的審前拘留趨勢，亦同樣令人憂心。根據我們於2024年發表的報告，2014年至2024年間監獄內的還押人數翻倍，至2024年上半年還押者已佔整體囚犯近四成。我們注意到，有被告為求早日脫身而選擇認罪，這種制度性壓力變相以剝奪自由作為逼供手段，嚴重破壞司法公正，亦使「無罪推定」成為空談。

拘留的寒蟬效應：侵蝕更廣泛的基本權利

審前拘留除了侵犯個人的人身自由，也會削弱《公約》中其他權利與保障。人權事務委員在一宗案件中裁定^[2]，若針對一名記者因發表文章而提出誹謗罪起訴，並將案件懸而未決多年，這種延誤不僅違反公平審訊的保障，更會令被告長期處於恐懼與不確定中，產生寒蟬效應，對其行使言論自由造成不當限制。

同樣地，李卓人、何俊仁與鄒幸彤三人，長期倡導民主、和平紀念六四，組織公民社會，所作所言皆屬於《公約》所保障的言論、集會與結社自由。香港政府卻把這些行動定性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並藉拖延審訊令他們長期被囚。這種政治檢控所帶來的客觀效果，就是製造寒蟬效應，進一步恐嚇公民社會，壓縮香港人的權利與自由。

公義的延遲即是公義的否定（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三名支聯會領袖的長期還押與審訊延誤，不僅違反《公約》核心原則，更象徵香港司法體系如何淪為政治鎮壓的工具。在「國家安全」之下，香港所謂「法治」只餘虛名。

^[1] Communication No. 818/1998, Sextus v Trinidad and Tobago

^[2] Communication No. 909/2000, Mujuwana Kankanamge v. Sri 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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